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于謙歷來被認為是民族英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對於于謙的死，後人也是惋惜不已，把這筆帳算到復辟的英宗朱祁鎮，以及幫助其復辟的石亨、徐有貞等人頭上。
其實，按照歷史的記載，于謙死得一點都不冤枉。為什麼這麼說？既然參與到皇權的更替，于謙一定是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這正是于謙的偉大之處，為了國家利益，把一切個人榮辱置之度外。所以，于謙的死，可以說很冤，也可以說一點也不冤！
但是，英宗能夠復辟，併成功報復于謙，有一個小人物是關鍵！
先否英宗，再否見深
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四日，群臣照例來到奉天門外的左順門前問安。據太醫傳出的消息，景帝病勢已非常嚴重，不免人心惶恐。倒是司禮太監興安遇事不亂，他從左順門內一出來，劈頭便說：“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徒日日問安何益！”經他一說，眾人才猛然醒悟，一起來到午門外的左掖門。
在這裡，大臣們討論過土木之變的善後事宜，爭執過廢立太子的尷尬難題。如今，又來到這裡商議景帝身後之事。人還是那些人，地方還是老地方，氣氛卻更為壓抑。如果說第一次是同仇敵愾、義無反顧，第二次是大勢已定、無容選擇，這一次卻是吉凶未卜、前途叵測，每個人都在仔細掂量自己的前程和退路。
王直、胡濙等部院大臣傾向於復立沂王見深為太子，但內閣諸臣則態度暖昧。陳循本來敢作敢為、甚有擔待，易儲之議第一個署名的就是他，這次卻是一聲不吭。相反，倒是平日遇事退避、資歷也較淺的蕭鎡更為坦率，當吏部侍郎李賢問及他對復立沂王的看法時，竟斷然答道：“沂王既退，不可再也！”王文也是快人快語：“今只請立東宮，安知上意誰屬！”卻不知這一痛快，卻招致了塌天大禍。有人猜測，王文與景帝的心腹太監王誠謀迎襄王瞻墡（仁宗之子）的世子祁鏞繼位，這成了英宗復辟後誅殺王文的真正的“莫須有”罪名。
孫太后曾召見於謙，問祁鈺死後，祁鎮可否復位，于謙認為：“失國得罪祖宗，恐不足以示天下後世。”又問復立故太子見深可否。答曰：“罪人之子，已廢不復。”是于謙對復立東宮也不以為然，從而構成了在英宗復辟後被殺的重要因素。惟一視此事為兒戲的是都御史蕭維楨，當蕭鎡主草寫上“早建元良”時，他竟提筆改“建”為“擇”，成了“早擇元良”，並自鳴得意笑道：“吾帶亦欲更也！”
如果景帝對這份“早擇元良”的聯名疏作出積極反應，重立見深為太子，事情也許還有轉機。但他卻下了一道對自己、也對許多大臣帶來災難的詔諭：“卿等憂宗廟愛君之心，朕已知之，但今失於調理，所請不允。”並表示十七日將視朝。
關鍵時刻的“不急於一夜”
到正月十六日，有關王文與王誠謀迎襄王世子的傳聞已不脛而走，以吏、禮、兵三部尚書王直、胡濙、于謙為首的部院大臣及科道官重議復立見深為太子事，內閣諸臣見事態緊急，也開始傾向復立見深為太子，大家推舉兵部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商輅主草奏疏。
商輅是正統十年英宗欽點的狀元，也是有明二百七十年間惟一在鄉試、會試、殿試中奪魁的“三元”進士，《明史》說他“為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見眾人推己，商輅也不推辭，援筆書道：“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兩句話擲地有聲，宣宗只有祁鎮、祁鈺二子，祁鈺既無子嗣，那麼皇儲自非祁鎮之子莫屬，即使有人謀迎襄王世子，也不為輿情所接受。奏疏擬定，天已向晚，第二天便是常朝日，景帝日前曾諭示十七日早朝，因此眾人也不急於一夜，議定第二天早朝時面爭廷折，定要復立沂王為太子。
但是，與議眾人中儘管有于謙這樣的政治家，有商輅這樣的學問家，但多為胸懷坦蕩、不設城府的君子。誰也未曾料到，就在他們光明正大地議國事於朝堂，準備和平完成皇位交替時，一群野心家卻在密室策劃一場鋌而走險的陰謀。
陰謀策劃者：石亨、徐有貞
石亨是陝西渭南人，《明史》說他“生有異狀，方面偉軀，美髯及腹，善騎射”，使一柄大刀，舞動如飛，每有戰事，當先陷敵，屢立戰功，
是當時不可多得的猛將。正統十四年八月土木之變前，已經是都督同知的石亨隨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蒙古騎兵在陽和口遭遇，戰事慘烈，宋瑛、朱冕戰死，石亨仗著馬快刀狠，竟單騎殺出重圍。由於得到兵部尚書于謙的賞識，石亨被召到京師掌五軍營，在瓦剌進攻北京時，力戰德勝門外，又在西直門外解懷寧伯孫鏜之圍。北京解圍後，石亨論功第一，晉爵武清侯，佩鎮朔大將軍印，後加太子太師。于謙改革京軍時，石亨又兼提督團營，成了景泰一朝最為顯赫的武官。
徐有貞原名徐理，南直吳縣人，宣德八年進士，選庶吉士，凡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無一不精，長得短小精悍，謀略過人，可以說是景泰、天順時首屈一指的學問家和權術家。但因土木之變後首倡南遷，壞了名聲，故而不得升遷。後打通了內閣陳循的關節，又改名徐理為徐有貞，才得由翰林編修升為諭德，因治河有功，在景泰七年已官至左副都御史，七年間升了四品八級（由正七品編修至正三品左副都御史）。
無論是石亨還是徐有貞，在景泰時都感到受了壓抑。論德高望重，有五朝元老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論居中策劃，有內閣陳循、王文；尤其是兵部尚書于謙，既負經濟之才，又有再造之功。如果附和眾議，仍立見深為太子，景帝若有不測，新君繼位，受重用者還是王、胡、陳、於。
就在此時，一位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善星象占卜的鴻臚寺主簿萬祺石破天驚地向急於尋找出路的石亨指點迷津：“皇帝在宮，奚事他求！”
石亨聞言，如夢方醒，立即與張軏、曹吉祥密謀。張軏為靖難元功河間王張玉之子、英國公張輔之弟，積功為前軍都督府右都督，掌京營兵；曹吉祥為御馬監太監，正統時曾領兵徵麓川、徵兀良哈、徵鄧茂七，帳下有一批為其效死力的達官銳卒，是正統時最有權勢的宦官之一，景泰時又分掌京營。
石、張、曹均為京軍中的實權派人物，比起那些坐議立談的文官，他們行事要果斷得多。只是還缺少一位出謀劃策、總攬全局的人物。他們找到當年往宣府迎回英宗的太常卿許彬，許彬向他們推薦了“善奇謀”的徐有貞。
在徐有貞的策劃下，並得到孫太后的支持，石亨、徐有貞、張軌、曹吉祥及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楊善等於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即商輅等人議定上疏請復立見深為太子的當天、景帝準備抱病視朝的前一天的深夜，發動了一場擁戴英宗復辟的政變，史稱“奪門之變”。
結語
這次政變對於明朝的政治經濟總格局並未產生太大的影響，卻導致了當時最高決策階層的重大變化。
景泰時期的決策人物在英宗復辟後大多遭到清洗：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都督範廣及司禮監太監王誠、施良、張永、王勤被殺，大學士陳循、工部尚書江淵、刑部尚書俞士悅及侍郎項文曜戍鐵嶺衛，大學士蕭鎡、商輅及侍郎王偉、古鏞、丁澄削籍為民，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大學士高轂致仕。內閣、六部全部改組，部院大臣盡遭貶斥，取而代之的是奪門功臣及其親信：徐有貞、許彬入了內閣，王驥、楊善分掌兵部和禮部，石亨、張軏、曹吉祥掌京營、參與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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