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被稱為網絡時代，但在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看來，網絡早已存在。
在羅馬時期，絲綢之路指向各個方向，朝聖者、士兵、遊牧民和商人沿著這條路行進，既進行商品的生產和買賣，也交流思想，接納和改進不同的觀念。然而，這個網絡不僅有利於商業交流，也有利於疾病的傳播。
傳染病，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無計劃、無組織、由網絡衍生的威脅。 公元251 年和公元2 世紀60 年代的流行病，為基督教日後鋪展開來的網絡打開了一扇大門。基督徒不僅對重大災難的發生進行了宗教解釋，還鼓勵人們做慈善、照顧病人，這使得大量的信徒最後存活下來。
在公元 5 世紀，傳染病與移民、宗教傳播等共同摧毀了羅馬帝國的等級秩序。黑死病沿歐亞大陸的貿易網絡傳播開來，使整個歐亞大陸的人口在14 世紀驟減。約有一半人死於黑死病。這直接導致了西方世界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在尼爾·弗格森看來，過去我們學習的歷史，大多是關於帝王將相、統治階級的歷史，而忽略了同樣有影響力但能見度較低的網絡歷史。他認為，“關係本位是網絡世界最重要的特徵”，在推動人類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代表階層與精英主義的“高塔”與廣泛通俗卻緊密互聯的“廣場”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互通互融。
縱觀古今，雖然高塔中的階級統治為人類文明和歷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動，但存在於下方城鎮的廣場之中的網絡所帶來的影響力也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因為它更傾向創新。通過網絡，最新的前沿思想得以傳播。作者認為，歷史上最叱吒風雲的改變，恰恰經常是由缺乏文獻記載、非正式組織群體來實現的。
弗格森的《廣場與高塔》從一個新奇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個有形的和無形的網絡，從神秘的共濟會、輝煌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複雜的薩克森—科堡—哥達邦聯、舉世聞名的劍橋使徒、譭譽參半的太平天國等組織網絡，到現在互聯網時代下的推特和臉書。在宏大廣闊的時空下，敘述了征服印加帝國、葡萄牙在澳門的立足點、啟蒙運動、美國革命、工業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聯盟的建立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作者給文科背景人士介紹了複雜網絡的知識，也用大數據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式為讀者展示瞭如何利用複雜的數字工具來研究歷史中的事件，激發我們重新看待習慣已久的世界觀與它潛在的不同面貌。
本文整合自尼爾·弗格森《廣場與高塔》一書的第11、12節《等級制度簡史》和《初代網絡》，由中信出版社授權轉載。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博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米爾班克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歷史系勞倫斯·A.蒂施講席教授，清華大學傑出訪問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迪勒-馮·弗斯滕伯格基金會傑出學者，被《時代週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弗格森是一位在金融史、經濟史、商業史和世界史領域享有世界盛譽的歷史學家。共撰寫了包括《戰爭的悲憫》《羅斯柴爾德家族》《帝國》《文明》《基辛格：理想主義者》在內的15部著作。
《廣場與高塔》，尼爾·弗格森著，周逵 / 顏冰璇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撰文 | 尼爾·弗格森
摘編 | 董牧孜
等級制度簡史：
早期的國家就像企業一樣，尋求經濟規模最大化
由賽爾喬·萊昂內執導的史詩級意大利西部影片《黃金三鏢客》，講述的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伊萊·沃勒克尋找他們同夥被盜的黃金的故事。一日，他們偶然得知，黃金被埋在內戰墓地一個巨大的墓碑下，然而他們卻不知道具體是哪一塊墓碑。伊斯特伍德偷偷將沃勒克的左輪手槍中的子彈退出，隨後對他說出了那句不朽的臺詞：“我的朋友，現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了，槍裡有子彈的，和挖墓的，現在只能由你來挖墓了。”
意大利西部影片《黃金三鏢客》。
這就是古代真理在現代社會的一種體現。在歷史長河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都生活在等級秩序中，只有少部分人能享受壟斷獨裁的暴力統治所帶來的便利，其他人就只能一直“挖下去”。
那麼為什麼等級制度會在網絡之前出現呢？有一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是最古老的史前人類，也會根據自然賦予的體力和智力級別進行群體分工。所以，早期部落更像合作的等級群體而不是分散的網絡。甚至在“義務協作的覓食者”中，也需要一個領導人。需要有人指揮大家停止準備，進入狩獵模式；需要有人分配獵物，確保人人有份，尤其是幼童和老人。其他人就是上文提到的“挖掘者”。
當人們開始形成規模更大的群體，進行更復雜的狩獵和採集活動時，早期人類建立了第一個概念框架——解釋神的超自然能力的神話——和第一種改變思想的物質和舉措。他們還學會了最基本的戰爭藝術，製造了大量的簡單武器，如斧頭、弓箭等。在新石器時代（開始於八九千年以前）早期的農業社會中，就已經出現了防禦劫掠（抑或組織劫掠）的行為跡象。隨後，早期人類社會開始分化為主人和奴隸、戰士和勞動者、牧師和祈禱者。隨著洞穴壁畫進化為標誌性的文字，第一種人類大腦外部儲存數據的形式和新的知識階層誕生了。
換句話說，儘管早期的政治結構是各式各樣的——有的傾向於獨裁，有的更重合作，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社會階層。通常只有長老個人或者長老會議有懲罰違規者的權力。成功發動戰爭的能力成了衡量一個人能否成為君主的關鍵屬性。曾有人說過，國家是人類本性的必然產物。軍備競賽也是如此，因此軍事技術不斷被提升：箭尖更硬了，馬成了戰馬，這些進步也為獲取權力和財富提供了捷徑。一種新的等級制度的出現也具有必然性，這種制度由一個“大人物”主導，他甚至不需要有健壯的身體，只要富有到能養活一小群全副武裝並忠貞不貳的下屬就足夠了。
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等級制度都有很多優勢。從古代到近代早期，絕大多數政體都有著森嚴的等級結構，其理由很充分：早期的國家跟後來的企業一樣，都在尋求經濟規模最大化，它們想盡量減少交易中產生的費用，尤其是在軍事領域。那麼多野心勃勃的獨裁者通過神權來鞏固王權也是有跡可循的，對奴隸來說，那種以神權為頂層的等級制度更容易接受，因為它是神的指令。然而長此以往，大人物的獨裁也會產生不利後果，其中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尤為嚴重，因為資源分配通常只能滿足大人物自己和其密友、後代的需求。在古代，戰爭時期世襲的武士精英和負責灌輸宗教教義法規的教士精英往往手握過多的權力，這個問題在歷史長河中一直反覆出現，幾乎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但不管它在哪裡發生，社交網絡都穩穩地服從於等級制度的特權。讀寫能力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特權，因為大部分普通男女都在辛苦地工作，他們住在村子中，與自己最近的鄰居都會產生“橫向絕緣”（這是埃內斯特 · 格爾納的表達）。這種隔離狀態就像石黑一雄的小說《被掩埋的巨人》中寫的那樣，是一種強烈的、永久的精神迷霧。
《被掩埋的巨人（雙語版）》，石黑一雄著，周小進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4月版
在當時的社會中，只有統治階級才能維持遠距離的網絡聯繫。例如古埃及的法老，他們在公元前14 世紀的關係網絡能從迦南統治階級延伸到巴比倫、米坦尼和哈圖沙的統治者。但即便是這些精英網絡，也是對等級秩序的一種威脅：從我們能夠讀到的關於早期陰謀論的史料，比如針對亞歷山大大帝的陰謀論中，我們就能讀到網絡裡的一股黑暗、邪惡的力量。彼時的世界並不崇尚創新，它是一個將所謂的異類都處以死刑的地獄；彼時的世界沒有自下而上或者橫向傳播的信息，如果真的有信息傳播的話，也只有自上而下的命令。結果就是，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烏爾第三王朝（公元前2100 年—前2000 年）成了歷史上典型的古代王朝：有能力建造大規模的灌溉系統，卻不能解決土壤鹽鹼化和農作物減產問題。（不久之後，阿拔斯皇朝，現今的伊拉克南部，也受到了相似的困擾，統治階級因為不斷出現的繼承糾紛，沒能維護好用於灌溉的農業基礎設施，這也是等級制度的一大通病。）
當然，更分散的政治結構也存在——例如雅典民主政治下的“小世界”，羅馬共和國——但是，重要的是，這樣的嘗試並不能持久。羅納德·賽姆在他的經典研究著作《羅馬革命》中指出，無論如何，羅馬共和國都是由羅馬貴族統治的，貴族之間的世仇代代延續，最終使意大利陷入內戰。賽姆是一個被牛津大學弄得憤世嫉俗的新西蘭人，他說：“羅馬人民的政策和行為是由一個寡頭政府決定的，就連其編年史都是以一種寡頭政府的精神撰寫的。而這些歷史都是由執政領事記錄的，內容都與貴族們的利益密切相關，包括貴族家族的起源、結盟和世仇。”奧古斯都能夠當權執政不僅是因為他的才華，還因為他明白有一群擁護他的盟友是多麼重要。在建立了以其擁護者為中堅力量的“愷撒黨”之後，奧古斯都漸漸地以復興羅馬共和國的名義，將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在某些方面，”賽姆寫道，“他的元首統治就像一個聯合組織。”之前羅馬共和國遺留的舊制度依然存在，而實際上，奧古斯都的君主政體僅僅是寡頭統治的表象。
《羅馬革命》， [英] 羅納德·塞姆著，呂厚量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8月版
病毒式傳播的網絡：
流行病如何為宗教網絡打開了一扇大門？
當然，在羅馬時期，世界上還有一個網絡，那就是絲綢之路。在彼得·弗蘭科潘的眼中，“（絲綢之路）指向各個方向，朝聖者、士兵、遊牧民和商人沿著這條路行進，既進行商品的生產和買賣，也交流思想，接納和改進不同的觀念”。然而，這個網絡不僅有利於商業交流，也有利於疾病的傳播。絲綢之路沿途繁榮的城市中心總是容易受到匈奴人和賽西亞人等遊牧民的襲擊。傳統政治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權力結構要分等級，當政治單位擴張時，權力自然而然會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在16 世紀之前，羅馬和中國的秦朝漢朝在很大程度上像兩條平行線：沒有交集卻同步發展，這種同步不僅僅表現在兩國所面臨的相似挑戰上。一旦領土擴張的成本高於收益，帝國的存在價值就是以其強大的軍隊和官僚體系維持國家的和平與秩序，其成本則由稅收和貨幣貶值來彌補。
那麼為什麼歐亞大陸西部的帝國滅亡之時，東部的皇權卻能屹立不倒呢？最經典的答案就是羅馬無法承受越來越多日耳曼部落的移民（有人稱之為入侵）帶來的壓力。此外，與中國帝國不同，羅馬帝國要與一種新的基督教派的破壞性影響做鬥爭。公元31—36 年，塔爾蘇斯的掃羅（使徒保羅）在通往大馬士革的道路上皈依該教後，這個異教徒猶太教派在羅馬世界傳播開來。公元2 世紀60 年代和公元251 年的流行病為這個宗教網絡打開了一扇大門，因為基督徒不僅對重大災難的發生進行了宗教解釋，還鼓勵人們做慈善、照顧病人，這使得大量的信徒最後存活下來。
使徒保羅原本是信奉猶太教，某次在追捕基督教徒的途中遇見神蹟，轉而成為基督教徒，為宣揚福音作出重大貢獻，感召了大批人士成為基督徒，扭轉了世界局面。
羅馬帝國是一個真正的等級制度國家，它有四個主要社會等級，包括參議員、騎士、元老院議員和平民——而基督徒似乎滲透到了每個階層。其實有許多宗教教徒都試圖以自己的宗教橫掃羅馬帝國，但基督徒可能是其中唯一取得成功的：像公元2 世紀初，一個信奉風神朱特·多立切努斯的教會因為納入了一些羅馬軍官，也從敘利亞北部蔓延到了蘇格蘭南部。到公元5 世紀，移民、宗教傳播、傳染病，這些由網絡衍生的威脅無計劃無組織，卻在病毒式的傳播下摧毀了羅馬帝國的等級秩序。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舊秩序的痕跡存在於歐洲人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公元7 世紀以來，一個新的一神教——伊斯蘭教——在阿拉伯沙漠中誕生，在麥加和麥地那之間發生突變，從一種信仰先知的宗教，轉變為一種將武力強加於自身的政治意識形態。
儘管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先知都有非凡的個人吸引力，但這兩個一神教的運動到最後都成了病毒式傳播的網絡。它們在徹底擾亂了羅馬帝國的秩序之後，又各自在拜占庭和巴格達創造了等級理論。西方基督教——在1054 年的大分裂中脫離了正統——利用羅馬教皇的優勢地位和教會系統的等級制度，形成了對自身的階層控制。然而在政治上，西方基督教仍是一個網絡：從西方羅馬帝國的廢墟中分裂出一個個國家，其中大部分國家規模很小，只有幾個是大國；這些國家大多數實行君主世襲制，有些在實質上仍是貴族政權，少數是實行寡頭政治的城邦。理論上，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從這些國家繼承了絕對權力；但實際上，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敘任權鬥爭中戰勝了亨利四世，因此羅馬教廷掌控了這些國家，控制著主教和神父的任命權，在各地實行教會法（公元6 世紀的《查士丁尼法典》的復興）。直到封建制度形成，土地所有權變為世襲制，服役和繳稅成了人們的義務，這種宗教權力才從本質上去中心化。在封建制度中，權威是由法律規定的：例如歐洲大陸和蘇格蘭的民法（源自羅馬法典），英格蘭的普通法等（基於約定俗成的慣例）。
相反，中國戰國時期的經驗表明，只有建立單一的牢固的帝國才有可能實現國家的穩定。這個帝國的文化基礎是以“孝道”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沒有高於皇帝的宗教權威。除了皇帝定下的法律之外，沒有其他的法律。地方的權力由皇家官僚掌控，官吏由考試進行選拔，標準不是出身，而是能力，這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年輕男子做官的積極性。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對國家穩定最主要的威脅就是家庭、團體和部落組成的網絡。這些網絡競相控制官僚政府，引發週期性內戰，而這些內戰大部分都以王朝的更迭告終。
幾個世紀以來，先賢都認為，沒有一定程度的絕對權威，就不可能產生秩序。他們用毛筆或者刷子，在羊皮紙或者纖維紙上寫下了他們的思考。他們可能明白，同時代的人不會讀到這些文字，只是在心底暗暗希望這些思考能夠保存在史書中，在時代更迭中流傳下去。然而，公元391 年，亞歷山大圖書館在一系列的襲擊中以完全被摧毀而告終，古代的信息數據儲存是如此脆弱，可想而知完整儲存它們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並且，從古代到中世紀，歐洲和中國之間完全沒有任何知識交流，這意味著世界還遠遠不是一個單一的網絡——除了下一章要講到的那個致命的網絡之外。
初代網絡
因為黑死病的傳播，整個歐亞大陸的人口在14 世紀驟減。黑死病，也就是由跳蚤傳播的耶爾森氏菌鼠疫，是從上文中歐亞大陸的貿易網絡傳播開來的。這些網絡非常稀疏——定居的部落之間的聯繫太少——以致這個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用了四年的時間才傳到亞洲，也就是說傳播的速度是每年 1 000 千米。但是在歐洲，情況則完全不同。約有一半人死於黑死病（包括歐洲南部3/4 的人口）。這直接導致了西方世界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尤其是在英格蘭，人們的實際工資有了大幅上漲。
然而，1500 年後，歐亞大陸的東西部之間形成了主要制度差異，西方世界的網絡擺脫了等級制度的束縛。西方沒有出現統一的帝國；數量眾多且軟弱的公國佔了上風，教皇和結構鬆散的神聖羅馬帝國成為羅馬帝國權力的唯一殘餘。而與此同時，拜占庭帝國則認為自己是皇權的真正繼承人。在英格蘭這個之前屬於羅馬帝國的地區，君主的權力極其有限，以至從12 世紀起，英格蘭首都的商人可以通過自治的公司管理自己的事務。在東方，最重要的網絡還是家族關係：宗族的紐帶。而在個人主義更加盛行的西歐，其他形式的聯繫——非血緣的兄弟關係——則變得更加重要。
美第奇家族網絡：一種14 世紀的王朝戰略，讓一個家族在佛羅倫薩佔據主導地位。
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東西方的“大分化”仍然是15 世紀晚期至20 世紀晚期最顯著的經濟特徵，而這之前只是醞釀階段。若西歐人民的眼光僅侷限於大西洋的海岸，或者13 世紀的蒙古入侵者從匈牙利平原再往西走，這段歷史就會完全不同。14 世紀，歐洲的家族網絡持續崛起，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就是其中一個。他們利用該網絡中的結構性漏洞，成為佛羅倫薩精英家族網絡的“中間人”（見上圖）。
美第奇家族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是聯姻的產物（甚至包括跟斯特羅齊、帕齊和皮蒂等敵對家族的聯姻）。這種情況跟大多數前現代社會一樣，最重要的關係網絡是家譜。然而，在梳毛工起義後的一段時間（1378—1382 年），美第奇家族這樣的銀行家晉升為佛羅倫薩的政治精英，推動了重大的經濟創新：將國內的銀行家協會推向國際舞臺，此時，國際組織還一直是由布商主導的，這種合作關係是新型金融資本主義的基礎。隨著 1434 年美第奇家族政治統治的開始，“文藝復興者”誕生了，這個多面手同時精通金融、貿易、政治、藝術和哲學——“一部分是商人，一部分是政治家，一部分是主教，一部分是唯美主義者”。
校對 |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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