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略”一詞既是一個古老的名詞也是一個在現代頗受重視的用語，既有神秘感——給人以玄妙難測的印象，也是挺時尚的——在當代競爭場景上，成了很多傑出人士喜歡談的話題。
古往今來，流傳著很多謀略故事，講的是一計安天下、妙策建奇功的精彩事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很早就有有識之士在探尋著“謀略”之奧妙，想掌握致勝之奇謀，於是，留下了豐富的關於“謀略”的文化資源。
中國自古就有重視人緣關係的傳統，古典小說講“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中國古人在為人處世、待人接物、安身立命等方面，非常重視智慧，而在經國濟世、從政從商、治軍征戰、遊說伐交等方面，更是對謀略十分重視，所以，在中國古代史上，謀略思想特別發達，在五千年文明史中，留下了豐富的謀略文化資源，很值得挖掘與探尋。
中國古人很早就重視謀略，很早就有謀略的思想資源。
據《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是很會用謀略的，他在政治上推行德政策略，在軍事上嚴格管理軍隊，在經濟上重視發展農業生產，有一套的治國治軍的策略，他在與蚩尤的較量中，用謀在涿鹿決戰中戰勝了蚩尤，統一了中原各部落，建都涿鹿，並在泰山之巔會合天下諸部落，舉行封禪儀式。
夏、商、週三代，競爭激烈，戰事頻發，古代謀略思想得到了較快發展，謀略思想中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重要思想逐步產生。比如，在《周易》中，便有各種智謀的深刻思想觀點，“乾卦”爻辭中，有“潛龍勿用”“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等，都可以從用謀方面去解釋，卦爻辭中，常常用隱喻的方式來講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態勢中的處事方式，這其實正是策略的本質特點。
《周易》的謀略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比如，其“道論”是後世謀略思想的根本理論原則，《繫辭》循序漸進地展開對於“道”的論述，一是強調“一陰一陽之謂道”，把道看成是陰陽的對立統一體，以陰陽互動來解釋萬物；二是認為“道”乃“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將“道”“善”“性”三者作為核心主題來探索，主張人生在世，就必須懂“道”理，行“善”事，修“性”情；三是認為“道”主要表現為“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認為生長萬物的富有叫大業，每天有新的變化叫盛德，生化萬物是一種偉業，每日有變化更新，就是盛大德性，這才是“道”所要表現的；三是指“道”的變化特徵是：“生生之為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佔，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根據周振甫先生的釋釋，這指的是：“生生不停叫做變易，形成天象的叫做乾，仿效地法的叫做坤，儘量用卦爻數來預知未來的叫做佔，通知事物的變化而行動的叫做事，陰陽變化而不可測的叫做神。”（參看《周易譯註》中華書局版，第234頁）
這不就是很精妙的一些謀略的原則嗎？
《周易》還有一些在當代仍很有現實意義的謀略觀點，比如，《易·坤·文言》中有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說的是，一個行善的家族，它必定有餘福，這個餘福能夠蔭庇子孫；如果幹了很多惡事，那這個家族不可能長久，子孫必定遭殃。從當代的觀點看，這講的是行善得福，作惡必敗的道理，猶如講為富不仁，富不過三代。
再如，《易·革》提出了順天應人的深刻觀點：“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事大矣哉！”這指的是，夏桀、商紂暴虐無度，而商湯、周武順乎天道，合於民心，放桀誅紂，革故鼎新，改變舊制，成就大業。
順天應人的“順勢”思想一直是中國古代非常重要的謀略思想，中國古人十分重視“天人合一”的理念，強調順應天理而適乎人情，既要按天道運行規律去做事，亦要順應民心，適合民情去處事，如此事業方能成功。
順勢而為一直是中國古代所強調的重要處事策略，至今還留下了很多表現這一觀念的精彩詞彙，如“大勢所趨”“氣勢磅礴”“勢如破竹”“審時度勢”“勢不可擋”等。
總之，循天道，順民心一直是中國古人極為重視的處事謀略。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變革日新，社會動盪加劇，諸侯崛起，列國角逐，戰事頻繁，伐交活動頻現，謀略思想進入了快速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中國進入了一個關注謀略的重要時期，在諸子典籍中，可以發現豐富的謀略思想，當時出現了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縱橫家等各學派的謀略思想；出現了很了不起的兵法和兵書；出現了老子、鬼谷子、荀子、孫武、蘇秦、張儀、韓非等著名謀略家；出現了“合縱連橫”“圍魏救趙”“竊符救趙”“臥薪嚐膽”等精彩的謀略事例。
孫武雕像
而從春秋戰國時期始，中國便形成了謀略思想的顯著特點，表現了鮮明的文化個性，這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務實求真的謀略運籌立場。
中國古代歷來有求真務實的精神，這可能跟早期以農耕為主的生產方式有關，農耕受天氣、環境等條件的制約，必須講究實際，必須根據現實條件來進行農業生產，才能有好的收成，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人非常注重按客觀規律辦事，非常重視務實精神。
而這種務實精神表現在謀略學文化方面，便是注重以務實求真作為謀略運籌的出發點，把現實的條件看作是謀劃計策、籌劃方案和實施策略的最主要依據。
比如，中國古代兵略就非常注重實際條件，強調在謀略運籌前，要充分了解實際，兵家強調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把對己對敵雙方的瞭解看成是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
也就是說，兵略的運籌、計劃的制定等，皆要以“知己知彼”作為先決條件，而對於“知彼”的瞭解，更是表現得特別務實，認為要“知彼”，“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情者也”（《孫子兵法·始計》）也就是說，要了解敵方軍情，不能靠求神問仙來獲取，也不能靠卜卦來得知，更不能靠猜度推測來了解，而是必須通過軍事人員親自去探知和了解，務實地探知敵情才行。
所以，《孫子兵法•謀攻篇》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這就是戰爭謀劃的務實原則，只有瞭解對方同時也瞭解自己，才能百戰不敗；若不瞭解敵方而只熟悉自己，只能勝負各半；而若既不瞭解敵方，也不瞭解自己，定是會每戰必敗。
中國古代兵法因為這務實態度，所以一直堅持在戰爭中要有謹慎的用兵原則，主張根據實際的實力狀況來制定戰術方略。《孫子兵法•謀攻篇》曰：“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這就是說，用兵需特別謹慎，只有在己方兵力十倍於敵人，才能包圍他們；而五倍於敵人，可以進攻；若是己方兵力與敵人相當，那就要仔細準戰；若己兵力少於敵人，就必須想好退路，想辦法脫身；若己方明顯是打不過敵人，就一定要避其鋒芒，儘量不與敵人正面衝突。因而，弱勢的兵力若是堅持硬拼，必定會成了強大之敵所俘虜。
務實的謀略運籌態度還表現在用兵上的周全考慮，對於用兵，強調不能太自信、盲目和樂觀，不能只看到有利的方面，還應該要虛心、冷靜、務實，要考慮到各種不利的因素。所以，《孫子兵法》說：“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孫子兵法•九變篇》）
即是說，睿智精明的將帥，在考慮問題時，總是能考慮到有利的和有害的兩個方面，在有利狀態下，會考慮可能出現的不利的方面，確保能往順利的方向發展；而在不利的狀態下，會考慮到該如何發揮有利的方面，儘量避免禍患擴展，力求使局勢轉危為安。
古代有不少流傳下來的名言名語，非常精彩地表現了謀劃的務實態度。
比如，“百聞不如一見。”（《漢書•趙充國傳》.）就是強調了解問題要力求真實，聽別人說一百次，不如自己親眼去看一次.
再如，“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漢書•董仲舒傳》）遠遠看著，不如實際做些事，這樣離事實更近。與其站在深潭邊上老想著能得到潭裡的魚，還不如趕緊回去編個漁網，才能夠網魚。
再如，“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王充《論衡•薄葬》）實效和證據才是根本，實際的才有意義。看待一件事，最明瞭的就是要看它是否有成效，看待一種理論，最好的驗證是看它是否有證據。
又如“名必有實，事必有功。”（荀悅《申鑑•俗嫌》）名聲必須有事實與之相匹配，做事必須有結果來證實。有名無實，名乃虛也，畢竟是假名，最終將臭名遠揚；處事無果，很可能是弄虛作假，必要有實際成果來證明，才是可信的。看人看事，不能看其虛名、虛行，而要看其真實的情況或實際的效果。
總之，中國古代謀略文化非常重視務實求真精神，主張在謀略運籌時，以務實為出發點，計可以設，謀可以籌，但必須立足於實際，若站在虛幻的基礎來設謀，謀便很難奏效，計也一定難以使成。
古典謀略非常重視實踐性，重視“行”，強調“行”先於“知”，只有先“行”而後“知”，才是真知；而“知”又要回到“行”，要把高明謀略運用於實際中，以驗證其實效。古人強調：“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潛夫論·敘錄》）說的就是這一層意思。
古典謀略雖然是講究以智謀取勝的，但在謀略籌劃時強調的是必須堅持務實態度。其實，這也是中國古代求真理性精神的表現。
第二，講“詭道”與重德性並舉的謀略運用方略。
中國古人在探索謀略理論時，既不是刻板地遵守一成不變的道德原則，也不是不遵守道德的基本原則；既重視謀略謀劃過程中需以基本德性為前提，同時也強調能夠使用“詭道”。可以說，中國古典謀略是德行與“詭道”並行不悖。
早在周朝時，姜太公便反覆闡述了“陰謀修德以傾商政”的深刻道理，強調使用謀略要修德愛民，其根本目的是歸利於民，認為這才是君王治國謀略的根本權謀。姜太公說：“君主不賢，則國家危亡而民眾變亂；君主賢明，則國家安定而民眾順服。所以，周家的禍福在於君主的賢與不賢，而不在天命的變化。”（參看《六韜·文韜》）姜太公十分重視君主要有權謀，但更認為賢明是君主基本素質，對於無德之君，權謀是有害的，只有有德之君，權謀才是有利的。在姜太公看來，使用謀略是必要的，但尊德性是必須的。
姜太公釣魚
孫武明確闡明：“兵者，詭道也。”（《孫子兵法》）並且，他在其兵學名著中闡述了很多用兵的韜略和計策，講究“順詳敵意”，他主張：“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但是，孫武在他的兵學中也非常重視道德原則，不喜歡魯莽的戰將，主張無原則開戰，認為戰爭是不得已才進行的，他極力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
對於“詭道”的闡述，通俗兵書《三十六計》表現得非常突出，充分展示了古代計謀的“詭道”特色，比如“聲東擊西”“暗度陳倉”“假途伐虢”“瞞天過海”“空城計”等，都從不同角度對計謀中“詭道”做具體的闡釋。
《三十六計》有按語說：“若徒知術之為術，而不知術中有數，則數多不應。且詭謀權術，原在事理之中，人情之內。倘事出不經，則詭異立見，詫事惑俗，而機謀洩矣。”對詭謀權術作了深刻闡述，這是很值得重視的。
三十六計
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國謀略書典籍中，也非常重視對德性的探索，比如，《黃石公三略》強調謀略家需“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而《六韜》更是強調將帥人才要具備“仁、義、忠、信、勇、謀”六項素質，並且把“仁、義、忠、信”列在“勇、謀”前面，足見作者姜太公對於將帥德性的重視；孫武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孫子兵法•始計篇》），強調為將者需有“信、仁”，這也是對於德性的重視。
在中國古代，由於有儒家學說的深遠影響，謀略的“詭道”一面經常被認為是非道德的，是與儒家的仁義主張相悖的，所以，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特別是一些自視很有風範的“君子”們，是極力反對“詭道”，反對使詐，反對用謀的，在他們看來，謀略家即是陰謀家，而陰謀家即是反道德仁義的，是奸佞之徒。
此外，中國古代的一些謀略書，如《長短經》《素書》等，常被認為是與儒家正統理論相違背的奇謀怪論，不但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且還應被禁止，可是，在背地裡，很多所謂的“君子”，卻悄悄閱讀。明裡，一些所謂的“正統君子”反對陰謀，而暗裡，這些人卻也青睞權謀，重視陰謀。
其實，謀略只是一種智謀方略，其本質是一種為了達到目的而採用的手段，具有很強的工具性意義，就其質而言，是並不具有任何道德色彩的，但是，它在中國古代卻常常被人用道德原則審視，於是，“詭道”也就成了非道德的，使用謀略的人被視為是不可饒恕的無德之人。
要知道，謀略只是一種方法、工具，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從德性方面去對其進行評價的，只有使用謀略的人，才有其德性德操守方面的高尚與卑劣。
當然，古代主流觀點還是主張使用謀略的人要有德性，才能在用謀方面最終獲得成功。中國古人有很多對於使用謀略的人的勸誡，比如，強調“多行不義必自斃”（《左傳·隱公元年》），強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等，都表明古人要求使用謀略的人要堅持德性原則。
使用謀略不能沒有道德底線，否者，最終會害了自己。
第三，重智謀勝於重物力的謀略觀念。
一般說來，中國古代比起西方人更重視智謀、謀略，而忽視或輕視了物力的作用。西方更重視實際的物質力量，重視分析統計，重視推測的結果，重視實際因素的影響，而中國古人則相信，人的智慧、悟性、情志等能發揮出巨大的力量，所以，智謀的因素比物力因素作用更大。比如，姜太公強調：“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六韜》；孫武強調“上兵伐謀”，“多算勝，少算則不勝”（《孫子兵法·謀攻》）；吳起強調：“凡戰之要，必先佔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權，則不勞而舉”（《吳子·論將》）；諸葛亮強調“審天地之道,察眾人之心, 習兵革之器, 明賞罰之理, 觀敵眾之謀,視道路之險, 別安危之處, 佔主客之情, 知進退之宜,順時會之時”等，這都非常重視“謀”的重要性的，相信謀略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
中國古人對智謀的重視勝過對物力的重視，總是相信人的智謀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因素，而物力因素的作用是相對處於次要位置的。古代將帥相信在戰爭中完全能夠“以少勝多”，能“出奇制勝”，他們喜歡以智取勝而不喜歡與敵硬拼。
中國古代有很多以少勝多的戰例也說明了謀略確實能在戰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或許也是古代兵書倍受歡迎的重要原因。古代的成功將領們把兵謀智略書寫在書中，成了兵學智慧，而後世將領認真閱讀，從中來學習、吸取兵謀韜略，希望能繼續創造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出奇制勝的戰例，他們充分相信，智謀在戰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總之，重智謀勝於重物力，這是中國古代謀略理論的一個重要的觀念，也是中國謀略文化富有創造性的重要表現，是值得重視的文化特點。
當然，我們充分肯定中國古代謀略家們對於智謀的重視，但同時也要警惕，不能忽略物資力量在當代競爭局勢中的重要作用。
善於用智用謀是重要的優點，但如果忽略了物質力量的作用，就是忽視了客觀現實，是主觀主義觀念的膨脹，是要吃大虧的。
其實，智謀的使用是要有科學精神作為前提的，用智需要有務實的態度。實事求是，方能出奇制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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