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期間，京城人居住防震棚多時。那時各種消息滿天飛，人心惶惶，獨張伯駒神態自若。一天大清早，歐陽中石前來探望恩師張伯駒，只見張家防震棚中，張伯駒淡定從容，正在一張摺疊桌上寫字。歐陽中石不由得為他的超脫折服。2008年，已屆八旬的歐陽中石對這段往事還記憶猶新，撰詩曰：“襟懷落落意融融，一任煙雲化碧空。地裂天崩心似水，窮途不改大家風。”
“窮途不改大家風”，是對張伯駒的確評。他一生經歷多次“天崩地裂”，經歷諸多個人磨難，人生落差極大，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始終保持著中國古典文化所薰陶出來的博雅通脫、寧靜坦然。這一點，令眾多名人高士推崇備至，是他們心中難忘的風景線。
1969年到1972年，張伯駒是北京城的“黑戶”，沒戶口，沒糧票，沒布票，靠親友接濟度日，與當年豪門鉅富的生活有天壤之別。著名學者、鑑賞專家王世襄多次去看望，卻發現他“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除年齡增長外，心情神態與居住豪宅時“並無差異”。著名畫家、“一代鬼才”黃永玉曾對此大表欽佩，贊曰：“富不驕，貧能安，臨危不懼，見辱不驚……真大忍人也！”
著名紅學家周汝昌是張伯駒的忘年交，兩人情誼很深，但彼此交往只能用“淡如水”三字形容。當時周汝昌很年輕，“每日下午課餘，常閒步而造園，入廳後，自尋座，賓主往往不交一言，亦無俗禮揖讓之煩……他見了名人貴人，是如此；見了青衿學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並無尊卑貧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別”。
是的，在他的心中，尊卑貧富，沉浮興衰，都是過眼煙雲。閱讀張伯駒，我深深覺得，他為人超拔是因為時間座標系特異，一般人的時間座標系三年五年，頂多十年八年，張伯駒的大約有千年。在這樣的大座標系裡，他才可以“坐觀雲起，笑看落花”，才可以“視勳名如糟粕、看勢力如塵埃”，也才會在淡看功名利祿之時，將國寶看得無比之重。擁有《平復帖》後，他“蟄居四年，深居簡出，保護此帖……經過多少跋涉、離亂，我都如性命一樣地寶藏此帖”。對國寶的態度，可說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馮驥才說，“一個國家的文化必須有它的峰頂，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它標誌著一個國家的文化所達到的時代高度。這個塔尖是被一批卓越的文藝大家、藝術精英及其經典作品表現出來的……一個國家沒有精神高度不行。如果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文化沒有神聖感，這個民族就完了”。
如果張伯駒地下有知，必引馮驥才為知音。如果不是領悟到這些，張伯駒就不可能傾家蕩產買古字畫，“如性命一樣地寶藏”它們，並最終捐給了國家。
對張伯駒頗為了解的章怡和寫道：“有人說，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觀賞月光，古往今來的月光。可如今，收藏不再是個單純的愛好，它還是個一夜致富的行當。於是，張伯駒的價值便更多體現在獻寶上了。我不這樣看，他的一生，比捐獻的文物生動得多；他的為人，更比國寶珍貴。我和他相處，感受到的是人的氣息和光輝。而這，才是永恆的。”
【痴迷京劇惹麻煩】
1956年，大約就在捐獻《平復帖》等國寶前後，張伯駒發起成立“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和“北方崑曲劇院”，並擔任領導成員。為響應文化部關於“全面挖掘、分批整理”傳統戲曲劇目的號召，他不但自己登臺演出，也組織老演員挖掘一些傳統劇目。
做這些事情，張伯駒大有資格，他在京劇界的名氣，不亞於在收藏界。他平生浸潤於傳統文化，書畫鑑藏、詩詞、戲曲和書法樣樣精通，這些傳統藝術各具風貌，但又相互溝通，在意境、氣韻、格調等方面一脈相承，可說是姊妹藝術，可以一通俱通，相互促進。
張伯駒的青年時代，京劇正從成熟走向鼎盛，京劇名角譚鑫培、楊小樓、餘叔巖、梅蘭芳等，是全社會的超級明星，其星光耀眼，比現在的“四大天王”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文人票戲，是極為風雅的事情，溥侗、袁克文等莫不熱衷此道，張伯駒也長期痴迷京劇，是著名的票友，多次與餘叔巖、梅蘭芳等同臺演出，併為京劇的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他與餘叔巖的友誼，更是京劇界廣為人知的佳話。
餘叔巖是京劇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以醇厚的韻味和典雅的風格享譽當時。1928年，張伯駒與餘叔巖相識，此後交往頻繁，除京劇之外，他們在文物、書畫、金石、收藏等方面也有共同愛好，成為相互欣賞、情趣相投的朋友。那時候藝人很保守，餘叔巖平生只收孟小東、李少春等幾個徒弟，且只教孟小冬三出半戲、李少春兩出。但在與張伯駒十多年的交往中，他傳授張整出的戲就有四五十部。後來張伯駒成為餘派藝術傳承的重要人物，李少春等人都曾向他學藝。
張伯駒票友生涯中最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他與餘叔巖合作，編寫了一部《近代劇韻》，總結京劇發展實踐，系統介紹京劇十三韻(俗名十三轍)，介紹陰陽平上去入的念法、運用。這本書曾以《亂彈音韻輯要》之名刊於《戲劇叢刊》，風行一時，後又由張伯駒加以增補，更名為《京劇音韻》再版。
二是為推動京劇藝術的發展，張伯駒召集銀行界同仁籌5萬元基金，約同梅蘭芳、餘叔巖等人，於1931年創立“北平國劇協會”。
三是其40歲生日時，為了慶壽併為河南旱災籌集捐款，他出演《空城計》中的諸葛亮，請來餘叔巖、楊小樓、王鳳卿、程繼先為配角，這四人都是當時的超級明星。這場演出驚動了全國，很多戲迷專程從南京、上海趕來，成一時盛事。四大明星都不甘示弱，鉚足了勁兒爭強鬥勝，演出高潮迭起。
隨後各大報刊都登出消息、劇照，譽之為“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演出後不久，日本全面侵華，北平淪陷，楊小樓、餘叔巖等拒絕再登臺演出，隨後相繼撒手人寰。那次演出拍攝的電影，成為藝壇絕唱，是靠“角兒”傳承的中國戲曲的重要史料，可惜1958年被當成廢品付之一炬。
1956年文化部要求挖掘傳統劇目，使痴迷京劇多年的張伯駒欣喜若狂。此前幾年，他就聯合齊白石、梅蘭芳等近百名藝術家上書，要求改變文化管理部門鄙薄傳統藝術的傾向，成立獨立的京劇、書畫組織，以發揚國粹。此次文化部發出的信號，使張伯駒大為興奮，他認為中國戲曲的精粹在於表演技法和技巧，而這些東西只存在於具體作品中，不能提煉和獨立。因此，他召集老藝人，重排一些包含高超絕技的傳統劇目。他熱心地張羅著，卻沒想到麻煩正悄悄臨近。
【因字畫得罪康生？】
張伯駒重點籌劃了三齣戲的挖掘整理，即《寧武關》、《祥梅寺》、《馬思遠》(又名《海慧寺》)。據專家介紹，《寧武關》裡有聲淚俱下的哭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唸做打的妥帖安排，不具備相當技術水準的演員，過不了這《寧武關》；《祥梅寺》則是京劇打基礎的醜行戲，其中舞蹈性的動作很是漂亮；《馬思遠》根據清朝實事兒改編，是一個通姦殺夫並造成冤案的故事，藝人筱翠花(於連泉)在劇中的表演出神入化，深得好評。
張伯駒選擇的標準是純藝術的，選的都是技術含金量高、能充分展示京劇之美的劇目。他沒有政治意識，沒有考慮《寧武關》、《祥梅寺》的反面角色分別是李自成和黃巢。
不過問題先出在《馬思遠》上。在這出戏排練基本就緒的時候，“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突然接到通知，說這出戏明令禁止過，尚未解禁，不得公開演出。張伯駒很不服氣，一面讓演員繼續排練，一面找有關部門交涉，據理力爭，並召開記者招待會。最終這出戏只被允許內部試演，張伯駒很不樂意，繼續跟有關部門叫勁，多方爭取公演。
這時候“反右”開始，張伯駒被劃為右派，受到批判，但他仍不服氣，批判會上仍理直氣壯地反問，結果可想而知。
有人分析說，張伯駒如此固執地叫板，是因為從這幾齣戲的命運，他感覺到了傳統文化衰敗的信號。因此，他就像戰亂時不惜傾家蕩產購藏文物一樣，奮不顧身地希望挽回傳統文化的品質和意境。不過，他這一次的努力註定是徒勞的。
張伯駒被打成右派的原因，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他得罪了康生。
張伯駒的族孫張柱堂先生，近些年為了宣傳張伯駒，呼籲籌建張伯駒紀念館，他四處奔走，瞭解到張伯駒的不少事兒。他告訴我們一些張伯駒被打右派的隱情：
張伯駒捐獻文物前的一天，康生來到張家，自我介紹之後，訓導張伯駒說，你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在大染缸時間長，要好好洗乾淨。張心中不悅，默然。康轉了話題：聽說你收藏頗豐，我也喜歡這個，能不能開開眼界？
於是張伯駒拿出十二幅藏品，康留戀不捨，言道：“我內人也喜歡古字畫，可惜她這次沒來，如不麻煩，我想借看三天。”張伯駒表示同意。但三天後康沒來歸還，三個月後還是沒來。
大約半年後，陳毅老總約張伯駒下棋，張無意間說及此事。陳毅深愧竟有這樣的同僚，在向周總理彙報工作之餘談及此事。周總理皺起了眉頭，讓鄧穎超前去康家，向康生夫人婉轉談起此事，說總理最近情緒不好，想借張伯駒家藏字畫疏解心懷，聽說被你們家先借來了，如果你們尚未歸還，那正好在你們這裡借觀一下。康生夫人忙道：“真不巧，昨天剛還了。”鄧穎超笑曰：“那好，我去張家借吧。”
當天晚上，康生就派人將古字畫送回，並擱下一句話：“別人送給我看，還找不到我家門呢！”據說後來張伯駒被打右派，是康生派人“下的套”。
不管怎麼說，張伯駒是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本人還無所謂，夫人潘素很著急，多次去文化部詢問：是不是搞錯了？他剛捐了那麼多文物，怎麼會反對國家呢？
【詩詞圍棋交摯友】
被打成右派後，張伯駒的生活陷入困頓。在最艱難的時候，陳毅老總對他表現出了真誠的友情和實實在在的幫助。
說起來，張伯駒與陳毅相識相知，與他的另一大愛好--圍棋有關。陳毅初到北京時，找不到下圍棋的對手，經北京市政協推薦，張伯駒與之下棋。幾局過後，陳毅大呼過癮，一談話，發現兩人在詩詞等方面有太多的話題，一來二去，他們詩詞唱和，逐漸情誼深厚。張伯駒夫妻捐獻字畫後，陳毅更是常請他們夫婦來家裡做客，兩位老頭下棋，兩位太太則切磋山水畫技藝。
張伯駒精通韻律，才思敏捷，見識過的人說他“寫詞比說話還利索”，其詩詞水平極高，作品多寫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細膩，自然超逸。長調哀感頑豔，婉麗悽清；小令則格高韻遠，極盡纏綿秀雋之致。周汝昌曾評價說，“以詞人之詞論，應當以南唐後主李煜為首，以張伯駒為殿，此後，恐怕很難再產生真正的詞人之詞了”。陳毅對他的詩詞也是十分推崇，對他的才華和襟懷產生相惜之情。
得知張伯駒被打成右派後，陳毅打來電話安慰。過了一段時間，他又通過朋友，安排張伯駒、潘素到吉林工作。張伯駒出任吉林博物館副館長，得以發揮專長，過了幾年舒心的日子。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伯駒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了八個月，被宣佈“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勒令退職，發配吉林舒蘭插隊落戶。但舒蘭不願意接收兩個沒有勞動能力的老人，於是張伯駒夫妻只好無奈地回了北京。
他們成了北京的“黑戶”，沒有戶口，也沒有工作，只好靠變賣家中殘存家當度日。但張伯駒並不在乎，他上香山，爬鬼見愁；遊西安訪古人遺蹟，吟詩填詞，自得其樂。
數年後，陳毅去世，張伯駒含淚寫了一副輓聯：“仗劍從雲作干城，忠心不易。軍聲在淮海，遺愛在江南，萬庶盡銜哀。回望大好山河，永離赤縣 揮戈挽日接尊俎，豪氣猶存。無愧於平生，有功於天下，九泉應含笑。佇看重新世界，遍樹紅旗。”
追悼會上，這副長聯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陳毅夫人張茜正處極度悲傷中，但還不忘幫助老朋友，趁機介紹張伯駒的困境。不久，張伯駒被聘為中央文化館的館員，潘素被聘為中國畫院的畫師，入上了北京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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