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時候，父親給我講過一個故事，來說明講話的藝術是多麼重要。
某個開國皇帝少年時很貧窮，和一幫小夥伴放牛，某天一起偷別人地裡的芋頭，盛在瓦罐裡煮熟後，眾牧童爭搶，將瓦罐打破，湯汁流了一地，只剩下芋頭。多年後，起於布衣的皇帝坐了龍椅，昔日小夥伴來投奔。第一個人找到皇帝，當著皇帝扈從的面如實講述那段往事，皇帝覺得很沒面子，大聲叱呵說不認識這人，把他趕了出來。第二個人進來跪下後，說：萬歲爺曾記否，微臣當年隨駕征討，攻破砂罐城，捉了芋將軍，跑了湯將軍。——他用用一種巧妙的方式講述皇帝微末時和自己的交情，龍顏大悅，重重地賞賜了他。
對這種傳說不必去考證史上是否真有其事，中國王朝中真正出身低微的開國君主只有劉邦和朱元璋，二人並不避諱自己出自鄉野農家，如朱元璋當皇帝后常常說自己“本淮右布衣”。但民間的戲曲、評書中喜歡講這類故事，實際上說明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流行的處世態度，甚至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種文化：不提倡講真話。中國傳統的儒家聖賢有諸多的論述談到如何以誠待人。但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從士大夫階層還是到引車賣漿之流，多數人信奉：“與人只說三分話，不可拋卻一片心”，這“三分話”指的就是不真實的想法。如此，並不說明我們民族天生就虛偽，而是長期以來中國人一種利益考量：講真話吃虧，講假話獲利。對多數人來說，道德上的追求總是要讓位於現實利益。
不講真話，或者儘量少講真話，即使不得不講真話也要講得委婉動聽，這樣的文化形成自有其社會基礎。中國是一個政治上早熟的國家，中國人長期生活在泛政治化的社會，政治規則對普通人的生活哲學影響巨大。而“不講真話”正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大特點，所謂的逆耳忠言，多是君王或皇帝不喜歡聽的真話，我國昏君或暴君的標準臉譜就是拒絕真話和實話，講真話的臣民在其治下沒好下場；而聖明的君主相反，但這樣的君主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裡基本上算稀缺物種。記錄上古政治活動的《尚書》的《泰誓》中，周武王歷數商紂王的罪狀之一就是“焚炙忠良”，而據說惹得紂王動怒的原因是比干這類忠良給他說大實話。
在天下禮崩樂壞，諸侯見攻伐不已的春秋戰國時代，孔、孟這些聖人企圖以儒家的政治倫理來救世，其重要內容就是仁義誠信，提倡講真話，辦實事。孟子游說各國君王，這老先生有時候氣勢咄咄逼人，說出一些讓諸侯不喜歡的話。但多數時候為了遊說的效果，他不得不用各種比喻，對自己的觀點進行溫柔的包裝，哪怕對著他內心瞧不起的、“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這種不得已的做法，到後世更是普遍，而被髮揚光大，成為一種學問。出自儒家荀子門下的法家代表人韓非，專門有一篇文章《說難》，就是論述講話特別是對君王和上司講話的技巧：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春秋戰國時代周室衰微、諸侯爭雄，沒有絕對的權威，因此相對後世而言，形成不了大一統的文化專制。孟子、韓非這樣的人還是相當幸福的，說些真話，頂多得不到官爵，還沒有什麼人身威脅。而等到秦始皇滅六國，開始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採納李斯建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從此，文化專制是歷代王朝的常態，講真話得咎的風險更大。而秦始皇死後，趙高指鹿為馬是這種文化專制惡果最典型的顯現：事物之真假的表述已經不是一個知識問題，而是一種政治表態。趙大人指鹿作馬並不是要滿朝文武真的信他啊，而是讓這些人服他。在權力的威懾下，必須說假話才能活下去，而權力明目張膽不許人說真話，剷除真相呈現的基礎，才能進一步推行專制。
這種不講真話的文化大行其道，如果不能及時地予以必要的矯正，很快就會結出惡果，秦二世而亡就是例子。因此後世的中國統治者面臨一種兩難：完全提倡講真話，讓真實的信息暢通無阻，必然沖垮專制的堤壩；但一味地打壓說真話，從上到下都這麼幹，那麼絕大多數臣屬合夥“欺君”對自己說的都是動人的假話，那麼建立在信息虛假基礎的統治同樣是不牢固的。一些有雄才大略的所謂明君更是注意這個問題，生怕被臣下欺騙。朱元璋建立特務制度，康熙更是對明朝皇帝的做法發揚光大，在全國安插“情報員”，有時在與地方來的官員談話時，故意透露出從密摺中獲得的當地氣候、物價信息，以示明察秋毫。
然而，整個皇權政治的制度設計就是為了禁錮思想、鉗制言論、控制信息，皇帝要想在實現這個大目標的前提下，為自己留個特例，不被人欺騙，獲知真實的信息。這種平衡是很難達到的。因為整個官場文化已經是說假話才能辦大事，得大利益，欺上瞞下是各級官員合乎邏輯的選擇。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中所說那種報喜不報憂的現象，也是帝制時代的常態。明末陝西農民王二起事後，各州縣民變蜂起。當時陝西巡按胡廷宴，最討厭聽到接連不斷的民變報告，讓兵士打各州縣報信者的屁股，斥責他們誇大其詞，說這些無非是沒飯吃的饑民而已，搶掠到明年春天，他們自然會停止。這種處置方式看起來荒唐，但符合當時陝西地方官的利益考量。他們沒有信心也沒有忠誠來替朝廷主動安撫或剿滅零星民變，而且太主動很可能賣力不討好，被政敵抓住把柄。最保險的方式是粉飾太平，當維持會長維持到自己卸任，後任者是不是面臨洪水滔天，則與他無關了。袁克定為了自己能做太子，不惜辦一份只印一張的假《順天時報》，矇騙父親袁世凱，讓他相信復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最後把袁家命運矇騙到溝裡去了。
只要是文化專制的土壤還在，統治者熱衷於鉗制輿論、控制信息，那麼不說真話一定會大行其道。靠聖賢大儒的道德宣講，靠明君賢臣的個人努力，不可能根本上改變這種現象。
【十年前舊文， 載廣東《同舟共進》2009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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