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 Anne Helene Gjelstad 正在愛沙尼亞小島基赫努島進行一個攝影項目，她的一個鄰居邀請她去參加一個老婦人的葬禮拍照。這位鄰居按照慣例給這位挪威攝影師穿上藍色喪服，然後把她帶到廚房，Koksi Leida 的屍體躺在敞開的棺材裡。
在儀式期間，這個波羅的海島嶼的婦女們祈禱、哀悼和歌唱，直到男人們抵達，棺材被運到外面。見證這些姐妹情深的時刻改變了吉爾斯塔德的觀點。“這是我作為一名攝影師所經歷過的最感人的時刻，”她指著一張坐在 Leida 周圍的婦女的照片說。這就像是回到了過去，同時又身臨其境。我本來想寫一本關於愛沙尼亞手工藝品的書——但突然之間，它就變成了關於老年婦女和她們的文化的書，這種文化變化如此之快。”
她拍攝的照片的書有時被稱為女人的島，被認為是歐洲最後的母系社會。Kihnu 僅有7公里長，3.3公里寬，最高點海拔8.9米，位於波羅的海的東部。
全年大約有300名左右的居民，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基赫努島及其鄰近的馬尼亞島上的女人掌管著陸地上的一切，而男人們歷來在國外工作——要麼在國外，要麼在愛沙尼亞大陸，要麼在海上，打獵和捕魚。他們已經習慣了艱苦的勞動和艱難的時期，經歷了蘇聯長達50年的佔領和嚴寒的冬季，這些島嶼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被切斷。正是這種孤立使他們的習俗免於消亡。
婚姻和母親身份受到高度重視——只有已婚婦女才允許穿傳統的圍裙。嬰兒通常是在桑拿房裡出生的，孩子們到哪兒都跟著他們的母親。人們說一種叫金湖基爾的方言，這種方言被蘇聯人鎮壓了。 它有點像芬蘭語，有豐富的描述天氣的詞彙，特別是對海洋和冰川。
這些島嶼很受遊客的歡迎，他們在夏天成群結隊地來到這裡，看那些穿著色彩鮮豔的傳統裙子、沉浸在島上民間傳說中的女人們表演。但他們受到外國人的保護。愛沙尼亞電影製片人馬克 · 索薩製作了關於島上居民的紀錄片，著重講述他們的社會問題，特別是蘇聯時代遺留下來的酗酒問題，這些問題被用作鎮壓被佔領的公民的工具。這損害了該島的聲譽，加劇了對外來者的不信任。“人們覺得自己真的、真的被暴露了，” Gjelstad 說。“這對他們來說很麻煩。我想提一下，但不想強調。”
婦女們會提供吉爾斯塔德麵包和啤酒，以及用她們花園裡種植的漿果釀製的葡萄酒。她在自己的書中寫道: “我是如何被邀請到別人家裡來的，這非同尋常。”這本書記錄了女性的工作、戰爭和家庭生活的故事。她的目標是“未來保存這種獨特的文化，並給予這些年老而睿智的女性應有的發聲”。
63歲的 Gjelstad 在做了多年的時裝設計師之後才開始從事攝影。正是在一次北歐針織研討會上，她第一次見到了基赫努島的女性，並發現了她們的音樂、舞蹈和紡織傳統。她的年齡和性別有助於與婦女成為朋友，她能講一些愛沙尼亞語也是一個原因。她還請了一位翻譯，用手勢和擁抱作為補充。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站在或坐在自己的房子和花園裡，他們大膽的著裝與柔和的家園色彩並列，還有 Gjelstad 在整本書中間隔一段時間拍攝的荒涼的冬季風景照片。在一張照片中，Tilli Alma 坐在昏暗的房間角落裡赤腳編織，她的眼睛向下看著她的編織。
“穿著喪服的 Tilli Alma 對我來說表達了基赫努島文化的精髓，” Gjelstad 說。“藍色條紋的民族服裝裙，Kihnu kört，底部有紅色的繩子鎖邊。圍裙上寫著她是個已婚婦女，雖然她現在是個寡婦。”
Gjelstad 的照片讓人想起俄羅斯前衛藝術家 Natalia Goncharova 色彩斑斕的農村婦女畫作，或者菲律賓女畫家 Malyavin 的作品。事實上，蒂利 · 阿爾瑪可以成為他1895年的油畫《編織襪子的農民女孩》的主人公，雖然她已經老了。
在這些肖像畫中，既有微笑，也有幽默的閃現，還有辛酸。
在一個重視婚姻的母系社會裡，有些人被冷落在一邊。“對於那些沒有找到男人，沒有結婚，沒有孩子的女人來說，這是非常艱難的，” Gjelstad 說。“她們沒有其他女性那麼有價值。” 婚禮將涉及整個村莊，為期三天，包括音樂和舞蹈。隨著年輕女性前往中國大陸尋找教育機會，這種傳統正在逐漸消失。人們認為，對女孩來說，教育的價值不如體力勞動(如務農和照顧孩子)。如今，不舉行正式婚禮的年輕人住在一起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當一個女人在 Kihnu 上活到60多歲時，她開始為自己的葬禮做準備，為自己縫製漂亮的衣服，為她挑選的年輕人編織手套。“這真是令人難過，” Gjelstad 說。“我想我拍了35個女人，現在可能還有10個活著。”
一位女性Tiidu Mari 於去年去世。在2017年拍攝的肖像中，她悲傷地對著觀眾微笑，眼睛閃閃發光。她是基赫努島上年紀最大的人，她擔心隨著這麼多島民搬走，島上會變得寂靜無聲，到處是空蕩蕩的村舍。她讓吉爾斯塔德答應給她的孫子們一本她的書，這樣他們就可以記住他們的祖母——以及他們所有祖先在這個獨特的女人島上的根源和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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