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輩出，但有一位小說家，生前仕途坎坷，籍籍無名，卻享有國際聲譽。新羅和日本的使節每次來到朝廷，都四處打聽這個人有沒有新作問世，一旦打聽到有，立刻不惜重金和珠寶，買走他的新作，回國後廣為傳誦。據《舊唐書》載：日本“每遣使入朝，必出重金購其文”。這個人就是張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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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鷟(約660-740),字文成,道號浮休子，深州陸澤 (今河北深縣)人，唐代小說家。他於高宗李治調露年登進士第，當時的考官著名文人蹇味道讀了他的試卷，評價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被任為岐王府參軍。後為長安縣尉，又升為鴻臚丞。他在士林中有“青錢學士”的雅稱。這個雅號後來成為典故，作為才學高超、屢試屢中者的代稱。武后時，擢任御史。
張鷟的性情急躁，總是幻想平步青雲一步登天，這是官場大忌,且又風流自賞,行為放蕩, 不檢點小節,為恪守禮法的官僚士大夫所蹙眉疾首,執政的名相姚崇就“甚薄之”。玄宗李隆基開元初(約714), 御史李全交劾奏他在文章中譏諷時政,誣告他巡視江南時收受賄賂，貶謫嶺南，當縣尉（從九品下），一切又回到了原點。幸虧刑部尚書李日知的救護,不久移到內地。最後回朝任司門員外郎而終。
張鷟的官路主要靠自身才華考中制舉而獲升遷，可見當時科舉制度在朝廷選拔人才和個人實現夢想上的重要作用。而張鷟確實是一個考試能手，屢試屢中。韓愈《順宗實錄》記載：“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
張鷟的代表作《遊仙窟》，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自傳體愛情小說。此書在中國早已亡迭，十九世紀末才從日本傳回故國。日本的手鈔本慶安本，始錄於清末楊守敬著的《日本訪書志》，雖為短篇小說，但在文學史上，標誌著中國古代小說真正走向了成熟。“五四”運動後，魯迅在其《中國小說史略》中正式講到這篇作品，才引起了學界的注意和重視。國人重新引進，先後出版了多種刊本。何滿子先生主編《中國十大小說家》時因這篇《遊仙窟》將張鷟列為首選。
《遊仙窟》歸國後，在內容和描寫上曾遭人詬病，有人認為其文“意在寫一夜風流，辭旨淺鄙，了不足取”。實際上，“遊仙”在當時並非作者個人行為，而是那個時代文人士大夫們在科舉和宦遊中普遍參與的冶遊生活。小說中反覆出現的男女調情的情節與當時士子普遍的詩歌唱和、酒筵行令生活相符合。從這一層面看，頗具社會原因。在唐人作品中,敢於繪聲繪色地描寫男女生活的也僅有《遊仙窟》一篇,《新唐書》本傳議其“儻蕩無檢”,即輕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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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作品對後來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小說所寫張郎的一夜豔遇,其實就是當時中上層人物婚外戀風習的寫照。這種婚外戀在唐以前的敘事文學中是沒有被反映過的。也即是說張鷟是表現這類題材的第一人。對於後來的大量描寫婚外戀的傳奇乃至宋以後的同類題材的小說,《遊仙窟》是開先河的作品。
《遊仙窟》實現了六朝以來從“志怪文”向“小說”的飛躍。其文字描寫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在精神和內容上都具有強烈的時代性，當然也帶有鮮明的個人風格。
《遊仙窟》對日本文學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比如成書於八世紀中葉的詩歌總集《萬葉集》就明顯受到《遊仙窟》的影響。研究者發現《萬葉集》中至少有十幾首“和歌”是由《遊仙窟》中的詩句演化而來。隨著《萬葉集》的成書，“和歌”成為日本各種文學形態中最早完成的一種獨立文學樣式，奠定了日本民族文學的美學特徵。其次，日本古代小說在敘事藝術薄弱的情況下不自覺地藉助了中國古代敘事藝術的積累。在《遊仙窟》的直接影響下催生了日本古代小說的發軔之作——《浦島子傳》。這篇小說從“遇仙”的觀念、敘事的模式、文學語言等方面都沿襲了《遊仙窟》。
“有人據此認為，《遊仙窟》之所以在日本得到激賞而在後世中國受到冷落，是因為《遊仙窟》內容的基點設在‘豔’與‘哀’等唯美因素上，而這正好契合了日本文學中固有的‘真心’、‘風雅’、‘哀憐’、‘華豔’、‘餘情’、‘幽玄’等美學理念。”（《遊仙窟校注》，【唐】張文成撰；李時人、詹緒左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5，第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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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積石山者，在乎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小說開篇以描寫積石山入筆，打破了唐人小說以人物為敘事起點的結構。從積石山的遠景近景引入“神仙窟”，像是一篇遊記，同時突出了故事的真實性。“仙”是唐代文人中美女、豔姬的代稱, “遊仙窟”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美人窩的經歷”。
此篇唐傳奇小說，採用自敘體的形式，描寫作者奉使河源，夜宿大宅，大宅即神仙窟，與兩女子調笑戲謔，宴飲歌舞，無所不至。把唐初文人放蕩、輕佻的狎妓生活，寫入傳奇小說。以四六駢文的形式進行創作，與變文韻散夾雜、唱白並用的形式基本一致，寫得生動活潑，文辭華豔淺俗，有人稱之為“新體小說”。
《遊仙窟》校注談到：
當因科舉制度而形成的“科舉士子人群”開始衝破魏晉以來世族門閥的堅壁，通過科舉取得了政治、經濟利益以後，這批朝氣蓬勃的新進士子，就不僅要在社會有形構成的實務權利中爭取自己的利益，也要求在精神領域表現自身的存在和價值。包括《遊仙窟》在內的唐人小說中所表現出來的“科舉士子”的冶遊生活和婚外戀，對名門望族的禮法不以為意，正是這一精神活動不自覺的體現，這種美學的新內容正是曲折的反映了當時社會關係的變化，表現了一種創作主體的精神蠢動。也表現了作者不為世俗禮法所羈的精神上的解放，一種西方美學所說的“酒神性格”。
小說中，張郎是如何攻破十孃的心理防線的呢？且看第一封情書：
餘以少娛聲色，早慕佳期，歷訪風流，遍遊天下。彈鶴琴於蜀郡，飽見文君，吹鳳管於秦樓，熟看弄玉。雖復贈蘭解，未甚關懷，合巹橫陳，何曾愜意！昔日雙眠，恆嫌夜短，今宵獨臥，實怨更長。一種天公，兩般時節。遙聞香氣，獨傷韓壽之心；近聽琴聲，似對文君之面。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天上無雙，人間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橫波，翻成眼尾。才舒兩頰，熟疑地上無華；乍出雙眉，漸覺天邊失月。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燒妝……下官寓遊勝境，旅泊閒亭，忽 遇神仙，不勝迷亂。芙蓉生於澗底，蓮子實深；木棲出於山頭，相思日遠……空懸欲斷之腸，請救臨終之命。元來不見，他自尋常；無事相逢，卻交煩惱。敢陳心素，幸願照知！若得見其光儀，豈敢論其萬一！
首句敘述自己早已娶妻，後面補充談及夫妻感情篤厚。在遊歷中，見過不少佳人，佳人有意，自己卻剋制著僅飽眼福，沒有亂性。表明自己是坐懷不亂的真君子，絕非見色情迷的輕浮放蕩之輩。前面的都是為博取十娘好感作的鋪墊。
“忽遇神仙，不勝迷亂”,此刻面對前所未遇的絕代佳人不容他不動心。背後也應該帶有張郎對十孃的熱烈追求乃是對懷鄉思親之情的轉移和沖淡。“多事春風，時時動帳。愁人對此，將何自堪！空懸欲斷之腸，請救臨終之命。元來不見，他自尋常；無事相逢，卻交煩惱。敢陳心素，幸願照知！若得見其光儀，豈敢論其萬一！”張郎甚至言辭中略帶威逼利誘。十娘見信斂色謂桂心曰：“向來劇戲相弄，真成欲逼人。”
面對張郎的以詩相挑，以書達情，情真意切，十娘不為所動，反而有反感之意。或許十娘對這樣的求愛已見慣不怪了。又或者，十孃的初拒，會不會也是一種女人對男人“欲迎還拒”的姿態？
之後，張郎又贈詩一首，十娘見信並無想讀之意，正欲燒之，忽然，情節有了反轉。“十娘讀詩，悚息而起。匣中取鏡，箱裡拈衣。袨服靚裝，當階正履。”這段細節描寫，頗有內心急迫之意。十孃的態度緣何有如此大的轉變？
只因一首小詩轉為接受並主動迎合。僕人見她要燒燬信件，便唸了一首信中的小詩，“未必由詩得，將詩故表憐。聞渠擲入火，定是欲相燃。”這首小詩道破了十娘內心經受的慾望煎熬，十娘頓生心意相通之感，心裡的防線被打破。
從十孃的自述中可知，她原本有一段美好的婚姻，但是丈夫婚後出征，戰死沙場，自己和嫂子才17歲和19歲就守寡，年紀輕輕就面臨獨守空房之苦，內心的壓抑和痛楚從她的用詞也可看出，如“破銅熨斗”、“舊來心肚熱，無端強熨他。”這般比喻，可見十娘表面孤冷，內心卻有滿腔熱情與慾望，只是不得不壓抑著。古來自有“寡婦門前是非多”的偏見，欲愛不敢，而這樣的煎熬，已經歷了數年。
所以，起初的拒絕是對陌生異性的不瞭解而起的必要防備。防線一破，慾望則如熊熊烈火迅速蔓延。
張郎借十娘詢問之機自述身世，所述多與自身經歷相符，再次強調本小說的自傳性，同時也趁機表露出自己對朝廷調度的不滿，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均為作品蒙上了一層莫名的惆悵。而作者正是在這種惆悵與失落的情緒下作此文的。所以，筆者有理由懷疑，這篇小說只是作者的一番神遊。
十娘斂手而再拜向下官，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向見稱揚，謂言虛假，誰知對面，卻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
十娘曰：“向見詩篇，謂言凡俗，今逢玉貌，更勝文章。此是文章窟也！”
本文所述的“神仙窟”實則有兩處，一處是作為名勝之地的“神仙窟”，是作者在奉使途中游經的；二是作為二美女所居地的崔宅，是作者去尋訪傳說中的神仙而偶遇的。進入崔宅與離開崔宅，以及崔宅裡的一切，均帶有一定的虛幻狀。如崔宅裡無一男性，只有年輕的美女，而且室內陳設與上桌的美食，皆呈現出一種仙境之感。
最後，作者所歷的兩“神仙窟”實則都融入了“文章窟”。是實是虛，任由讀者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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