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暉國畫《西廂記》
對於元代王實甫創作的雜劇《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簡稱《西廂記》），元末明初的賈仲明曾有這樣一個評價，叫"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
為何說"新雜劇，舊傳奇"呢？因為《西廂記》的故事框架是張生和崔鶯鶯的愛情，而這個愛情故事本身是"舊"的，它來自唐代元稹的傳奇小說《鶯鶯傳》，所以叫"舊傳奇"。
而自從《鶯鶯傳》問世以來，歷代文人就熱衷於對這一故事進行改編。其中最重要的兩次改編，一次是金人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又稱《董西廂》），另一次就是元代王實甫的《西廂記》（又稱《王西廂》）。
最初的《鶯鶯傳》是傳奇小說，《董西廂》把它變成了說唱體文學樣式，而《王西廂》又變為一出供演員在舞臺上表演的雜劇，因此叫"新雜劇，舊傳奇"。
崔鶯鶯和張生的愛情故事，歷經唐、宋、金、元四個朝代，文人對它的改編，總是體現著深深的時代烙印，體現著不同時代下文人的價值觀念。這便是劉勰說的"文變染乎世情"，是王國維說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也是丹納所言："精神文明的產物和動植物界的產物一樣，只能用各自的環境來解釋。"（《藝術哲學》）
故事的嬗變
- 最初的《鶯鶯傳》是一個悲劇
《鶯鶯傳》開始時，貧寒書生張生旅居於蒲州普救寺，在當地發生兵亂時，張生憑藉著和蒲州將領的交情，庇護了同樣寄居在寺裡的崔氏母女，並因此與崔鶯鶯相識，一見傾心。經鶯鶯婢女紅娘傳書，兩人花好月圓、私定終身。
後來張生赴京應試未中，在滯留京師期間，他反省了自己的"過錯"，認為崔鶯鶯是個"尤物"，"不妖其身，必妖於人"，還搬出商紂和周幽王亡國的例子，證明紅顏禍水，為自己找了一個始亂終棄的藉口。
故事的結局是鶯鶯另嫁、張生另娶。一次張生路過鶯鶯家，想以"外兄"的身份相見，遭到鶯鶯拒絕，她只留下一首詩："棄置今何道，當阿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
但是在作品裡，元稹卻說"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這顯然是站在張生的立場，為他的始亂終棄進行美化，為他的薄倖進行辯護。
- 《董西廂》改變了故事結局
《董西廂》裡，崔鶯鶯的身份變成了相國千金，她跟母親崔老夫人來到普救寺，是為了給亡父追薦，卻在這裡與張生一見鍾情。
《董西廂》增加了一個很重要的情節，就是判將孫飛虎率兵圍攻普救寺，要搶奪崔鶯鶯為妻。在這種情況下，張生挺身而出，他寫信給白馬將軍請求支援，保護了崔鶯鶯。
為了報恩，崔老夫人承諾把鶯鶯嫁給張生，可隨後又以鶯鶯已有婚約、而張生並無功名為由，想要賴賬。鶯鶯對母親不滿，憤怒反抗，在聰明機智的婢女紅娘的幫助下，張生與鶯鶯終於衝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勇敢地走到了一起。崔老夫人發現二人的私情後，逼著張生上京趕考，不取得功名就不能回來見鶯鶯，兩個有情人揮淚告別。
但《董西廂》的結局是歡喜的。張生一舉及第，衣錦榮歸，終與鶯鶯團圓。它糾正了原作認為鶯鶯是"尤物"、把張生始亂終棄稱為"善補過"的封建觀念。
- 《王西廂》昇華了故事的主題
王實甫的《西廂記》，是一出五本十二折的鴻篇鉅製，它基本保留了《董西廂》的故事基礎，保留了崔、張二人歷盡艱辛、"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大團圓結局。
不同的是，《董西廂》裡二人的結合側重於"知恩圖報"，而《王西廂》正面提出了"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完聚，願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屬"這一主題思想。它更歌頌以愛情為基礎的結合，從而更鮮明地反抗了封建婚姻制度，更有力地否定了封建禮教。
從唐到元，封建禮教逐步鬆動
- 《鶯鶯傳》是封建禮教下的產物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男女的結合，受到封建等級制度和禮教綱常的嚴格約束。《孟子·滕文公》說："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父母國人皆賊之。"也就是說，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定終身者，便是賊，是羞恥的。
產生於唐代的《鶯鶯傳》，衝不破這一封建禮教。所以我們看到，《鶯鶯傳》裡的崔鶯鶯，面對愛情時不是堅決勇敢，而是扭扭捏捏。她給張生回詩，說："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這明明白白是要張生來西廂幽會。可等張生真的來了，她又義正言辭地數落起張生："你保護了我們一家免受兵亂，這是義，但現在卻因此向我索取，這是以亂換亂，二者有什麼區別！……希望你以禮約束自己，不要陷入淫亂的泥潭。"
而且《鶯鶯傳》裡，崔鶯鶯始終不敢把與張生的事情告知母親。直到張生留在京城不回來，她覺察到這份情不會有結果了，覺得曾和張生私定終身很是羞恥，說："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
《鶯鶯傳》裡的崔鶯鶯，還沒有完全從封建禮教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份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愛情最終以悲劇收場，就顯得理所當然了，這是"世情"造就的。
- 《董西廂》和《王西廂》是封建禮教鬆動下的產物
宋金對峙時期，北方大片領土處於金人的統治之下，女真族的傳統習俗也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這片國土，影響到這片國土上的文人。
女真族在婚姻選擇上，比較開放、自由，男女可以自由戀愛。南宋洪皓在高宗建炎三年出使金國，在金國滯留十五年，寫成《松漠紀聞》，其中記載了金國的婚俗禮儀："其俗謂男女自謀，勝於納幣而婚者。"
女真族還普遍實行接續婚的習俗，《金史》說："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比如金熙宗殺了胙王常勝，就將其妻納入宮中，類似的記載在《金史》中有不少。
這使得金代的男女關係，比漢族政權下的社會開放得多。像元好問這樣的文士家族，他妹妹的婚事，也是由妹妹自己做主。據蔣正子《山房隨筆》記載，金朝宰相張平章，看上了元好問的妹妹，派人去徵求元好問的意見，元好問回應說："可否在妹，妹以為可則可。"張平章歡歡喜喜地去了元家提親，可元好問的妹妹卻作了首詩，暗示拒婚之意，其中一句是："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樑。"張平章只能黯然離去。
金代的這種社會環境，使張生和崔鶯鶯一見鍾情、私定終身的行為，具有了合理性，可以被人們所認同。於是由金人創作的《董西廂》，安排他們二人衝破封建禮教、以團圓收尾，也是有時代特徵作為依據的。
而在同樣是非漢族政權的元代，在同樣比較寬鬆的男女關係、婚姻觀念裡，《董西廂》"才子佳人終成眷屬"的故事模式得到了廣泛流傳，崔鶯鶯和張生"離經叛道"的形象得到了廣泛認可，並在元人王實甫的筆下進一步發揚光大。
相應的，在《董西廂》和《王西廂》裡，崔鶯鶯這個人物也比《鶯鶯傳》裡愛得主動、勇敢——
比如，《董西廂》鶯鶯與張生相識後，自白道："奴正青春，你又方年少，怕你不聰明？怕你不稔色？怕你沒才調？"可見這裡的崔鶯鶯，對於將來的丈夫有自主的想像和要求，希望他有才有貌有情調。
而《王西廂裡》，崔鶯鶯更加大膽、潑辣，對母親定下的婚約視而不見，對於自己的愛情義無反顧。當得知母親要她拜張生為哥哥時，她又憤又怨，唱到："誰承望這即即世世老婆婆，著鶯鶯做妹妹拜哥哥......碧澄澄清波，撲刺剌將比目魚分破；急攘攘因何，扢搭地把雙眉鎖納合。"體現出她作為封建禮教反叛者的人物形象。
不同時代下的文人，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
- 唐·《鶯鶯傳》——功名、聲望重於愛情
在唐代，封建禮教雖沒有後來的宋代那麼嚴苛，但婚姻中還是摻雜著濃厚的門第等級觀念。國學大師陳寅恪曾指出："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所不齒。"（《元白詩箋證稿》）
這就是說，在唐代，要評價一個文人的人品高低，有兩個標準，一是是否娶到名家女，二是是否成為清望官。而《鶯鶯傳》裡的崔鶯鶯，只是沒落貴族子女，還不是相國千金。對文人來說，她不是娶妻的理想對象。
所以，《鶯鶯傳》裡張生對鶯鶯始亂終棄，是封建制度下文人醉心功名富貴的真實寫照。而作者對於張生的卑劣，非但不加斥責，還讚許他"善補過"，說明元稹也有著和張生一樣的價值觀念，是封建文人的代表。
- 金·《董西廂》——信義重於禮教
《董西廂》裡，雖然張生和鶯鶯最終衝破封建禮教，走到了一起，但其實《董西廂》更強調"知恩圖報"的價值觀念，並以此賦予崔、張愛情的合理性。
當張生怨崔老夫人賴賬時，他唱到："蒲關巡檢與我相知，捉賊兵免了災危。恁時許我為親戚，不望把心欺也哈哈!"強調自己曾救鶯鶯於危難，而崔老夫人當時也應允把鶯鶯相許。
當鶯鶯得知張生相思成疾時，說道："不意當初完妾命，豈防今日作君災。仰酬厚德難從禮，謹奉新詩可當媒。"她也強調自己仰酬張生的厚德，所以不能遵從禮教捨棄張生。
而當崔老夫人得知二人私情，拷問紅娘時，紅娘也是以"知恩需圖報答"的原則進行反駁，她說："當日亂軍屯寺，夫人、小娘子皆欲就死。張生與先相無舊，非慕鶯之顏色，欲謀親禮，豈肯區區陳退軍之策，使夫人、小娘子得有今日？事定之後，夫人以兄妹繼之，非生本心，以此成疾，幾至不起……夫人罪妾，夫人安得無咎？失治家之道，外不能報生之恩，內不能蔽鶯之醜……"
崔老夫人聽了紅娘的話後，有所頓悟，對張生講道："群賊方興，非先生矜憫，母子幾為魚肉矣……今欲以鶯妻君，聊以報，可乎？"
在《董西廂》的結尾，作者也進行了這樣的總結："方表才子施恩，足見佳人報德。"
《董西廂》依照守信報德的原則，給鶯鶯和張生的愛情賦予了合理性。它並沒有完全否定封建禮教，只是強調不能為了守禮而忘恩、而不酬德。以信義為重，也恰好是女真統治者的重要原則，女真族在與宋王朝打交道之初，就保持重盟誓的觀念，並一直和宋廷隨意背盟的行為產生衝突。
- 元·《王西廂》——"願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屬"
《王西廂》在《董西廂》的基礎上，進行了徹底地反封建、反禮教，這裡的崔鶯鶯不是要知恩圖報，她是一心追求自己的愛情。
當張生相思成疾時，她想的不是"仰酬厚德難從禮"，而是同樣陷入了相思："一個睡昏昏不待觀經史，一個意懸懸懶去拈針線；一個絲桐上調弄出離恨譜，一個花箋上刪抹成斷腸詩；一個筆下寫幽情，一個弦上傳心事：兩下里都一樣害相思。"
當張生進京趕考時，鶯鶯長亭送別，她囑咐張生："我這裡青鸞有信頻須寄，你卻休'金榜無名誓不歸'。"她並不在意張生是否能考取功名，只是希望他儘早歸來。
《王西廂》歌頌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婚姻，並由此昇華出一個主題——"願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屬"。
在元雜劇裡，不少描寫愛情婚姻的作品，都表達出了這一相同的愛情理想。關漢卿的《拜月亭》，飽受別離之苦的女主人公瑞蘭，曾衷心祝願："願天下心廝愛的夫婦永不分離"；白樸的《牆頭馬上》，為愛情而拼爭的李千金，也情不自禁地道出心聲："願普天下姻眷皆完聚"。
這些主人公的生活處境、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心願確是一致的，都要求愛情婚姻的美滿與幸福，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時代的聲音。
為何元代文人會發出這樣的聲音？元代統治下，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嚴重，他們把人分為十個等級，知識分子列在第九，只在乞丐之上，而娼妓甚至列在第八。他們地位低下、命運悲慘，科舉廢止，又使得他們出頭無望。而"才子佳人私定終身、落難書生考中狀元、終成眷屬得以團圓"的故事，更像是文人把自己的渴望寄託在了雜劇作品裡。 在劇作裡，他們的地位得以提高，他們衝破了門第等級，他們也抱得美人歸。
結語
張生和崔鶯鶯愛情故事的流變，透視著少數民族文化和中原漢族文化的融合，這種融合對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社會禮俗形成了巨大沖擊，對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的中原文化進行了多方面的解構，也使文人的價值觀念在時代思潮裡進行翻騰。
而這些，為張生和崔鶯鶯的愛情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助推力，為王實甫的《西廂記》"天下奪魁"奠定了時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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