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郭聖通被立皇后,淺談東漢成立初的一場政治危機,及劉秀的對策

劉秀的兩位皇后,郭聖通和陰麗華之間的是是非非,一直是歷史上的熱門話題。因為郭聖通的“插足”,陰麗華由髮妻變小妾,又因為陰麗華二度扶正,郭聖通又由皇后變成庶妻。一頂鳳冠輪流戴,多少隱情藏其中。

劉秀對郭、陰二人到底什麼態度?因為那句有名的“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讓劉秀與陰麗華的愛情,一直被當做愛情的美好典範,似乎郭聖通就是橫亙在劉秀與陰麗華之間的障礙物。

從郭聖通被立皇后,淺談東漢成立初的一場政治危機,及劉秀的對策

劉秀與陰麗華

既然如此,劉秀為何要立郭聖通為皇后呢?要知道,在郭聖通被立皇后前五個月,她的舅舅真定王劉楊,因為謀反事件剛剛被誅殺。舅舅謀反伏誅,外甥女又怎麼能不受牽連,反而因禍得福呢?

其實,這件事跟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由於不斷出現的謀反事件,讓新生的東漢政權危機重重,郭聖通封后,就是一次安定時局的重要政治舉措。

反叛頻發,給新生的政權帶來重重危機

建武元年六月,劉秀在河北登基稱帝。說實話,劉秀登基其實有點早,就當時的形勢而言,他並不佔優,跟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韜略相比,草率了點。

彼時,天下軍閥林立,不說遠憂,眼前就有關東的赤眉軍,和河北百萬之眾的二十餘支農民武裝,還有眾多沒有臣服於劉秀的豪強士族武裝。劉秀最大的優勢在幽州,幽州像圍棋棋盤上的“金角”,讓劉秀有一個不四面受敵的根據地。不過這也不可靠,很快劉秀就嚐到了苦果。

建武二年正月,真定王劉楊和他的弟弟劉讓意圖謀反:

從郭聖通被立皇后,淺談東漢成立初的一場政治危機,及劉秀的對策

真定王劉楊

“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雲:‘赤九之後,癭揚為主。’揚病癭,欲以惑眾,與綿曼賊交通。”

赤,指代赤帝劉邦,九,指代第九代,即劉秀。意思說劉秀之後,就該輪到我大脖子劉楊做人主了!結果還沒來得及起兵,就被劉秀派耿純耍了個計謀,砍了他的大脖子。

劉楊造反有點無厘頭,當初劉秀面臨王郎攻擊的危險環境下,劉楊選擇了以聯姻的方式支持劉秀,現在劉秀做大了,外甥女眼看要臨產了,皇親貴戚的他為何要謀反?

史書沒交代,我估計是劉秀奪了劉楊的真定重兵。劉楊與劉秀聯姻前號稱擁兵十萬,耿純謀殺劉楊時,僅剩劉讓和劉細(劉楊從兄)手上各一萬人,其他八萬人哪兒去了?要麼被劉秀划走了,要麼被劉秀遣散了。也不難理解,誰下屬擁有這麼強的實力,做主人的不哆嗦才怪。對劉秀來說做得合情,對劉楊來說卻不合理,這恐怕是矛盾的根子。

建武二年二月,另一個重量級的人物漁陽太守彭寵反叛:

“帝遣寵從弟子後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後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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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聖通

彭寵反叛很意外,朱浮無事生非和劉秀對彭寵的不公正處置,是造成彭寵反叛的很重要原因。彭寵反叛動搖了劉秀生存的根基,影響很惡劣。

當時,劉秀唯一的根據地就是幽州,河北還沒完全平定,南征大軍還未取得成果,西征大軍舉步維艱,劉秀的兵力本來就捉襟見肘,又被迫內部滅火,窘境可想而知。

彭寵反叛不光讓劉秀喪失了戰略上的安全,同時又失去了一個穩定的後勤保障基地。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劉秀因為供應問題,被迫對歸降的部隊予以遣散。

無奈之下,劉秀進行了一場豪賭,對彭寵採取放縱的姿態,集中火力南征。幾年後,在東西兩路勝利後,才轉過頭來解決幽州問題。

除了這兩個重量級的人物反叛外,三月份更始降將蘇茂反叛、八月份鄧奉又造反。

總之,建武二年是劉秀登基以來最困難的一段歲月,是新政權頻臨夭折危機的一年!

安定河北,是劉秀生存發展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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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

劉秀登基前夕,赤眉軍西征,與更始政權展開決戰,劉秀看到了機會。他認為,自己目前以幽州和河北為根據地,假如能搶在赤眉軍之前攻克長安,佔據三輔之地,同時再拿下眼皮底下的洛陽,兩京在手,統一天下的大局基本可定。

所以,劉秀派出了以鄧禹為首的西征大軍,同時以吳漢為首一路南征,又以馮異等諸將掛帥,輪番圍攻洛陽。

這個戰略部署很完美,可惜計劃沒有變化快,出征的大軍還沒有進展,內部就出問題了。彭寵反叛後,劉秀唯一的安身之地僅剩河北。倘若河北出現閃失,劉秀就成了流寇,離覆滅就不遠了!

劉楊的謀反雖然及時平定了,但危機實際未完全解除。我們知道,劉秀是南陽人,他在河北並無根基,之所以能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在陌生的環境裡創業成功,秘密只有一個:他取得了河北豪門士族集團的支持。

這些豪門士族集團包括真定王劉楊、漁陽太守彭寵、上谷太守耿況、和戎太守邳彤、宋子縣豪強耿純、鉅鹿豪強劉植等。這些豪強集團相互之間利益交錯,淵源很深,構成了一個複雜的利益關係網。

比如劉植和劉楊同為宗室,當初充當劉秀使者,說服劉楊歸降的人就是劉植:“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

從郭聖通被立皇后,淺談東漢成立初的一場政治危機,及劉秀的對策

劉秀與郭聖通

再比如,奉命捕殺劉楊的耿純,其實是劉楊的外甥。又比如,彭寵與上谷太守耿況私交甚篤,在混亂的年代早就達成了共進退的默契。再比如,劉秀手下的大將吳漢、蓋延、王梁都是彭寵的老部下。

所以,劉秀其實是在河北勢力編制的利益網中生活。彭寵和劉楊的謀反,其實給劉秀敲響了警鐘,一旦河北勢力對劉秀失去信心,這種反叛就會不斷髮生,他最終必然會被河北豪強集團吞噬!

所以,劉秀這個外來客必須安撫河北地頭蛇,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郭聖通的三個優勢,讓她贏在了起跑線

郭聖通在於陰麗華的對比中,至少具備以下優勢:

劉秀對河北實力的倚重

劉秀行巡河北時雖然從老家南陽帶了一批擁躉,但是礙於實際情況,他們只是個人追隨,沒有私家武裝加盟。南陽集團這點資本,相對於河北勢力,動輒幾千,多則幾萬人馬的大手筆投資,顯得過於寒酸。

劉秀白手起家靠的是河北集團的支持,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河北集團依然佔據重要地位。而郭家,正是河北集團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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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

郭聖通有子

陰麗華回到劉秀身邊時,郭聖通的兒子劉彊已經出生,劉彊就是劉秀的長子。古代嫡長子繼承製的規定,讓女人生子,尤其是長子變得非常重要,誰先生出皇帝的長子,誰就在後位之爭中取得領先身位。

尤其在戰亂年代,皇儲身份的確認非常重要,誰也不敢保證劉秀會不會在戰鬥中出現意外(事實上劉秀就曾經遇險),假如沒有皇儲,很容易導致團隊崩潰。

郭聖通是河北勢力的代表

郭聖通的身份其實是河北勢力的代表,本來她與劉秀的結合,就是以劉楊為代表真定豪門集團與劉秀的聯盟象徵。同時,郭家也是河北豪門集團中的重要一員。前面我們講過,豪門集團之間,通過聯姻手段,構建了一個複雜的利益網絡,無疑,郭聖通和郭家就是他們利益的風向標。

劉秀在處死劉楊兄弟之後,為了安撫真定集團,讓劉楊的兒子繼承了真定王爵位,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由此可見劉秀對河北集團的謹慎態度,以及迫不得已的妥協。

毫無疑問,郭聖通被立為皇后,其實就是政治選擇,釋放了劉秀對河北集團的充分重視,和堅定不移的信任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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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與二後


陰麗華的三個短板,讓她輸在了起跑線

相對於郭聖通,陰麗華存在相應的幾個短板:

南陽勢力客場作戰

南陽集團跟隨劉秀到河北,他們存在“客場作戰”,沒有根基的劣勢。劉秀身邊的功臣,以數量計算,南陽集團人數遠遠大於河北集團,可惜實力的大小不能光看人數多少,老虎再兇悍,離開虎穴就是小綿羊,南陽集團就是如此。

陰麗華和陰氏家族,作為南陽集團的利益代表人,在於河北集團的力量對比中被邊緣化,這是客觀環境決定的。

陰麗華無子

陰麗華雖是劉秀的髮妻,由於婚後兩人就天各一方,再相逢已經是兩年後的事。劉秀本來就晚婚,劉彊出生時,劉秀已經三十出頭,而陰麗華還沒有生育。這種情況下,假如劉秀非要立陰麗華為後,很容易被大臣們視為不顧全大局的私心,不利於內部局勢的安定團結。

除非劉秀不立後,拖延到陰麗華生子再說。事實上,陰麗華的長子劉陽,是在她回到劉秀身邊三年後才出生,劉秀不大可能到建國後四年才立皇后。

從郭聖通被立皇后,淺談東漢成立初的一場政治危機,及劉秀的對策

劉秀與陰麗華


即便能拖,想立劉陽也不容易,劉彊畢竟是皇長子,廢長立幼極容易引起內部紛爭,對一個新生政權來說,穩定才是大局。

陰麗華的識大體

陰麗華是一個有見識的女子,她能洞悉客觀環境對自己的不利,所以她沒有讓劉秀為難,主動選擇了退出後位之爭。

這就是陰麗華的聰慧之處,假如她跳出來爭,恐怕也未必能如願,只能給劉秀製造麻煩,給夫妻感情製造裂痕!相反以退為進,表面上喪失了機會,其實是靠放棄了渺茫的希望,贏得了未來。

再說一點讓大家不舒服的話,陰麗華退出後位之爭是智慧,而不是賢惠。陰麗華其實被後世過譽了,她既有品行優良的一面,也有陰毒的一面。多年後,一個叫虞延的耿直大臣,處死了陰麗華為非作歹的門客馬成(不是雲臺二十八將馬成),陰麗華後來利用楚王劉英謀反事件,設計害死了虞延。

皇帝的婚姻,糖果與藥丸孰輕孰重

有一種說法是,劉秀只愛陰麗華,看不上郭聖通,其實這個說法也站不住腳。雖然史書記載,劉秀與郭聖通的感情出現了裂痕,劉秀甚至把郭聖通比作“鷹隼”。其實那就是廢后的藉口,也是出於政治形勢的需要,不能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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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聖通

有一個簡單的事實可以證明,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劉秀與郭聖通感情甚篤:郭聖通為劉秀生了五子一女!

劉秀一共有十一個兒子,郭聖通和陰麗華各五個,哪兒能看出郭聖通不受寵?

立皇后本質上是政治,而不是愛情,或者說愛情只能退居次位。愛情是糖果,可以娛情,政治是藥丸,可以治病,糖果雖甜治不了病,藥丸雖苦可以救命,一個軟需,一個是剛需,孰輕孰重一目瞭然。

十幾年後,郭聖通廢后,改立陰麗華,本質上就是因為陰麗華後來的價值是藥丸,郭聖通反而變成了糖果。

綜上所述,劉楊謀反被殺,郭聖通反而被封后,看起來不合邏輯,其實是當時環境下的必然選擇。它既是郭陰二人所代表的的政治勢力抗衡的結果,也是劉秀出色的政治智慧的體現。正是郭聖通封后,消弭了河北功臣集團叛亂蔓延的跡象,讓新生的東漢政權度過了建武二年危機四伏的困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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