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下靈

民族性格的改變，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朝廷！！！

我先舉一個栗子，山上有一群羊，已經把山坡上的草都吃光了，這個時候，便面臨是去山腳下吃草還是是山崖邊吃草的問題。如果領頭羊膽大心細，那麼這一群羊就會一個個躍向山崖；而如果領頭羊貪圖便利，那麼這一群羊就會前往山腳之下，遭遇狼的問候。

朝廷，便是我們的領頭羊。

先秦漢唐之際，朝廷的邏輯是這樣的：誰強，咱就學誰，而且要比對手做得更好、更強！譬如春秋戰國之際的趙國，趙武靈王看到胡人穿窄袖短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都比較方便；尤其是作戰之際的騎兵、弓箭，與中原的兵車、長矛相比，具有更大的靈活機動性。他立即就提出“著胡服”“習騎射”的主張，取胡人之長補中原之短。

這個就是”誰強，咱就學誰“的典型案例。

又譬如漢朝那會，劉邦與冒頓單于的白登之戰，漢軍多步兵，結果被匈奴騎兵包圍，所謂”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乳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驪馬”，極大地刺激了漢朝。隨後的漢室，便“始造苑馬以廣用”，武帝“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然後又在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迫近戎狄的地方選擇邊民，”修習戰備，以射獵為先”，組建了屬於漢朝的騎兵軍團，配合以漢朝先進的軍事武器如弩，日後成功的反超匈奴，並最終取得勝利。

但是從宋朝開始，這種態度就發生了變化，同樣面對北方遊牧民族的緊逼，宋朝上層並沒有太強的學習精神，反而採取的是一種“你強，咱也不鳥你”的態度，一邊是軍事上的步步退讓，另一邊卻是自我虛構的勝利。

這種態度的登峰造極，便是滿清王朝，明明西方已經全面趕超中國，從政治經濟直至軍事都遠在大清之上，但是滿清朝廷的態度，即便是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他的觀點也是：夷兵除槍炮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洋鬼子就是打槍厲害，別的都不如咱）。到了洋務派曾國藩等，則認為：洋人堅船利炮確實很厲害，所以咱們要買他們的船和炮，只要槍炮在手，咱還是比洋人強。而更為保守的頑固派，則乾脆高唱"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幹櫓"，認為只要拿著四書五經，就能打敗洋人。

實際上，大清帝國一直是強悍的，並不軟弱。只不過他們的強悍，主要表現在強悍地抗拒進步、抗拒共和之上。漢朝，曾經真的強悍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是事實，而不是虛構。但漢朝也曾經真的向對手示弱，包括送錢帛給對手並和親，同時也包括學習對方的軍事特長，把自己由弱變強，這同樣也是事實。

關鍵，不在於你的態度強悍不強悍，而在於實力。如果實力不如對手，你能不能以漢朝那樣開放的心態對待對手？如果一直是大清這種模式的自我意淫，盲目地自我拔高，而不會真正地虛心學習你的對手。等待你的，只會是歷史的重現！

司馬路的歷史會客廳

我看過一些歷史學者的研究，有一個觀點非常有趣，分析漢朝，唐朝和宋朝三個朝代之後，得出一個很有趣的結論，那就是思想影響著國家的特點。這個觀點認為，漢朝是農業的思想，唐朝時遊牧業的思想，宋朝時商業的思想。這三種思想，造就了三種不同的國家特點，漢朝因為農業思想的發展，國家相對穩定，這就是為什麼漢朝能夠持續四百年的原因之一。唐朝遊牧思想的發展，讓國家充滿了自由進取的風氣，這就是為什麼唐朝開放包容，積極進取，但國家內部卻政變內亂不止的原因之一。對於宋朝來說，商業思想的發展，讓宋朝更加精明，更能算計，這種算計體現出來的就是用最低的成本來實現最大的利益。所以，對於宋朝而言，歲幣要比戰爭更經濟實惠，因此，會選擇歲幣而不選擇戰爭。

我不能說這種觀點完全正確，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有他自己的道理。很多觀點認為宋朝時中國民族特性的分水嶺，宋朝之前，民族性格開放強悍，宋朝之後，變得內斂保守。

精明的宋王朝

從宋朝國家政策看，其實挺有道理。經過唐朝的節度使之亂，宋朝的君主開始嘗試新的治國模式，這種治國模式就是強幹弱枝，重文輕武。而對於開疆擴土收復失地，宋太祖時期並沒有把戰爭當成唯一手段，甚至儘量避免戰爭的發生。

宋朝的經濟發展很快，國家富有，於是，宋太祖籌備建立私庫，用來積累錢財，想要通過購買的方式，收復燕雲十六州，當然，這只是最好的結果，如果遼國不同意，宋朝就會用這些錢，招募勇士，用武力解決問題。可見，從宋太祖開始，宋朝已經有了精打細算的傳統。但在這個時期，宋朝依然沒有放棄使用武力。但因為宋太宗時期的三次慘敗，整個宋朝三百年，徹底滑向反戰的深淵。

這種反戰思想，帶有幾分商人的精明，宋朝很有錢，人口也多，軍隊規模相當龐大，一方面，宋朝政府不願意通過大量的戰爭，讓國家陷入深淵之中，另一方面，也懼怕將領擁兵自重，變得無法管理。相比之下，金錢換和平的方式，非常合算。

於是，宋朝走向了兩個極端，一個是國家非常富庶，思想開放、文化繁榮。另一個極端就是，軍備鬆懈，軍隊戰鬥力低，而且缺乏開疆擴土的雄心壯志。於是出現國富而不強，國家發展畸形。這種發展模式，看似精明，實則很不精明，於是，宋王朝成為唯一一個兩次被外族滅國的朝代，而且是以極其相似的方式滅了國。

保守的明王朝

說明王朝保守，估計會被很多人吐槽，明成祖五徵漠北，鄭和七下西洋，這樣的朝代，怎麼能算是保守呢。事實上，人們往往會因為永樂大帝的過於優秀，產生一個誤區，那就是，明王朝是一個開放的朝代。其實，明王朝在永樂時期，開放程度非常大，但整體明朝，卻處於保守之中。

同樣，這個問題要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分析，朱元璋在推翻元朝之後，也開始思考國家的治理。國家到底應該是開放，還是應該是穩定。朱元璋選擇了後者。在內部治理上，明朝很大程度上借鑑了元朝的治理模式，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其中包括一直以來爭議頗多的兵戶，民戶，匠戶這類的劃分。以至於在後世，人們評價明王朝的時候，說這是一個規定了人生的朝代。因為，從這些制度來看，如果你生在兵戶，就天生有了當兵的義務。你是匠戶，那就是天生的工匠。當然，這種制度時間長了就是個擺設，誰也不能完美的執行。

除了對戶籍的嚴格管理，明王朝自朱元璋開始，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也極為嚴格，流動人口在明朝被認為是國家混亂的表現，如果哪個地方流動人口增加，這就說明，這個地方老百姓日子過得不好，地方官員要受到懲罰。和流動人口一樣，商人的管理也空前的嚴格起來。

對外來說，朱元璋對於北元王朝非常感興趣，也非要徹底滅亡不可，但對於周邊其他國家，卻表現出很友好的一面，並且列出來十五個不徵之國。

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朱元璋都在穩定的道路上堅定前行。雖然朱棣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預定軌道，但到了明仁宗和明宣宗之後，明王朝再次回到了保守的路線上，甚至出現了禁海令。

雖然在這期間，也出現了成化犁廷，萬曆三大徵等對外軍事行動，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依舊無法改變明王朝整體保守的特點。

無論是商業思維的宋王朝，還是農業思維的明王朝，在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中，最多想到的就是穩定，都想通過穩定來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這是一種中庸之道，在很大程度上，的確通過這種模式，讓國家長時間穩定。但也會讓國家在發展中，出現後天不足發展畸形的現象。

舊書齋

按國學大師陳寅恪的觀點，中華民族是一個早熟但是進化特別慢的民族。中華民族在早期商周朝和春秋的時候，實質是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交錯存在的狀態。這個時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全球最高的。當然軍事技術相對呢也是最厲害的。後面3000年隨著氣候變冷和人口繁殖，人口密度增加，不斷開墾土地，向南拓進向東拓進，變成一個農耕為主的民族體系。特別是在農耕文明發展的後期，逐漸將南方很多原始森林變成耕地，但是耕地並不成大塊的存在，這樣實際上就逐漸形成了自己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天高皇帝遠的狀態也長期存在。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什麼動力組織強悍的軍事集團。而同時期由於氣候惡劣，遊牧民族不斷學習漢族的先進經驗，軍事技術突飛猛進。騎兵、馬蹬和冶鐵技術的提升以及全民皆兵的組織形式，使得遊牧民族一直呈壓倒式的軍事優勢。這一局勢從西漢以後就長期存在。雖然歷史上有很多民族抗爭的故事，這隻能說明漢民族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民族，但是從側面也說明它的軍事實際上一直處於弱勢，是被動狀態。現在有一種說法將儒家說成是喪失血性的一個根本原因，我認為不對。儒家的推行，正好說明我們是一個文明型的民族。但是冷兵器時代，你沒有一些客觀外在的條件，就不可能有強悍的軍事集團，就不可能有強悍的騎兵集團，談什麼戰術都沒太大用。歷史的故事告訴我們，血性只會帶來屠城。不過我個人思考了很久，在中國自西漢廢除百家以後，對商業長期是鄙視和壓制的狀態。像南宋對商業的尊重帶來了一個時期的繁榮，但是時間太短，只有不到100年。因為現代化的誕生必須和商業精神結合在一起，和商業組織結合在一起，和商人結合在一起。長期壓制商業，鄙視商人，所以創新很慢，創新很少，全民皆文。誕生不了現代化，你就一直處在冷兵器時代。另外，我看過兩本書，一本是《蘇格蘭，現代世界文明的起點》和《西方將主宰多久？》。分別是劍橋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教授的力作。有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後發優勢的問題。在中國古代，遊牧民族一直是向漢民族拼命的學習。學習的結果就是在軍事上超越了漢民族，然後向南侵犯最後統治。這一點從中東的幾千年歷史也可以看出來。最先進的文明是在兩河流域美所布達米亞丘陵地帶。但是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後面周圍的民族不斷的學習，不斷的進步，然後向中心區侵犯。後發優勢用的好的，例如亞洲的日本和歐洲的西歐。特別是西歐的央格魯薩克遜民族特別重視商業和商人，然後他們又結合綿綿歷史長河不斷往西傳過去的先進技術。率先進入現代化的進化新階段。儘管這個民族對外是很血腥很殘忍，但是他對商業文明的重視和對商人的重視，這點是其他民族比擬不了的。由此誕生了現代科技和現代教育體系。所以他們一舉實現現代化建立了現代化的軍事武裝，徹底將遊牧民族的軍事優勢碾壓在炮火之下。所以光談血性沒有用，因為你沒有強悍的軍事武裝。你只是談民族性也沒有用，因為你太壓制了創新。你就不可能誕生現代化的武器。沒有現代化的武器，一切的肉體都是肉醬。

rengong5558

漢唐開放強悍的民族性格到了宋明以後，越來也保守，其實和王陽明的“心學”的僵化運用有關。王陽明心學中的“知行合一”，是人之道德到了一個很好很自由的境界，外在的道德規範已經不是外在的規則，對自身沒有束縛性，因為外在的道德規範本身就已經是自己內心所認同的存在了。但是，問題就出在，這個人世的道德規範終究還是“人定”的，與王陽明天所謂之先天就有的“良知良能”還是有一段距離的。於是，在漢唐時期僅僅只是外在牽制人之行為的道德規範，到了王陽明及其以後，開始從內心牽制人的行為，以至於人心在條條框框下顯得越來越保守。

1、宋明時期程朱理學基礎上的陽明心學

（1）朱熹的“道心”與“人心”

程朱理學將“天理”看成至善的存在，而朱熹根據天理至善，將心分為道心和人心。道心從至善之天理出發，屬於純善的存在，而人心，則從私慾出發，往往會衍生惡。朱熹認為人要發揚自己的道心，就要抑制自己的私慾，他說：

也就是說，在朱熹的眼中，人之過度私慾和至善之道心屬完全對立，要麼是道心勝人心，要麼是人心勝道心。注意，這裡的人心代表惡，但是不是否定人所有慾望，代表的是合理範圍外的過度之慾望。

在這裡，朱熹的重點大抵在抑制過度之慾上，而其至善之生來就有的天理，給了王陽明很大啟發。

（2）王陽明之“心外無理”與“知行合一”

朱熹雖然創造性提出了人生來就存在一個“道心”，這個道心，就是天理的體現。但是，朱熹也認為人是理氣合一的產物，當天理作用與人心的時候，人心不動，這裡的人心不動可以理解為人的貪慾不動，這個時候，心就和天理一致，是至善的。我們不難看出，朱熹這裡並未表明心和理是一致的，相反，它們還會存在不一致的情況。

而王陽明承接了朱熹至善之理的同時，還認為“心”和“理”是一致的，心就是理，是至善的存在，也就是王陽明所說的本心就是至善的。

也就是說，王陽明認為，人的本心就是朱熹之天理，人的本心便是善的，王陽明此舉的目的也不難推理，他實則是想將外在的綱常名教上升成為人之精神追求，以人之本心至善，告訴人們，善之念頭衍生出的善之行為才是符合善之念頭髮源地，即符合本心的存在。

那麼什麼是善的行為？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行為。這種行為原本來說是人接受後天教化的結果，但是到了王陽明那裡，他則告訴人們，這不是後天學習來的，是因為人本心就是善的，真正的善，是先天善之本心衍生的善之念頭指導下的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行為。如果一個人行為符合禮，但是心卻不認可禮，則屬“偽”。

2、陽明心學雖好，但不顧社會背景僵化套用，就會衍生封閉僵化的風氣

其實，王陽明的“心學”本沒有什麼問題，初衷也很好，就是讓人從念頭上反思自己，一絲一毫“惡”的念頭都不可以有，否者就是“身心分離”、“知行不一”。王陽明認為人先天就有“良知”，人的念頭是先天之“良知”的行，以此強調知行合一。這其實也是在區分“偽君子”和“君子”。雖然“偽君子”和“君子”在行為上都是符合“禮”的，但是君子的行為出於“良知”，而“偽君子”的行為卻出於“私慾”。

但是，問題就出在其“良知”上，人有沒有“良知良能”，這還確實無法給個準話，但是王陽明覺得有，他的想法也很好。良知良能無法以人力來衡量，但是倫理社會中，雖然無法人為衡量先天之良知良能，但是也絕對不能善惡不分。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惡的，還確實需要區分，而且只能由人來區分，畢竟人的思想再怎麼超越，也超越不出人類社會吧。

但是，一個時期的善，換一個社會環境，就可能不符合“善”了，不同情況下的同一行為，往往真不能一概而論，惡也是一樣。宋明以後，陽明心學十分受歡迎，外在的綱常禮法在陽明心學的催化下，潛移默化間成了人思想上的教條，這就要不得了。

原本在唐宋時期，規範是規範，人心是人心，但是到了王陽明時期，由於心學的催化作用，一個時期的社會道德規範成了人心之善的代表，但是社會要進步，規範要翻篇，要改進，而已經將過時之“規範”內化為自身行為指導源頭的人，自然無法接受新的規範產生，久而久之，不僵化才是真奇怪了。

其實，陽明心學在外在表現上，是將社會道德規範上升到人之精神需要的一個高度，但是其內在還是強調摒除偏見私慾。如果運用陽明心學時沒有針對性的“社會道德規範”，能夠寓有一定的靈活性，那麼，陽明的“知行合一”當屬十分好的指導人之自我修養的思想。

3、總結：宋明以後越來越僵化，大抵在於對陽明心學的僵化運用

王陽明的心學是個很不錯的思想，但是好的思想如果不注意其產生的時代背景，就容易被僵化套用。王陽明之良知良能、知行合一，將外在綱常禮法提升了一個高度，讓其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教條，而是人的精神追求。在一定時期內，王陽明的心學確實能夠接觸綱常禮法對身體的束縛，實現一定程度上的心之自由，幫助人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狀態。

但是，社會進步下，綱常禮法需要改進，後天的社會道德規範終究是人為制定的，而非先天的良知良能，一定時期的綱常禮法到了後面階段，自然會產生其侷限性，但是在陽明心學的刺激下，已經吸收過去之綱常禮法之人，定然無法接受新時代下的新規則。社會在發展，禮法卻無法改進，或者改進得十分艱難，自然就會形成僵化的社會風氣，本來追求身心自由的陽明心學，最後束縛了人的心靈，這著實有些個可嘆了。

顏小二述哲文

應該是宋之後，才越來越保守，這個源頭其實要歸功於宋代出現的程朱理學，二程加上朱熹，循天道，滅人慾，三綱五常，用道統代替治統，程朱理學被元朝定為官學，在明朝發展到頂峰，舉個例子：在宋代之前，女人都是可以改嫁的，很少有什麼貞婦節婦，就是因為程朱理學的原因，男人不必為了女人守貞，女人卻得為了男人守一輩子的活寡。而且到處都在鼓勵尋死，比如曾經有個女人定了婚期，出嫁前未婚夫死了，按著情理，當然是應該擇人重新婚配。可這個女人的下場也是活活餓死，當然，之前的抱著所謂亡夫的靈牌結婚。一時間，到處在建貞潔牌坊，當然到處也在死人，可以肯定是，死的都是女人，為了所謂的節和烈。程朱理學的滅人慾，也滅了人的想象力，對於科學技術發展，社會發展是倒退的，循天理就是安分守己，程朱理學用一個任何人達不到的道德標準綁架了整個民族的思想，於是就有了偽君子一說，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宋代以後出現大量漢奸跟此有關，宋朝滅亡有皇帝臣民十萬人崖山跳海，到了明朝滅亡，有漢奸給清兵帶路，皇帝只剩自己一個人吊死，軍民大臣跑的無影無蹤，以及後期的清代更是把程朱理學用的登峰造極，這樣能不保守嗎，抗戰時期日本在中國的軍隊也就一百萬不到，中國偽軍達到幾百萬，程朱理學的自私，偽善，禁錮人的思維，其禍害可見一般，其實這個程朱理學就是新儒學，宋之前的儒學不是這樣的。

俠客1840

有一個成語叫“文質彬彬”，“文”就是文化，也就是人作為一個社會動物的行事規則。而“質”呢？就是人作為一個真實動物的本質，勇武好鬥、爭強好勝，這些都是動物本性的層面。

漢唐以來，中國人“文”的方面越來越強，而“質”的方面越來越弱。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比如漢朝時，那時官員基本沒有專門區分文官和武將職位。任何一位官員，在朝廷遇到需要解決的問題時，不管是內部事務還是對外事務，都可以提出主張。只要被朝廷採納，那就可以離開成為負責人。比如班超、谷吉、陳湯等英雄，人人爭著建功立業。

唐朝也是這樣。朝廷一說邊疆有事需要募兵，長安城中人都踴躍報名當兵。“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社會推崇的是這樣的風氣。

而到了宋朝、明朝，人們都恥於當兵。

宋朝矯枉過正，扼殺了人們“質”的一面。

但是，經過唐末五代的割據、禪代的混亂時期後，宋朝一下子把整個社會的制度都改了。矯枉過正。整個軍事制度被改成多權分立，誰也無法單獨調動軍隊，就連打仗時也沒有自主權，還要按照陣圖來部署。

結果我們都知道了，宋朝軍隊屢戰屢敗，打不過遼，連小西夏也打不過。

難道宋朝軍事制度這麼改，就是為了弱嗎？當然不是。而是為了“保皇權”。

宋朝的軍事制度，就是層層分權、層層牽制，從而大大弱化武將的影響力。

首先，宋朝禁軍由"三衙"分掌，不再設常任將官。"三衙"的長官分統禁兵，互不統屬。"三衙"的主帥和主要禁軍將領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對皇帝負責。其次，統兵權與調兵權分離。"三衙"分別統率著禁軍，但調兵權和發兵權在樞密院，而樞密院只有發兵、調兵權，並不直接掌握軍隊。樞密院要發一兵一卒都要通過皇帝下旨才能實現。也就是說，沒有皇帝的命令，任何部門、將帥都無法調動軍隊。 第三，使京城駐軍與外地駐軍保持均衡，稱之為"內外相維"。宋初有禁軍二十多萬，宋太祖把十萬餘部署在京城，十萬餘分散到各路駐紮，使京城駐軍有足夠的兵力制止外地可能發生的變亂，也能使外地駐軍聯合起來足以制止京城駐軍可能發生的內變。這樣叫做"內外相維"，相互牽制。第四，兵將分離。利用更戍法，將屯駐在京城的禁軍輪番派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糧，定期更換。借士兵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以消除對皇權的威脅。 第五，士兵的地位極其低下。宋朝在饑年募兵，通常給士兵臉上要刺字。這讓當兵的人沒有社會地位，處處被人歧視。第六，武將遇到同級的文官自動低半級，要給文官行禮。

宋朝好不容易出了一個狄青，但最終還被文臣們以威脅皇權的理由貶謫到地方，使狄青鬱鬱而終。

整個宋朝，人們的勇武之氣被嚴重扼殺，社會以從軍為恥，官僚集團也歧視武將。

宋朝的整個政治制度設計，就是為了防備武將造反，以保證趙宋皇權長治久安。至於對外賠錢、沒有尊嚴，那些都是趙宋可以忍受的。

在打壓武人的同時，宋朝還大興科舉制度，大肆鼓勵人們做文官。逢年過節的賞賜，朝廷給文官的賞賜也比給武官的多。

這樣，從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到社會地位，武人、士兵等等均是低下的。

明朝的政治制度，皇權極度膨脹，社會被約束的非常死。

明朝用軍戶、民戶、匠戶等戶口制度把人分類，並嚴格約束，這造成社會活力不夠。同時在政治制度設計上，明朝更進一步，把宰相都給廢了，最終造成了皇帝空前集權的狀態。

這種制度設計，從出發點上看，依然是為了保證皇權穩固，但明朝對外還是願意有所作為的，不像宋朝那樣萎靡屈辱。

但是，從社會角度看，宋朝人相對自由，身份沒有什麼限制，幹什麼也相對自由。這一點明朝沒法比。

明朝通過制度設計，讓行政、軍事、監察三系統互不統屬，分別對皇帝負責，皇權從而大大加強，中國的政治集權和政治統一達到了空前的地步。同時，明朝還有詔獄和廠衛制度監督人民，人的社會自由度很低。

結論：為了保皇權而進行的制度設計，是宋明之後越來越保守的根本原因。

中國古代社會經過2000多年的發展，到了宋朝時期，基本上把可能威脅皇權的情況都“演練”過了，比如宮廷政變、外戚、權臣、太監、武將、藩王，等等，這些可能從內部顛覆王朝的問題在宋朝之前全都發生過。因此，宋朝在制度設計上，通過複雜的分權設計，把這種種威脅皇位的問題全部做了預防。

明朝因為吸取了元朝過分放權、內部混亂不堪的教訓，在制度設計上更進一步，不但上述官員被管的沒有幾分權力，連老百姓也沒有多少自由。

因此，一切都是為了保證皇權的安全，最終使整個社會走向了內向和封閉。

“文”的條條框框越來越多，“質”就沒有了展現空間，當我們做到了“文質彬彬”，也就是文和武能和諧搭配的時候，才算恢復了漢唐雄風的本質。

（完）

以上是凌煙閣論史的回答，歡迎你點贊、轉發、評論、關注，不同觀點也歡迎你留言交流。謝謝！

凌煙閣論史

蒲壽庚在南宋滅亡的過程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僅佔據泉州投靠蒙古，還將有恩於他的南宋福建皇室數萬人屠殺殆盡，這人就是擔任南宋泉州市舶司三十年，並以此發家的蒲壽庚。

鑑於蒲壽庚的惡行，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便下令將“蒲氏”一族指為“餘孽”，全部充軍禁錮，並被要求不得讀書，“世世無得登仕籍”。

話說蒲氏不是漢人，他們的祖籍也並不在泉州，但他們的家族卻真的是靠著南宋的支持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原來隨著宋朝經濟的極度繁榮，大量阿拉伯商人隨著繁榮的海上絲綢之路開始來到中國尋求商機及發展機會。蒲氏的先祖先是到了東南亞的占城發展，後來又來到南宋的廣州經營海貿，進而成為一方富賈，但是到了南宋中後期，蒲氏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在廣州的發展每況愈下，逐漸難以支撐，蒲壽庚的父親蒲開宗便由廣州舉家遷徙到了當時南宋最為重要的海港泉州，憑藉著泉州地處東南沿海中心節點的優越地理位置，以及背靠香料、絲綢、茶葉等資源產地的得天獨厚優勢，將蒲氏海貿生意逐漸做大。

期間蒲開宗更是於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成為泉州安溪主簿，紹定六年（1233年）南宋朝廷為鼓勵蒲氏一族繼續發展海外貿易，賜予蒲開宗“承節郎”官銜。其後其子蒲壽庚更是於南宋淳祐十年被南宋朝廷提任泉州市舶司，並開啟了三十年之久的泉州市舶司掌控歷史，期間官商身份結合的蒲壽庚，憑藉著掌控泉州市舶司的權力，開始更大規模地開展香料貿易，並通過各種合法與非法手段攫取利益，不斷增加泉州蒲氏的財富。

蒲氏一族得到南宋的政策扶持之後，實力逐漸壯大，但僅僅獲得經濟實力，根本無法滿足他們貪婪的胃口。於是他們逐漸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展到整個泉州港甚至於整個福建及東南沿海地區。

期間蒲氏憑藉自身強大的貿易網絡，更是從阿拉伯地區引入大量裝備阿拉伯馬的阿拉伯武士及非洲黑奴組建完全忠於自己的僱傭軍——“亦思巴奚軍”。如果可以蒲氏希望這種狀態能夠持續下去，而泉州則必然成為他們心中的自治領地。

但這一情況隨著南宋與蒙古的戰爭局勢急轉直下開始出現轉變。

南宋皇室南逃，蒲氏緊閉泉州大門叛投蒙古，背主賣國屠皇室

當南宋皇室在太后謝道清投降蒙古之後，張世傑奉益王、衛王南逃組織小朝廷抵抗元軍南下。當他們抵達泉州時，原本滿心期許能夠在泉州憑藉泉州的軍事及經濟實力固守福建的他們，得到的卻是蒲壽庚只承認投降蒙古的謝太后以及宋恭帝，緊閉泉州大門，迫使南宋流亡小朝廷不得不拖著疲憊的身軀繼續向廣東而去，最終在崖山滅亡，自此“崖山之後無中國”，中華民族的法統傳承出現了第一次斷代。

在蒲壽庚拒絕張世傑等人以泉州為依託抵抗蒙古之後，就已經將自己宋朝臣子的偽裝完全撕去，他在蒙古大軍到來之前，將泉州及泉州周邊地區原宋朝皇室成員完全屠殺，作為自己成為蒙古一員的投名狀，完全沒有想過，如果不是宋朝皇室的支持，蒲氏一族的財富和地位是如何得來的。

但是蒲氏在元朝的好日子其實並沒有持續太久，對於不擅貿易的蒙古人來說，他們看中的是泉州港口貿易的利潤，於是蒲氏一族暫時得以繼續在泉州過著他們土皇帝一般的好日子。

但是這種情況在元朝末年也開始發生變化，由於蒲氏一族隨著宋滅之後的幾十年發展實力越發強大，隨著元朝對地方的控制逐漸出現不穩，蒲氏一族開始打算學習蒲壽庚在宋末的做法，割據泉州，待價而沽。

1362年至1366年間，蒲氏一族以自身僱傭軍“亦思巴奚軍”為主發動叛亂，企圖割據泉州自守。但這一次他們被元朝陳友定的大軍直接剿滅，由於泉州地區民眾大多備受蒲氏家族的壓榨和“亦思巴奚戰亂”的蹂躪，在平叛戰爭中和亂定之後，激起民族復仇情緒，致使許多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的商人、不法傳教士和暴徒被屠殺。

結語

雖然蒲氏一族在明朝建立之前，就由於發動叛亂被元朝所剿滅，但仍有部分蒲氏族人活了下來，等到明朝建立之後，朱元璋面對如此背信棄義、斷絕華夏傳承的蒲氏一族更是毫不手軟，直接下令將“蒲氏”一族指為“餘孽”，全部充軍禁錮，並被要求不得讀書，“世世無得登仕籍”。以此將蒲氏一族永遠鎮壓成為最底層罪民，以報蒲氏一族背信棄義，助元滅宋禍亂華夏之仇，希冀不再出現農夫與蛇的悲劇發生。這也或許就是對賣主求榮，背叛國家之人最好的懲罰。

水墨青花醉柴哥

宣傳孔孟之道的結果就是越來越軟弱！漢奸走狗投降派太多太多了！！！

用戶三清明月

大漠肌理血液的更替使得民族性格轉變，文化上的狹隘不自信讓我們越來越保守，實力的下降讓我們難以再包容他人。

秦人，中華民族強悍開放的開始。

秦人的祖先來自甘肅，無論以前還是現在，都是少數民族的聚集區。秦始皇第一次把大漠的性格帶給了全中國。秦國到秦朝至始至終都堅持開放的原則。秦國人才來自四面八方，堪稱七國時期的移民大國，這就是開放的其中小小體現。秦軍被稱為虎狼之師，見秦軍來無人不聞風喪膽。這便是我們民族骨子裡最早的強悍。

漢武帝時期，民族性格的兩條路。

到了漢朝，承襲秦風。高祖劉邦雖然起身中原，沒有少數民族的血統。但好在，秦之風，濃烈且持久，把漢朝最終薰陶成了強漢。漢武帝就在這時候橫空而出。逐匈奴於漠北，封狼居胥。匈奴的撤退路上，就這麼留下了強漢的傳說。接著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因匈奴而生，也因匈奴而盛。從長安到羅馬誰不知道東方屹立著一個開放的漢帝國。

然而在開放強悍這條大道上，一條小路正悄悄鵲起。董仲舒在長安的末央宮見到了漢武帝。中華民族的性格就從這一刻起發生了小小改變。"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接受者漢武帝也沒有想到，這個文化政策既然會在未來對民族影響如此之大。

封閉的種子率先在文化上發芽。

董仲舒和漢武帝在我國的文化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當然地位不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成就帶來的。兩人之前的文化發展，雖然經歷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但是文化發展的在骨子裡還是繼承了先秦百家的風骨。包容開放濟世救民，百花齊放。在兩人之後，思想的夜空不知道少了多少星光。以後凡是提中國文化，唯有儒學一家。佛教在唐朝盛極一時，而被儒學警惕，最終而衰。道家除了為帝王練方之術不小心觸碰到火藥外，在中國歷史上也別無星光。

理學的接棒，封閉思想延續。

西學東漸之際，西風吹拂。三位江浙大師提出批判思想，拍打了明末思想界的這盤死水。原以為是近代民主思想的曙光，沒想到是儒學的回光。格物致知的理學成為了，宋以後士人的追崇。天人合一，三綱五常，越來越強調人的儒家，讓數百代的漢人忘記了世界。大漠的蕭瑟風稜，全被儒學消磨的平平整整，庸庸淡淡。民族肌理血液的一次換血，儒學得到了主導位置，望向天邊的高牆也越築越高。

元朝變種，強悍中的殘暴，開放中的封閉。

蒙古在中原建立元朝。之前的的宋朝重文輕武，同時又大力提倡理學，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華民族的羸弱之風。這時的蒙古是踏著鐵騎來的，強悍的民族性格再一次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性格里。可惜這是病態的輸血，蒙古人的強悍，慢慢的變為對漢人的殘暴。元帝國境內人口被分為4個等級，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漢人、南方漢人。泉州在繁華，又和漢人有什麼關係，元朝在能容四方，聞名世界，朝中的大臣卻極少漢人，連來自遠方的色目人，都多過漢人。

魚羊史話

這個問題我想是許許多多的人都想知道的問題！漢唐時期為什麼有鐵血尚武的精神而宋朝之後這種精神卻越來越差了呢？這和統治階級所制定的權力構架和推行的主流思想有直接關係！首先在漢唐時期文臣壓制武將這種情況很少見!而且比較重視武將！武將的權力得到保障!唐朝時期武將軍功到達一定程度可直接被調到中央最高權力機關任宰相等重要職位！所以漢唐時期人民尚武，百姓用命！相反，自宋太祖趙匡胤弄個最愚蠢的杯酒釋兵權之後，造成整個宋朝一直被外敵入侵!即使有不世出的將領如岳飛，也照樣無法改變宋朝被外敵欺辱的命運!當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變成了將在外處處被不懂兵的文臣壓制，戰爭的後果是什麼就可想而知了!文臣壓制武將這一錯誤政策一直被宋明清繼承下來！自宋朝之後文臣的權力明顯大於武將的權力！而且自北宋滅亡以後，程朱理學的興起，儒家思想徹底變味!三綱五常，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毒瘤思想直接成為套在國民頭上的精神枷鎖!於是乎皇權高於一切，官帽子高於一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於是乎民眾個人的利益被忽視!民本思想被徹底拋棄！民眾成了統治階級隨時可以拋棄的棄子！而讀書人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博取功名，升官發財，武將上升之路被堵塞，權力被文官限制，難有自由發揮的空間，所以武將失意，誰會為國家用命？所以自宋代以後直到二戰時，中國出了太多太多的漢奸!這與漢唐時期照成了鮮明的對比！明朝末期造成了漢奸的集體大爆發!以大漢奸范文程為首的滿清第一謀士，直接招降了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一大批明朝降將，正是這批明朝降將埋葬了南明，吳三桂殺死了南明最後的皇帝!如果說漢唐時期在權力構架上是文臣武將兩輛馬車齊頭並進，拉著皇權的話，那麼到了宋朝之後，這個戰略構架被徹底破壞了!皇權空前高漲，文臣壓制武將，所以自宋朝之後文臣內鬥嚴重，同時皇權與相權之爭也是非常尖銳，文臣之間相互傾軋，武將甚至成為文臣內鬥的犧牲品，比如說明朝的著名將領戚繼光就是個例子！所以明朝以黨爭而亡！明之亡實於漢奸和賣國文人!這一切都是宋太祖趙匡胤釀下的苦酒!而且漢唐時期還是比較重視和保護老百姓的利益！統治階級還比較認可民本思想!人們的思想還是有自由交流空間的!民眾喜歡暢談國事，國家給了老百姓參政議政的權力，皇權還沒有取得絕對統一，被統治階級用來從精神上毒害民眾的佛教還沒有成氣候!儒家思想還沒有變味……!相反自宋朝之後，皇權越來越大，民眾的思想越來越受到禁錮，民眾的利益越來越被忽視，這樣的結果自然沒有人願意為國家賣命！特別是滿清時期，皇權空前高漲!所有的臣子地位低下，都成了奴才，老百姓的個人利益更是被直接忽視!所以大英帝國使者看到清朝滿大街的赤貧！滿大街的民眾衣不蔽體，滿大街的飢餓與骨瘦如柴!這樣的國家何來鐵血尚武？於是乎滿清後期百分之七八十的領土被世界列強瓜分！只剩下滿遺筆下意淫的盛世和虛無的領土!把後世收復的領土統統歸功於滿清!所以東漢時期才可能有十三勇士歸玉門!當時西域地區漢軍駐守的地區被匈奴攻破了，危在旦夕!漢朝明明知道即使立刻派兵接應而能活下來的西域漢軍也會希望渺茫！但是漢朝還是出兵西域了，就是為了接回仍然有可能活下來的漢朝士兵！這就是民本思想!結果只有13人活著回來了!這就是道家所提倡的人本思想！以人為本!漢朝在漢武帝以前是以道家思想治理天下，而不是儒家！而唐太宗李世民開創的大唐盛世也是堅持民本思想！其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總之漢唐時期之所以國民好戰鐵血尚武最根本的原因和民本思想是分不開的!皇權還沒有絕對集中，絕對高於一切!儒家思想還沒有變味走樣！而且佛教再唐朝時期還沒有取得壓倒道教的優勢！只有皇帝拿人民當人的朝代裡，老百姓才空前愛國，才不惜為國惜命！所以在漢唐時期很少有漢奸賣國賊和叛國者！這和漢唐時期的民本思想是分不開！秦朝為什麼能統一六國？因為秦朝的法律是一視同仁的!即使皇族犯法也照樣依法嚴辦！所以秦王的哥哥因為犯法鼻子被商鞅割去了!秦朝太子被商鞅流放！而且秦朝是以軍功來確定爵位的!沒有世襲一說！所以秦朝將士敢於用命，不怕死！而王公貴族視法律如虎！漢唐時期也是如此！李白寫了不少詩詞來諷刺朝廷，這要是在宋朝清朝早被砍腦袋了!因為漢唐時期皇權還沒有壓倒一切的權力！相反，自宋朝之後，中國曆朝歷代無論從權力戰略構架上還是從統治思想上都走錯了路!偏離了正確的方向!總之一個民眾利益得不到保障，皇權高於一切，文臣內鬥，武將失意，思想上被嚴重禁錮的國家，鐵血尚武之精神之動力何來？一個朝代走向興盛是需要從百姓到國家最高統治階級共同合力的結果!當一個朝代在體制設計，從上到下只會爭權奪利，那麼這個朝代別說是鐵血尚武了，即使能苟延殘喘都會成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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