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五國包括瑞典 、芬蘭、挪威、丹麥、冰島。
但是那五個北歐小國家都是發達國家，各方面福利都是世界頂級，
首先，他們地理位置很寒冷，土地不肥沃，二，礦產資源也不多，沒有聽說過瑞典，挪威，芬蘭，有大型煤礦，鐵礦，石油，天然氣之類的。
三，科技也不發達，沒有什麼國際大品牌，芬蘭的諾基亞手機現在也不行了，挪威，瑞典，印象中基本上沒什麼有名氣的產品，
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類型的發達國家，都是資源豐富，人口少，國土大。
日本，德國，法國，英國，這類型的都是科技發達，很很多的國際品牌。
那麼問題來了，他們是靠什麼那麼富的？
19世紀下半葉迅速增長的城市工人階級，群居在倉促建成的貧民窟中，社會越富有，他們就顯得越貧窮。1880年代以後歐洲各國推行改革措施謀求為日益增長的中產和工人階級提供最小的經濟保障，這種想法迅速在北歐紮了根，得到了社會民主黨和其他黨派的響應。
在整個19世紀，北歐各國都一直是農業國家。甚至在1920和1930年代農業仍是所有北歐國家中就業的最重要來源。 在19世紀初，北歐各國的經濟還處在初級商品生產階段，大部分的社會問題還都集中在農村，城市避免了工業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圈地運動在北歐也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沒有使得農民消亡，反而使得多數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獨立的農民湧現成一個階級，並形成自己的政黨，獨立的農民政治力量成為社會連帶主義的福利方案獲得普遍支持的有利因素。
在19世紀後半期社會連帶主義思想在北歐的農工運動中蔚然興起。它倡導集體的凝聚力和集體行動，與集體共命運，謀求共同的利益，提倡“共同的責任和相互的義務”。
在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體系中，把社會連帶主義描述成“工人階級特有的道德規範”，目標是一個以合作和互助為基礎的更高標準的社會秩序。到20世紀30年代初社會民主黨在北歐鞏固了權力的時候，把社會連帶主義從工人階級擴大運用到了整個社會，這樣就把社會看成共同利益的整體，成為北歐建設普遍福利國家的最初的思想基礎。 北歐的改革者仿效英國的改革，建立友好互助的社會來保障財產和人身的安全，其原則就是社會保險。北歐的工會說服了傳統的行業協會和僱主們加入到這種互助保險體系，目的是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合作農莊—丹麥土地改革的發動機，使得小農戶能夠利用到技術和科學的進步，饑荒從此成為歷史[2]。 當19世紀末期國家的社會保障作用在全歐洲被擺到政治議程上的時候。北歐國家採用了已經小規模實現了的理想，首批社會保障法律誕生了，其中有丹麥（1891年）、瑞典（1913年）、芬蘭（1936年）、挪威（1937年）的第一個老年撫助或養老金法律；挪威（1909年）的第一個疾病保障法律。
19世紀北歐政治經濟的巨大變化也伴隨著對文化教育資源的充分利用。令人矚目的變化是，義務教育的發展開始把鄉村農民轉變成有文化的活躍的公民，也是農民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有利因素。 人口的健康因為與國家的財富創造和強盛息息相關而受到政府的重視，國家成為公共衛生領域的積極干預者。北歐國家有健康和醫學服務的悠久傳統。對公共衛生健康的立法也較早。 瑞典和挪威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僱傭醫生對窮人提供免費或者廉價的醫療服務，並且監督公共衛生項目的實施。丹麥在1858年通過了健康法，之後幾年其他北歐國家也都相繼頒佈了健康法，這些法律都在指導地方部門對健康衛生的監督管理。
在此期間直到1930年代，在經濟保持著快速增長的同時，北歐的社會改革和社會政策也取得了成功的結果。這些社會改革替換了貶低窮人的法律和修修補補的、不連續的福利規章和措施，取而代之以推行為所有失業者提供儉樸但充足的生活標準的長久計劃；並努力消除公共資助所能帶來的恥辱感；為那些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難的殘疾人和農民家庭採取專門的措施，尤其是提供孩子補貼，提高他們的生活標準。
嚴峻的考驗來自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崩潰。蕭條影響了北歐的工農業，使得1/4的勞動力失業。在困境面前，社會民主黨建立起廣大的工農聯盟（在北歐稱作“紅綠聯盟”），取得了廣泛的政治一致性，使得全面的福利計劃和經濟刺激計劃得以實施。 同時，北歐國家已經有了基本的社會保險的安全網，保障了生命安全。儘管是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在覆蓋面上尚有很大的缺口，但正如英國社會歷史學家R.H.Tawway所說，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經常比它已取得的成果還要重要。
只有在二戰之後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普遍主義的制度才在北歐真正全方位地推行，包含了所有的公民。
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北歐國家經歷了生產和進出商品結構的多元化，迅速成長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幾乎同時，“成熟的”普遍主義的福利國家已經制度化了，經濟增長沒有以犧牲福利國家的成長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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