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三十七歲在長安，作《贈韋左丞丈（濟》二十二韻》自述詩學雲: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王安石以為這是杜詩所以能“妙絕古今的原因（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四引
唐代文人都以博涉典籍相高，這風氣盛於武后時；《通典·選舉典》（三）引沈既濟的話：
武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進，因循日久，寖以成風；至於開元、天寶之中，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以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五尺之童，恥不言文墨焉。
這說明“利祿之途”對文人的影響，《通典》這段話可為杜甫“富貴必從勤苦得”兩句作註解。
由於宋人說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後來如仇兆鰲作《杜詩詳住》引三部書注“無食無兒一婦人”一句白話詩，這原很可笑（“無食”引賈誼《新書》，“無兒”引《晉書》，“一婦人”引宋玉《神女賦》）；但杜甫作詩也確曾費心力於此；《劉貢父詩話》嘗疑心他的“功曹無復漢蕭何”是誤用典故，王定國和杜修可引《高祖紀》注及《吳志》證其不誤；羅大經《鶴林玉露》不解“色難臭腐食風香”句的“食風香”三字，後觀佛書“凡諸所嗅，風與香等”，意少陵用此。我們看他作《謁文公上方》、《金華山觀》、《牛頭寺》、《兜率寺》諸詩，皆多用佛典，贈僧各詩亦然（如《贈贊公四首》、《別贊上人》等），知其不但寢饋經史，也熟於佛典。那時書籍還少刻本，杜甫又終身轉徙江湖，不可能多攜卷帙，其早年績學之功，於此可見。《舊唐書》稱柳仲郢：
廄無名馬，衣不薰香，退公佈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以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此足見唐人記誦之功及好讀佛書的風氣。
六朝文人讀書不多，《顏氏家訓·勉學篇》譏笑當時學人不知先儒中有王粲。而那時的博學家如顏之推、顧野王、劉孝標等，則不以其學入詩；今傳諸人詩篇，只是擬樂府豔體之類；何承天號稱博通古今，今亦只傳《鼓吹鐃歌》十五首；惟庾信《詠懷二十七首》《和張侍中詠懷》等，多用書卷，在六朝詩人中算最為突出了，若論醞釀之功，還不能望老杜。
不過老杜的文學成就，卻不盡由於書卷學力，更主要的是由於他的生活閱歷和他有“窮年憂黎元”的精神。明代王嗣奭評杜詩有云：
如《三吏》、《三別》諸作，非親見者不能為；然在他人，即親見亦不能為。
這三句話很有見地。“非親見者不能為”是說他深於生活閱歷；“然在他人，即親見亦不能為”，是指他的思想情感，也關合他的學力修養。寢饋書卷深於學力的人，往往淺於實際生活的體驗；而老杜《三吏》《三別》這類大作品，實是生活和學力的統一。
我以為，若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和《贈韋左丞丈》裡的兩句話寫在一起，作為杜詩的讚辭是：“窮年憂黎元，下筆如有神。”這樣割裂原文，原不很妥當，若就杜詩思想內容說，這比老杜自己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許會是更真實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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