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它是公元前六至五世紀時由北天竺迦毗羅衛國(古印度，現尼泊爾境內)淨飯王的長子喬答摩悉達多所創立。因他是釋迦族人，所與後來他的教徒們便尊稱他為釋迦牟尼，意為釋迦的聖人。釋迦牟尼最初說教的內容主要是“四諦”苦諦、 集諦、滅諦、道諦。西漢末年，佛教開始有傳入我國的記載。公元67年，東漢派使臣去天竺，用白馬馱回佛經和釋迦牟尼像，到達洛陽。東漢朝廷專修白馬寺迎候，佛教此時正式傳入中國。自此以後，佛教在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民族關係、文化藝術甚至生活習慣等方面均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魏晉， 尤其是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極大發展，各地鑿窟造像祈福之風盛行。杜牧有詩勾畫出了南朝時期佛寺的興旺，“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在北方，北魏遷都洛陽(494年魏孝文帝)之後，在龍門大造石窟，即學界所謂的“龍門石窟”(它與“莫高窟”(甘肅敦煌，以壁畫和泥塑為主)“雲岡石窟”(山西大同，亦以石刻為主)並稱我國著名的“三大石窟”，也是我國三大佛教藝術的寶庫)。各石窟或石窟中的佛龕多有題記，三大佛教藝術的寶庫)。各石窟或石窟中的佛龕多有題記，記述造窟者姓名或願望之類。從北魏至唐的150餘年時間中，造像10萬餘尊，碑刻和題記3600餘塊。人們擇精華500品，又在其中再選精粹20品(“龍門二十品”)，以至4品。在每次的精心挑選中，《始平公造像記》都在其列，且每次皆居首位，足見其影響和地位。
《始平公造像記》為佛龕的題記，全稱《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川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九月十四日刻於龍門古陽洞北壁。十行，行二十字。題記由孟達文，朱義章書。清乾隆年間始破錢塘黃易(1744——1801年，字大易，號小松，“西冷八家”之一)發現，倍受書壇重視。此碑與其它諸碑有眾多區別之處，一一列舉如下: 一、此碑全文皆取陽刻法， 逐字界格，此為歷代石刻所僅見在北朝甚至整個刻石系統中，多為陰刻法，這樣來得省時，也不費力。而此碑全文皆用陽刻，逐字界格，甚為少見。
二、造像題記配有碑額。-般而言，造像記多為佛龕附屬品，大都隨意鑿打，鑿工多為民間工藝出身，於書法多為外行，所以這是一項可以草草了事的工作，勿需像正式碑刻的方式，配以書額。然此碑卻有法度嚴謹的陽文正書“始平公像一區”。
三、結尾落款。在整個六朝碑版摩崖體系中很少見到署款舉動(《龍門二十品》當然包括其列),然此碑卻把書者、撰文者，赫然列於其上，連同刊立時間一起，儼然構成一幅完整的北碑書法創作。也因此朱義章就和崔浩(傳《吊比干碑》書者)蕭顯慶(《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記》書者)王遠《石門銘》書者)寇謙之(《嵩高靈廟碑》書者)鄭道昭(《鄭文公碑》書者)等一起，給後人留下了一個關於北朝書家群體形象的簡樸認識。
對《始平公造像記》讚賞有加的不乏其人，楊守敬《平碑記》雲:《始平公》以寬博勝"。包世臣:“具龍威虎震之規”。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對《始平公造像記》更是極力推崇:“遍臨諸品。在《廣藝舟雙楫》中對《始平公造像記》更是極力推崇:“遍臨諸品，終於《始平公》極意辣蕩。骨格成，體形定，得其勢雄力厚，一生無靡弱之病";“北碑 《楊大眼》.《始平公》《鄭長猷》《魏靈藏),氣象揮霍，體裁凝重，似《受禪碑》";“太和之後，.……諸家角出，方重則有《楊大眼》、《魏靈藏》、《始平公》”。
此碑用筆多取方筆，斬釘截鐵，一些“點"狀筆畫和折處重頓方勒，鋒芒畢露，故顯雄峻非凡。康有為稱龍門石刻“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規也”。在這些“方筆之極規”的石刻中，《始平公》又是方筆的代表作，可謂極規中的極規了，故有胡鼻山的“方筆雄健允為北碑第一” 。
在這種方筆基調下，相間“撇”畫的左弧飛揚，使方峻中見靈活，而不死板。臨習時要考慮進去。結構上，以茂密取勝，其點畫間幾乎到了密不容針的地步，且中宮收斂，但又不顯拘謹。這是為何呢?原因在它的每-筆畫皆 自有起止，既獨立又完整，所以還是見出了疏宕。《筆法十二意》中所謂“密謂際”即是明證。此造像雖有界格為限，但字之大小斜正並不受到侷限，通過舒展長撇大捺和橫畫的撐足，使氣勢極其開張。在線條的組合方面，十分講究穿插、避讓、線條走向因時而變。晚清趙之謙從此碑中吸取很多養料，並贊其為“北碑遺像中最佳者”。
《始平公造像記》是北碑中以方筆為主的雄強書風的典型代表，通過學習可壯其膽、強其骨、厚其力、生其勢，益處良多。臨習時要注意善於用鋒，如起筆露鋒切人、鋪毫運行和斂鋒收筆，氣脈貫通。要注意提按的有效控制，著意於重筆的同時間與細筆的輔之、著意於方筆的同時間以少量圓線的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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