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儘管佔醫院總床位數不到8%，卻聚集了醫院100%的危重病人。
治療費用每天在3000到20000元不等，被稱為“最昂貴的酒店”。
遇到救活幾率不到10%、費用超過100萬元的情況，救還是不救成為兩難選擇。
在與死神的爭奪戰中，多數時候能贏，有時也會輸。
為了孫子的婚禮，她多“活”了10天。而他卻簽下“放棄醫療搶救預囑”，選擇平靜離開。
在多數人印象中，ICU（重症監護室）既神秘又讓人敬畏。裡面的患者全身插滿管子，監護儀的報警聲此起彼伏，熾烈的燈光晝夜長明，不時會有患者因搶救無效死亡。
如果說醫院是捍衛人們生命和健康的保障，那麼ICU就是生命的最後一道防線。ICU是任何一家醫院最不可或缺的病房，雖然只佔醫院總床位數不到8%，卻聚集了醫院100%的危重病人。因此，床位與醫護比相對於普通病房要高出幾倍，配置一張ICU病床設備價值近百萬元。絕大多數被死神眷顧的人，都會被送到這裡。作為人類抗爭疾病的最後一道關卡，它的救治能力，將決定病人的去留。這些瀕臨死亡的患者需要多種生命支持的儀器，呼吸機、監護儀、血透機、ECMO（體外膜肺氧合）、有創血流動力學監測等，其日均治療費用在3000到20000元不等。
八點健聞近日採訪了一位上海三甲醫院的ICU醫生，他向我們講述了幾個發生在ICU病房裡的真實故事。本文以第一人稱敘述。
100萬換10%的生存幾率，救還是不救？
不久前，我們收治了一名17歲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ICU裡最致命的重症之一。他的父母是抱著殊死一搏的心態來的。送到我們這裡之前，這個男孩已經在當地醫院的ICU裡搶救了兩個星期，但病情仍然沒有好轉。
按理說，這個病人並不適合轉院治療。重症急性胰腺炎發病已經兩週，多個臟器功能都已經衰竭，即便在我們醫院，能救回來的幾率也不到10%。再加上轉院過程中5小時的車程以及其他不可預測的因素，很有可能在路上就沒了。我們和他的父母在電話裡交代了這些情況，他們依然決定要送過來試試。
還算幸運，那天晚上10點多，病人被送入ICU，我們立刻進行了全面評估。儘管之前有了預判，但臨床體檢及化驗的結果還是讓我們心裡頗為發怵，除了心臟，其它臟器都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衰竭。休克、腎臟衰竭、肺衰竭、肝臟衰竭、凝血功能障礙、腸道功能衰竭，甚至還出現了譫妄。我們當時判斷，所有的治療手段都用上，這個病人能救活的幾率不到10%，而且花費很可能超過100萬元。
救，還是不救？他的父母已經有點崩潰了，猶豫之中，徵詢我們的意見。
我們建議先救一週試試。我們給病人做了氣管切開、上了呼吸機和血液透析，同時給予了適當的鎮靜藥物，降低氧耗。藥物和支持治療需要每天都精確地調整，就這樣維持了三週，男孩各個器官逐漸好轉。
危機發生在一個月後，病人同時出現了重症胰腺炎最致命的大出血和嚴重的腹腔感染。隨之而來的就是十次止血清創術。每次都是驚心動魄，死裡逃生。因為出血很突然，無法預測，一出血就至少1000ml。所以，在ICU經常會看到這樣的場景：一旦看到引流管裡流出鮮血，距離他最近的一個醫生馬上趕到他的床邊，按壓腹部止血；一個醫生指揮搶救，四五個護士飛一樣地推著病床往手術室跑。
慶幸的是，十次出血，十次及時的清創止血術，該男孩挺過了最艱難的兩個月。炎症消除，臟器功能逐漸恢復。大概半年後，這個男孩奇蹟般地痊癒出院。父母總共花費了近300萬元。
在ICU，用錢換命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救，還是不救，這幾乎是每個家庭都會面臨的選擇。作為醫生，對急性起病、出現臟器功能衰竭的或慢性疾病基礎上急性加重的，我們都會全力以赴挽救病人生命。
但對於ICU病房外的家屬來說，他們往往會很糾結。尤其是在一些存活率低、費用昂貴的現狀面前，他們最怕的就是“人財兩空”。我們經常會碰到這樣一些家屬，他們會認為：生還可能性那麼低，醫生為什麼還建議我們救？請你相信，每一個醫生都是將病人的利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在ICU，醫患的相互信任至關重要。
與死神爭奪，多數時候能贏，有時也會輸
在ICU，諸如此類與死神爭奪生命的故事還有很多，我們多數時候能贏，有時候也會輸。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27歲的男生，家裡獨子，也是因為重症急性胰腺炎被送到我院ICU。送來的時候，他的父母抱有很大的希望，因為他們打聽過，知道我們醫院在這個疾病的治療上是最好的。
我們自己也很有信心。因為這個病人送來的時候，症狀和之前那個17歲的男生幾乎一樣，在臟器的衰竭程度上可能還要略好一些。我們覺得既然那個男生都救下來了，這個男生沒道理救不了。
但事實上，我們確實沒能把他救活。兩週時間，我們上了所有能上的治療手段，病人的炎症沒有一點好轉。毛細血管滲漏，臟器功能進一步衰竭，最後死於大出血。
這件事對我的衝擊很大。在此之前，我總以為我們這個團隊，任何疑難重症都能拿下。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腦子裡一直在回放這兩週治療中的每一個細節，拷問自己是不是哪一點沒有做好，為什麼盡了那麼大的努力，還是沒有留住他，想到凌晨4點都沒有答案。
後來，這種醫生“無能為力”的情況時不時地發生。根據我們的統計，以重症急性胰腺炎為例，救治成功率大概在85%左右。這也意味著，總有那15%的病人，我們竭盡所能，終究無法戰勝死神。
幾年前，有一位美籍華裔的男生，從國外回到上海迎娶他的新娘。就在結婚的當天早上，突發重症病毒性腦炎。婚禮還沒辦，人就被送進了ICU 。我們連續搶救了6個月，後來甚至連中醫的辦法都用上了，依然沒有效果。最後家屬表示理解，放棄了搶救。
還有一位60多歲的德國裔老先生，為了愛情留在上海，成為了一名中國人。因為重症急性胰腺炎，腹腔內感染，做了幾次手術，最後仍然死於大出血。我們給他用了3個升壓藥，最終還是隻能眼睜睜看著他的心電圖拉成一條直線。病房外的老伴一時接受不了，當場暈厥。
這樣的遺憾不斷髮生，很容易讓人產生無力感。你會發現，在疾病面前，人類真的很渺小。儘管我們發明了那麼多的醫療設備和治療手段，今天能救回100個人，但有1個人死了，我還是會非常難過。這種難過的可怕在於，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治療方案沒問題，搶救手段沒問題，但最終結果就是我們不想看到的。
很多人問過我，你們ICU醫生每天要面對這麼多死亡，怎麼來調整自己的情緒呢？我的答案是，調整不了。我不相信有人能夠面對連續死亡而能走出陰影。但我的經驗是，當你失眠了一整晚，第二天再次走進ICU病房，看到那些病人插著管子，正在與疾病頑強抗爭，你會重獲鼓勵和勇氣，立即與病人、家屬一起投入與死神的鬥爭中。
為了孫子的婚禮，她多“活”了10天。
ICU不僅見證生死，也考驗人性。
在日常工作中，我們經常碰到同一個難題：在沒有治癒希望的情況下，要不要用侵入性的措施去延長病人無質量的生命。
我們曾經收治過一位70多歲的上海老太太，乳腺癌晚期，癌細胞廣泛轉移，深度昏迷，醫療手段對緩解病情沒有任何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往往會建議家屬放棄搶救，轉做舒緩治療，讓老人安安靜靜離開，最多不超過5天。
90%的情況下，家屬會聽從醫生的判斷。但那一次，老太太的家人說不行，理由是兩週之後，老太太的孫子要結婚。我們苦口婆心向家屬解釋，即便現在上有創的搶救措施，勉強拖到兩週以後，也只能維持心跳罷了，在短期內只是增加她的痛苦。
家屬聽不進去。我們只能給老太太做了氣管切開，插上呼吸機，用著大劑量的升壓藥。後來，她的腎臟也出現問題，我們又做了血液透析。兩週以後，原本非常體面乾淨的一個人，已經全身插滿了管子，僅僅在醫學意義上“活著”。更可悲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她甚至沒有表達自己意願的機會。
當然，在那個處境裡，即便能表達，也不一定會如她所願。
我們還碰到過一個老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氣腫，II型呼吸衰竭。他在生前就坦然地告訴家人自己想要的死亡方式：不要插管、不要心肺復甦。但真的當那一刻來臨的時候，他的兒子嚎啕大哭，說一點努力都不做，沒臉面對家裡的親朋好友。
於是，一連串熟悉的操作：氣管插管、深靜脈穿刺、留置導尿管、心肺復甦、電擊除顫。但換來的是不足24小時的心跳，數根肋骨折斷。作為醫生，我們知道這一切沒有意義。但這個時候，他兒子的“盡孝”，成為醫生必須尊重的選擇。
他簽下“放棄醫療搶救預囑”，選擇平靜離開
相比之下，我更佩服一位罹患骨肉瘤的企業高管。他曾為了保命，在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接受了下體截肢，換來了5年的生存期。但到了後期，他皮包骨頭，每天血性胸水引流量500～1000毫升，每一次翻身都要護工幫忙。最後，他不顧家人“以愛之名”的反對，簽下了“放棄醫療搶救預囑”，選擇在舒緩治療中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在這件事上，很多人都有一種錯誤認知，以為一旦簽署“放棄醫療搶救預囑”，醫生就會停止全部治療措施，所以一定要積極搶救，一定要堅決地“盡孝”。
不是的，治療仍會繼續。關於舒緩，關於平靜離開。死亡教育的普及，生前預囑的落實，舒緩醫療的推廣，不管持什麼態度，往前走，總比不走要好。這也是今天我最想表達的觀點。死亡不該是一個被忌諱的話題，當所有人都準備好，舒緩的死亡會成為文明社會的一種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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