第二任妻子去世僅15天,他便寫下情書向學生表白:我已愛你20年

顧頡剛,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治學嚴謹、著作等身。新華網評價

“他為領袖的'古史辨'派,實際上已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界、古典學界不可繞過的巨大存在。"而這位大師的背後,感情經歷也與眾多的民國大師一般,十分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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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顧頡剛出生於一個傳統的讀書世家。當時恰逢清朝末年,大清王朝的統治在西方列強、國內民情洶洶之下也已是岌岌可危。 但儘管如此,這個有著濃厚的治學之風的家族,對於這位數代單傳的少年,實則是仍舊寄予厚望,這種體現不僅體現在對於他學業上的支持;還表現在對他私生活的關懷備至之上。13歲時,顧頡剛便由長輩做主,依據舊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同城大自己4歲的女子吳徵蘭訂立了婚約。

對於這樣一紙婚約,顧頡剛事實上心中並不滿意的。作為一個處於時代交替,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青年,他對於舊有的封建制度、習俗有著天生的不滿,而吳徵蘭則與之相反,則完全是一位舊時代女性。不過處於同情,在1911年時顧頡剛還是履行了與吳徵蘭的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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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後,對於並不識字的妻子,顧頡剛也循循善誘,教其讀書識字,希冀能夠培養出共同愛好,加深感情基礎。但婆媳關係,這個橫亙了中國幾千年的敵對關係,在顧家也並不會缺席。婆婆對於顧頡剛與吳徵蘭的親密無間,不由得大為光火,因此時常的苛責、刁難這個只知順從的兒媳。如是,在1917年吳徵蘭與顧頡剛的二女兒降生後,吳徵蘭身染風寒。由於此時顧頡剛在北大就讀,並不能陪伴左右,儘管顧頡剛對於妻子噓寒問暖,並囑咐家人帶吳徵蘭就醫,可惜的是家人對於這樣的叮嚀並未放在心上,吳徵蘭也在病魔的折磨之下,1918年便命歸西天,年不過2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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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妻子死後,顧頡剛內心十分悲痛。但作為一個傳統的家族,要延續子嗣香火,因此其母親又逼迫他趕緊續絃。此時的顧頡剛,在經過新文化、新思想的多年浸淫之後,早就在心中打定了注意,一定要自由決定婚配。

於是,便有了1919年他與練為璋信中所提及的條件:第一,須有學術上之興味。無論現在程度高下,惟不可不有求學之志願,……第二須淡泊寧靜,不好浮華。

此時,他的好友葉聖陶將蘇州甪直鎮四大家族之一的殷家之女殷履安介紹給了他。殷覆安之家,一樣是讀書世家。作為名族出身的她,為人好學,不喜浮華,也正和了顧頡剛的心意。因此顧頡剛便立志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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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一系列的波折之後,顧頡剛說服了父親(顧、殷二人八字不和),終於與殷覆安結為伉儷。雖然伊始因為工作原因,殷覆安與顧頡剛之間聚少離多,但二人關係並不淺薄,顧頡剛更是稱之為“以伉儷而兼朋友”。夫妻二人之間,鴻雁傳情,好不樂哉。殷覆安患有盆腔結核,不能生育;更兼之溫婉善良,對於吳徵蘭與顧頡剛的二個女兒也是視如己出,關懷備至,殷覆安還幫助顧頡剛整理書稿文獻;可惜的是這樣舉案齊眉的生活也僅僅過了20年,1943年,殷覆安因病去世。

但就在殷覆安於5月30日病逝後的15天后,顧頡剛便做出了一件令人大驚的事情——寫下一封滿含情愫的表白信,向他的學生譚惕吾表達愛意。

譚惕吾(曾用名湘風、慕愚、健常),是湖南人,作為新知識女性,她是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事實上,與顧頡剛之間更是相識甚早。在1924年4月30日的顧頡剛的日記中,便出現了譚慕愚的名諱,而僅僅過了十六日,顧頡剛先生的日記中便有了“予於同遊諸人中,最敬愛譚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矯矯不群,有如幽壑絕澗中一樹寒梅,使人眼目清爽”

的話語。可見顧頡剛對於譚慕愚愛慕之意,早已長達20餘載。只不過礙於彼時,早已有妻子並未表明,顧頡剛先生也只能將感情記在日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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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顧頡剛的求愛,譚慕愚實則是“落花有情,流水無意”,因此對於顧頡剛的多次求婚,她也都是“十動然拒”。就在1943年10月13日,在友人蕭一山、羅根澤的介紹下,他與張靜秋結識。很快志同道合的二人,便在次年結婚,張靜秋也成為了他的第三位妻子,也是最後一位妻子。

對於譚慕愚,1978年9月6日85歲的他再度翻開54年前的日記,寫下了“無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長廊疑夢迷。五十年來千斛淚,可憐隔巷即天涯。”或許這就是愛情吧。1980年12月25日,87歲的顧頡剛先生去世。了無遺憾?一生遺憾?誰又能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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