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仪，丝路战略研究所2019级硕士研究生
《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是荣新江教授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论集，分做五编，首先介绍了唐朝为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域—西域而设立的安西、北庭都护府，以及唐朝与波斯、黑衣大食、印度、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往。此外，本书还依托着作者对有关西域的文献和出土文物的谙熟，探讨了汉文典籍的西渐的状况，并且详述了粟特文明以及三夷教的流传，从而细致地探究了东西方在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我作为国际关系类（“一带一路”及丝路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从国际关系学科视角学习此书，也有颇多收获。
一 唐朝丝路概况
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始于公元2世纪，西汉王朝为与匈奴相争，派遣张骞二度出使，凿空西域，使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绿洲王国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转站。从汉至唐，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都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阿拉伯和地中海国家。
在丝路干道周边，存在着强大的北方游牧势力，他们与中原王朝相争夺对这一路线的控制，比如匈奴、柔然、突厥、吐蕃、回鹘等。唐朝在平定中原后，于640年消灭与西突厥结盟的高昌国，又于658年灭西突厥王国，从而控制了整个中亚及西域，达到唐朝疆域最辽阔的时期。为了加强控制与管理，唐朝政府在龟兹地区复设安西都护府，建立羁縻州体制来管理天山以南的西域诸国，在庭州扩建北庭都护府来管控天山以北的游牧民族。
除此之外，唐朝政府还与中亚以西的波斯、天竺以及东方的新罗、日本通过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往。波斯商胡与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商人一样通过贸易来融入中原社会，主要集中于从广州及沿海一带，但更多的是负有政治外交使命的波斯使者，他们通过入朝为官的方式居留唐朝。而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印僧侣、日本留学生、留学僧也是各国与大唐之间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使者。
二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本书的一个特色是荣新江教授利用多年对西域出土文化的调查整理，致力于探讨唐代汉文典籍向西域的传播情形，填补了前人研究丝绸之路的空缺。经考察，虽然在西域考古发现汉文典籍、王羲之的字帖、禅宗佛经及汉化佛像，但并不能说明唐朝时期的汉文化在西域得以广泛流传。一是因为这些文物大多是在龟兹、于阗这些受到唐朝直接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域王国遗址发现，而这些文物的受众其实多是前往戍边的中原将士以及通文墨的中原官人及家眷；二是在安西、北庭地区以外的西域地区尚未发现相关文物，可见唐朝虽然政治上控制了西域地区，但其他的偏远的西域王国仍然较少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因此，汉文化在胡人当地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对此，荣新江教授分别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语言、历史进程及唐朝本身几个影响因素对唐朝强大的中原文化体系在西渐过程中受阻的原因做了总结。一方面，可以确定的是，西域胡人对中原传来的汉文化并不拒绝或排斥，只是唐朝还未更加深入地传播汉文化，安史之乱便打乱了这一进程；另一方面，
客观因素并不阻碍汉文化的西渐，但唐王朝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戎夷”抱有蔑视态度，认为其无法接受“礼仪”文化。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汉文化于西域逐渐传播的同时，中亚地区的文化在唐朝也呈积极融入之态，其中以粟特文化最为瞩目。粟特文化是由粟特商人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唐朝的外来物质文明。粟特人来自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公元3世纪至10世纪，粟特人便已经东行经商，将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城镇作为他们进行东西贸易的节点。经过长期经营，粟特人将萨珊银币作为他们交易的统一货币，并且逐渐形成了属于他们的贸易网络。粟特商队之中不是只有粟特人，也有其他中亚居民，如焉耆人，突厥人。对于这些外国人，唐朝政府在他们的聚居部落设立了乡里制度以便管理，粟特人也逐渐融入唐朝社会，比如和汉族女子通婚，采用汉人墓葬仪式等。
宗教在唐朝也是一幅多元而开放的景象。佛教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原，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中原的本土宗教之一。但在唐朝，由于皇帝认老子李耳为远祖，因此基本上采取的是抑制佛教，大力发展道教。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夷教，即来自波斯的袄教、景教和摩尼教，也在唐朝社会成长并发展。袄教是随着粟特商人的步伐流传于丝绸之路之上，他们在聚居的地方，西域或者中原，修建袄祠来供奉他们信仰的袄神。景教披上道教的外衣，借用当时的道教的势力来发展自己，在长安曾兴盛一时，留下了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武周时期才传入的摩尼教也采取景教徒的“攀附”策略且更胜一筹，在玄宗期间便已与儒教、道教齐名，享有“三圣同一“的辉煌。会昌灭法后，三夷教在中原地区的流行遭到断绝。但是，出土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于阗国杰谢镇的寺庙壁画足以反映出这一时期不同宗教文化相互共存的情况。作为传统的佛教王国，这里的壁画上既有传统佛像，又含有袄神元素，可见当时的人们面对外来宗教时，采取了糅合的态度，选取不同宗教信仰里的适宜部分来宽慰自身心灵。
宗教依附于政治，又会为政治所利用，这些宗教本身尽管教义有所差异，却不是引发冲突的根源。正如荣新江教授在书中所言，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宗教的混同形态共存，兼容并蓄才是历史的主流现象。
结语
正是由于丝绸之路上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更加凸显了唐朝富于“世界主义“的那个时代。如今，国家间关系越来越水乳交融，国家间的交往也越来越需要智慧。丝路研究，尤其是文明观方面的研究，是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深走实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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