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潘粵明：“他（柏楊）的雜文，與魯迅的雜文的風格是一樣的，很尖銳，相匕首一樣一針見血，他的《醜陋的中國人》的銷路都是冠軍的。柏楊坐牢以後，他在監獄裡面寫了三部史學著作包括《中國人史綱》，等等。柏楊晚年傾盡心血，把中國的經典著作《資治通鑑》白話文化、普及化，功德無量。柏楊不光是文學家，還是思想家、史學家。我是1984年，與柏楊在愛荷華寫作計劃認識的，當時他的夫人張香華一塊，我們後來成了忘年交，我在香港舉辦的很多文學活動包括世界報告文學徵文獎、世界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他都拄著柺杖來參加，這對於擠壓在商品社會以下的香港文學是一個很大的鼓舞跟支持。柏楊他不光是我們尊敬的文學家，他的為人、他的道德文章都是仰之彌高的。去年是柏楊的去世十週年，我們在北京跟香港舉辦的柏楊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對柏楊的文學成就，對柏楊的個人品德，有了新的、全面的瞭解。今年是柏楊誕辰100週年，我僅在這裡為一個經歷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學戰士，對人世間懷著極愛和極恨分明的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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