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騎士團長》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在2017年2月推出的長篇小說。日譯本據說為77萬字，中譯本精簡為55萬字。

用了半個月時間，很認真地將這55萬字逐頁逐字讀完。

近年村上的小說，除了《IQ84》感覺還尚可，其餘的都不太喜歡。

一個風格成熟的作家，都已擁有自己鮮明的烙印，熟悉村上作品的讀者，看上幾行就會辨識出那種濃濃的村上味道。

一個作家風格成熟之日，也往往便是他的定型之時，很難拓展，甚至不再成長。

還好沒有失望。在這部小說中，以往的村上元素一個不少，不過有三個方面出現了更豐富的意蘊與展映。

一、孤獨是村上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主人公對世界的哲思、探索與領悟都有賴這一載體而實現

在村上以往的作品中，孤獨都是一以貫之的永恆主題。作為主人公的“我”多半無父無母，無親無戚（即便有也不出現），也往往沒有社會連接性比較緊密的職業（多半是作家或者畫家之類的自由職業者），而且，往往保持獨身狀態。即便是具有心靈共通屬性的友人與戀人，也保持一定距離。

主人公獨自在家聽爵士樂，做意大利麵條和沙拉，連狗都不會養一隻，與身外世界保持著微弱聯繫。

這似乎便是村上春樹作為一名後現代主義作家為他的小說人物安排的最中意的生活方式，彷彿其對世界的哲思、探索與領悟都賴這一載體而實現。

可是在他的這部鉅作中，村上慣用的招牌式孤獨得到更多緯度與更深層次的展示。

01 身體的孤獨

小說開篇便是“我”被結婚六年的妻子單方面無條件地宣佈出局，然後獨自駕車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無盡無休地行駛在日本北部的荒野與村鎮之間，以一種放逐式的獨行來消解心靈創痛。

暗無天日的時光，眼前有路而身邊無人，而時間正值隆冬，到處都是了無人煙的蕭瑟景象。而曾經的溫暖記憶又不時纏繞心頭，相形之下令人倍感神傷。身冷心亦冷。

毫無準備之間，曾經溫暖牢固的聯繫驟然斷裂，心理的痛楚需要身體在空間中的轉移來予以緩解，但身體在陌生空間所感受的緊張與壓力卻造成心理空間的進一步擠壓。

村上小說中的主人公一直都是孤獨的，但以往儘管總是獨自盤桓，但畢竟還是置身於人煙稠密的所在，同其他人保持著似有若無的聯繫。而《刺殺》開篇主人公便經歷的這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自駕旅程，似乎是前所未有的淒冷孤絕境遇。

完全置身於陌生之地，身邊沒有一個認識的人，甚至乾脆無人。

而小說中的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免色神采沛然，意志堅強，但他同樣面臨著身體的孤獨。村上春樹甚至特意為他安排了一座龐大無比的迷宮般的豪宅來影映這種孤獨。

儘管這皆是他們主動的選擇，但茫無目的的無盡車程與龐大空曠的空間環境仍將個人身體的孤獨一覽無餘地展示與強調出來。

02 心理的孤獨

除非聖哲或者僧侶，對於一般人來說，身體的孤獨往往伴生著心靈的孤獨。《刺殺》中的“我”固然一出場便被妻子拋棄而獨自駕車漫無目標遊歷，但在以往的人生經歷中，他的內心也始終處於孤獨之境。儘管也曾有過少年時情意深篤的妹妹，但這個因心臟病早夭的妹妹之死也因此造成了原有家庭關係的破裂崩塌，使“我”同父母漸行漸遠，最終形同陌路。

同時，正是在其身上看到與早夭妹妹相似的某種神韻而產生愛慕親近之感的妻子柚，在無所省察之時已有外遇，並決定不再維繫夫妻關係，這對“我”來說，無疑是曾致力於建造的穩固關係的又一次崩塌。

03 精神的孤獨

如果說置身於繁華都市但仍難以擺脫心靈孤獨一直是村上作品的固定標籤之一。那麼通過《刺殺》，村上春樹對孤獨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化與昇華。固然以往作品中主人公的孤獨也並不膚淺，但在《刺殺》中，這種孤獨的處境則更加具象化，同時也更具壓迫感。尤其是主人公在後期在進入充滿隱喻之地時，深不見底的黑暗，四顧無人的寂寥，該不該飲用河水，選擇前進還是後退，河邊無麵人的話是否可信，耳畔響起的妹妹聲音是幻覺還是誤導，都是主人公別無所依，只能獨自面對與完成的嚴峻任務，而且不能出錯，無法重選！

這種孤絕之境在進入逼仄山洞之後到達極點，面前是令主人公極度畏懼的幽閉場所，幻影穿梭，魔音縈繞，他必須集中所有的勇氣與意志去克服和戰勝自我，忍受痛苦和恐懼拼力向前，一絲猶豫和茫然都可能前功盡棄與萬劫不復，這是精神何等無所依憑的孤絕之境啊！

“我”最後的成功脫困具有啟示意義，這種前亦不能後退不得的困境，每個人在一生中註定會與之劈面直對，狹路相逢，唯有信念得以無所畏懼而勇往直前，最終完成對自身的救贖。

二、 死亡作為村上作品系列最為深邃的背景，沒有它的存在，作品中的虛無將變得毫無意義

同樣，死亡意像在《刺殺騎士團長》中的運用也包含多重含義。

01 主人公妹妹小路的死亡

小路是在情感上同“我”最為親近，心靈最為相通的親人。她的過早夭亡對於一個身心尚未成熟的少年來說，意味著他所熟知的那個世界從此陷落，不復存在。妹妹的死使他對生命存在的本身產生重大困惑，他的一部分生命能量也隨著妹妹的死去而喪失。

他的妻子柚，正是眼睛裡閃耀著早夭妹妹不可言說的某種神采，才令他感到一種莫名的親近與吸引。而在秋川真理惠的身上，主人公再次發現妹妹生命光點的閃爍。正因他深知妹妹的死在某種程度上也使他的一部分生命隨之死去，並且在潛意識中一直為少年的自己沒能為妹妹做任何事情而感到愧疚，所以在餘生中他一直試圖找尋與妹妹相同的某種特質來完成對自我的救贖。

02 關於雨田具彥的戀人與弟弟的死亡

這兩個人看似與本書情節的關聯並不密切，但實際上，他們的死才真正是這本書得以產生，情節得以貫穿，情感得以充沛的真正動力源。

因為他們都是死於二戰之中。雨田的弟弟是以一名藝術生的身份被強徵入伍投入戰爭，在被迫連續斬殺平民之後，作為一個“為彈鋼琴而生的人”，他原先纖細柔美的藝術之魂已被徹底摧毀，餘留世間的只是行屍走肉而已，所以毅然以摧毀自我的方式終結內心無休止的夢魘。

而雨田的戀人則是在二戰的維也納，以青春熱血同他一道參與對納粹高官的刺殺行動失敗後經歷殘酷折磨後處死。這方面的描寫比較虛化，但他們的死卻成為雨田終其餘生都無法修復的心靈巨大創傷，正因為回憶過於慘痛，摯愛如此深切，而終生必須保持沉默，內心壓力達到峰值之時，雨田才終於藉助繪畫這種無聲的語言將沉埋心底的回憶，夢魘，痛楚，追懷統統釋放出來，才使得這幅畫充溢起能夠招引某種東西的巨大能量，

03 “騎士團長”之死

同以往村上作品中的實在人物的死亡不同，這次他初次描寫了一個不復存在之人的死。因為將封存之洞打開，作為理念存在又化身為畫中形象的“騎士團長”出現在主人公的真實生活中，並對一系列事態的發展具有預卜和一定程度的掌控能力。

為了讓失蹤的真理惠平安歸家，也為了垂死的雨田具彥在死亡降臨之前真正了卻一生心結，在騎士團長的一再要求下，“我”揮刀將“騎士團長”殺死。

儘管此舉迫不得已，儘管這種死只是作為理念的千分之一的分身之死，但整個的殺戮過程仍被描繪得觸目驚心。其實，在村上春樹的作品意像中，騎士團長代表著深藏內心的自我之惡，人性之惡，乃至群體之惡，是必須要將其斬除殺死的，從而將這種虛化了的“死亡”賦予了更深邃廣闊的意義。

三、對“惡”與暴力的探究是村上作品中一直堅持的探索，在《刺殺》中，村上春樹展現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擔當意識和戰鬥姿態

很多人都會思索這樣一個問題，這本書的刺殺意像到底代表著什麼，而本書譯者林少華認為

同內心的惡做鬥爭，竭力消解暴力之惡是村上作品中一直存在的主題，從《奇鳥行狀錄》到《尋羊冒險記》都曾出現過對戰爭與暴力的反思，只不過沒有像這部書這般探討深入而已。

而對於這個一直在作品中反覆揭示的“惡”，在《刺殺》中同樣涵蓋了三個方面。

01 自身之惡

毋庸置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存在著一些惡的東西，它平時被理智、規則、法律、良知這些東西緊緊束縛，就像是被封印著的，但也難保不會在某種非常情境之下，這個隱形的內心魔鬼就會被釋放出來。

那個《白色斯巴魯男人》的畫像就是一個明顯的隱喻。正因為這個作為實體存在的男人每次的出現都代表著危險性，所以“我”在試圖將他的形象固定在畫幅之上時，正因為解析到他或許代表著自己內心潛藏的暴力性與惡，才在肖像即將完成時停止。

因為“我”本能地感到如果將它創作完成，或許就意味著自身暴力性的覺醒並得到賦能，就會和《刺殺騎士團長》那副畫一樣引發負性能量。

所以主人公不但停止創作，還將它束之高閣。毫無疑問，這意味著“我”對自身暴力性的惡的東西的一種覺察，和有意識的抽離與遏制。

02 他人之惡

1945年，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羅·薩特(1905-1980)在其戲劇《間隔》(又稱《禁閉》)中寫下一句著名的臺詞，他人即地獄。

這句臺詞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力的穿透力量，使它成為傳之後世的名言，是因為它道出一個世間的實像：他人的存在，對自身而言，的確有可能是如同地獄一般痛苦與恐怖的存在。

不要說那些壞人，惡人，戰爭狂人，即便是身邊曾經對自己親切以待之人，都有可能會在潛意識中深藏地獄般惡的能量。

比如說免色自願下到雜木林中的洞靜處一段時間，讓“我”抽出梯子，蓋上蓋子，一個小時之後再幫他出洞。

但是，當“我”遵照約定打開蓋子幫助免色出來後，免色卻問“我”有無就這樣將自己置之不顧任其生死的想法。

“我”當然不勝困惑地問他何以會產生這樣的念頭，而免色卻坦承如果換做是自己，是會產生類似念頭的。

這正從一個側面揭示出掩藏在他人內心深處的本源之惡。

書中有一個讓我感到有些毛嗖嗖的一個情節是，當秋川真理惠潛入到免色宅邸之中並藏身於衣櫃中時，感到有人進來一直站在衣櫃之外。她極度恐怖之時，只得遵照騎士團長的囑咐緊抓衣櫃中可以保護她的衣服（她所不知道的生母衣物）才得以化險為夷。

她後來問無所不知的騎士團長，那站在衣櫃之外的人究竟是誰，是免色君嗎？

而騎士團長這樣回答，那既是免色又不是免色，他心中有個類似特殊空間的場所，而那在結果上具有招引非同尋常的東西，危險的東西的可能性。

也可以這樣設想，歷史上那些引發爭端或者發動戰爭之人，在自己所屬的人際圈層中不妨能夠稱之為一個非常和善甚至高尚之人，然而他們內心潛藏的對自我、族群、國家的極度自私性的考量所產生的暴力性之“惡”，會引發具有同等屬性之人的共鳴和呼應，因而引發連帶效應，將這種惡傳佈輻射為一種廣泛存在的暴力惡行。

幾十年前，那些發動和參與侵華戰爭，在別國土地上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之人，在自己本國的所屬圈層中大多為和善有禮之人，甚至被譽為懷有高尚的私德。

03 群體之惡

據說，《刺殺》出版後，曾引發日本讀者的強烈反應，他們質疑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段落描寫與引用數字。

儘管對集群體之惡、暴力之惡為大成的二戰背景在村上以往的作品中不時浮現，但從未在這本書中得到如此前所未有的有力展現，甚至可以作為關鍵的背景性存在。如果沒有被派遣往中國因被迫參加屠殺而導致精神崩潰自盡的弟弟對身心的刺激，如果不是因為在維也納一同參與刺殺行動的情人與同志慘遭酷刑而死，而自己得以倖免卻要終生保持沉默的內心逼壓與沉痛鬱結，也就不會產生《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同時小說中的其他後續故事也就無從產生。

最有力的是書中的那句話“可是40萬人和10萬人的區別到底在哪裡呢？”

這是日本右翼分子一貫的企圖混淆視聽的必殺技，他們總是反覆糾結數字，企圖以數字的不確定性抹殺曾經的歷史存在鐵證。

但村上的這句話，將他們的虛偽而醜陋的幕布一把揭下。

其實，無論是村上反覆強調的人心的本源之惡，還是他人的潛藏之惡，都意在提醒如對自身看似平庸的本源之惡，與他人乍看無害的惡如不加以警惕與及時遏制的話，它們就有可能演變為其勢洶湧難以控制的群體之惡，進而對其他個人和種群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所以，僅僅省察自身之惡，清除本源之惡是遠遠不夠的，要具備覺悟和能力阻止他人之惡的滋生與蔓延進而演變為群體之惡，才體現出作為一個作家，村上春樹對於暴力、戰爭、歷史的獨特思考，才展現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擔當意識和戰鬥姿態。

“歷史是統合起來的記憶。過去的東西可能會被遺忘，可能會被篡改，這些都是不應該的。所有人都應該揹負對歷史的責任。”

這是村上春樹在接受採訪時說過的話。

所以，才必須要殺死某個分身是作為惡的理念存在的“騎士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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