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關中和洛陽的“勝負手”,談為何劉秀要棄關中遷都洛陽

在遙遠的古代,國都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文化經濟軍事中心。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中,每一個王朝的開創者都會在都城定在哪裡,勞心費神,絞盡腦汁。因為國都是帝國的皇帝和中央朝廷的所在地,其大小官員和皇帝作為帝國的心臟,保持著各方勢力之間的平衡,從而維持著龐大帝國的正常運轉。

兩漢之際,東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劉秀卻放棄了長安,東遷都城到了洛陽,此後,漢帝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東移,經過東漢一代乃至北周之前的五百年時間裡,以長安為代表的“關中本位”思想的政治地理架構北徹底拋棄。那麼又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使得劉秀放棄了自己的先祖經營了二百年的關中地區呢?

對比關中和洛陽的“勝負手”,談為何劉秀要棄關中遷都洛陽

一·相較於洛陽,關中地區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區位優勢。

1. 關中地區因戰亂經濟上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已經難以承擔作為首都的職責

古代國家的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主要是從人口和農業發達程度來表現(人口可以承擔徭役賦稅,農業發達代表著國家擁有大量的稅收供給開銷)。西漢曾經選擇長安作為國都,是因為關中地區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條件,富饒的關中平原有著八百里秦川,可以供養得起大量的人口。

《史記》記載關中地區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四塞之國,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供以為上田”《漢書》第四十卷記載張良主張劉邦定都關中時說:“夫關中左崤函,又隴蜀,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漢書》記載京兆郡人口:關中地區人口達到了四百萬左右。可見其經濟繁榮,但是到了東漢初期,經過了連年戰亂,關中地區的經濟和農業遭受了巨大的破壞,人口大量流失。

東漢初年根據《後漢書-郡國志》記載京兆尹戶五萬三千,口二十八萬五千四,河上郡戶三萬七千九,口十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五。右扶風戶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萬三千九十一。

由此可見,此時的關中已經是殘破不堪,其人口已經不足百萬,號稱聚眾十萬的赤眉軍,即使佔領了長安卻因為無處就食而最終投降(期間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局面)。就連十萬規模的軍隊都難以供養,可見關中地區的農業被摧毀到了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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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截然相反,洛陽地區因為遠離關中這一政治中心,反而受到的戰亂較少。三川郡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僅僅是一個三川郡人口就比整個關中地區還要多。更不要說洛陽位於關東是面積廣闊的華北平原,長期以來,關東地區的耕地面積和人口總數都遠遠多於關中地區。

在西漢時期關中地區就已經難以承載過多的人口了,需要從關東地區,依靠黃河水運,為長安輸送大量物資,尤其是糧食。但是定都洛陽,就可以直接從孟津獲得來自關東各地的物資供應,要比定都關中省下很多的運輸費用。

在我看來,作為國都是必要承擔大量的物質供應,其中不僅包括皇室和貴族們的奢靡消費,還有中央政府各級官員及其親屬的俸祿生活支出。再加上為了保衛國都,需要有一隻相當規模的中央軍。這些軍人不從事農業生產,也需要國庫支出。這些負擔無疑是需要老百姓來承擔的。

因此國都選擇必須人口眾多,耕地面積廣闊,農業發達,這樣才足以維持國都的正常運轉。當然此時的關中地區

,人口稀少,農業荒廢,經濟產出極低。其地位已經不足以和洛陽盆地相比擬。

綜上所述,從經濟上來說,東漢初期,關中已經不再適合作為一個國家的首都了,洛陽市當時的不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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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秀在關中地區並沒有民意和士族基礎

劉秀稱帝時,此時之長安還在更始政權的手中,九月,赤眉數十萬大軍又攻入了長安,直到建武三年將軍馮異繞大破赤眉於崤底取得長安。

無論是更始政權還是赤眉軍政權,他們都代表著底層農民(尤其是失去了土地的流民)的利益,這和代表著南陽豪族勢力利益的光武帝劉秀有著根本上的矛盾,因此除了在軍事上征服他們以外,根本就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收復長安。劉秀的執政基礎更是無從談起。

劉秀雖然取得了長安,但更始政權失敗後,全國割據戰爭的形勢也隨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東方,梁王劉永公開稱帝,劉永在梁地收攬各郡豪族,接連拿下了濟陰郡,山陽郡,沛郡,楚郡,淮陽郡和汝南郡基本佔領了豫州和兗州這兩個人口大州,勢力十分強大。

勢力僅次於劉永者為李憲,亦“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眾十餘萬。在北方,彭寵也因為真定王事件頓生反心,公元26年在漁陽郡造反。

劉秀兄弟最早在南陽起兵,其自身和南陽豪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隨後的發展中,河北實力也加入其中,河北和南陽豪族最終決定扶持劉秀作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因此劉秀在南陽地區擁有深厚的民意基礎。定都洛陽也是一種對於河北,南陽豪族的安撫與信任,同時也便於劉秀對於南陽豪族的控制,可以及時的撲滅當地的反對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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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洛陽的地理位置較關中更加安全

西漢末年也是群雄割據的局面,甚至說,在一定程度上,西漢末年要比東漢末年更加的亂世,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也更多,更加的強大。首先即使是劉秀佔領了關中地區,其地理位置依舊是十分兇險。關中西部是割據隴西,擁兵數萬的隗器,其佔領的隴西高地可以居高臨下攻擊關中地區,東漢中後期的羌亂就是藉助隴西的地形給東漢帝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關中西部橫峙著晚山和岍山,兩山之間為祈水河谷。研山東北隔著徑水河谷就是子午嶺。這兩條河谷為由西北方面到關中的軍事通道所必經之地,而徑水河谷的長武彬縣地區和研水河谷的隴縣、千陽地區就首當其衝。所以這兩個地區無異是關中西北的兩座門戶。所以,割據天水、跪西的隗器亦可通過徑水河谷的長武、彬縣地區和拼水河谷的陳縣、千陽地區的通道自西、北兩面威脅關中的安全。

事實上,建武七年,魄器就曾由這兩個地區攻入過關中。

《後漢書》:秋,器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盤,馮異率諸將拒之。又令別將下院,攻祭遵於講,兵並無利,乃引還

關中北部是割據割據幷州同時和匈奴勾結的盧芳,“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時時刻刻準備南下關中。自立為天子的公孫述不僅據有巴、蜀、漢中,而且不斷擴展勢力,“盡有益州之地”

漢中與關中雖有秦嶺相隔,但穿越秦嶺,溝通兩地的穀道,從西向東依次有散關道、褒斜道、俛路道、子午道四條道路。這些道路都為他所控制,佔盡了地理上的優勢。

其麾下李熊所謀劃,他們可以,“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楊(揚)”,自南面對關中形成嚴重威脅。

同時還有另一股實力強大的割據勢力,河西竇氏,“

河西完富,地接陳、蜀”,僅張掖屬國就有“精兵萬騎”,割據河西五郡的竇融在關鍵時刻的向背,也足以改變戰爭的勝負。此,劉秀本人更是極為清楚: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陳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由此可見,關中地區的政治軍事環境如此的兇險,曾經的四塞之國如今卻成了四戰之地。和關中比起來,洛陽就顯得安全多了。

河北和南陽地區是劉秀的政治基本盤,劉秀是兩地豪族利益代言人,他們自然要大力的支持劉秀,不會從南北兩個方向攻擊劉秀。劉秀只需要專心對付東西兩個方向的敵人,同時洛陽的安全係數也很高。洛陽盆地面積更加狹小,同時也是兵家險地成為“八關之地”,其西有函谷關,北有黃河和太行山等天險,孟津關和小平津,東有嵩山和虎牢關,軒轅關作為地理屏障,在南方還有大谷關,廣成關,和伊闕作為最後一道防線。

除此之外,定都洛陽還可以協調河北於南陽地區的錢糧物資與軍事部隊,作為南北東西樞紐,定都洛陽意味著劉秀可以較為輕鬆的組織好河北和南陽兩股地方勢力的力量,四面出擊,消滅各方的割據勢力,掌控著全國政局尤其是關東地區的發展。

綜上所述,定都洛陽是比關中更加經濟,安全,有利的舉措,也是那個時期最完美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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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劉秀定都洛陽的綜合考量

1. 在軍事層面上的考量

劉秀的根據地在河北,河北是其在群雄逐鹿之時爭奪天下的基礎。《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

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因此,劉秀獲得了在河北獨立發展的良機。

兩漢之際的河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者,河北有名聞天下的“突騎”。《後漢書》:“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而且幽州之漆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遼西、遼東、玄冤、樂浪十郡皆有“突騎”,

尤其是“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河北邊境人民,長期和遊牧民族混居,性格剽悍,擅長騎射,這位劉秀提供了一隻強大的騎兵部隊,這是其他大多數軍閥絕無僅有的。

在冷兵器時代,由硬弓長矛等武器裝備起來的騎兵!其行動極為迅速、靈活的機動力,是克敵制勝最具戰鬥力的兵種。因此定都洛陽可以最大限度的調度河北的軍事力量為自己所用,征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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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經濟層面上的考量

河北也是當時的重要經濟區。《後漢書》:“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李賢注引《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食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尤其是河內,自西漢末年以來已發展成為重要的經濟區。

《後漢書》:光武謂拘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詢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洪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實際上在宋代以前,中國的人口分佈和經濟中心一直都在北方,而關東的經濟又普遍的強於關中地區,這是戰國時期就出現的局面。如河北地區的鄴城直到南北朝時期都是北方的頂級大都市,甚至長時間,其人口都超過了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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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幽州十郡之突騎與河內之財富,是劉秀爭奪天下最為關鍵之兩大憑藉。因此,河北是其在群雄逐鹿之時,為最終贏得帝業而必須固守的基地。定都洛陽,使得劉秀可以坐鎮南陽和河北這兩大支持自己的勢力中間,不僅可以統籌雙方的勢力,同時也可以更好地監視和控制雙方。退可以來維持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基本盤,進則可以爭霸天下。

三·總結

綜上史實,可以清楚地知道,此時西北與西南的割據形勢,不僅使關中在經濟上無法取給於周邊地區,也很難在軍事上做到“阻三面而守”確保關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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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這種形勢下,劉秀如放棄洛陽,遠離自己的根據地河北而改都長安,也顯然是極不明智的事。由此亦可見,地理形勢的短長,並非固定不變之事,乃是隨其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中國歷史上帝都的轉移,深究其因,莫不與時代形勢的變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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