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司馬光對北宋王朝的發展有何影響?

亙古懷念說史


司馬光是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他的貢獻主要是史學和文化方面,後世對他在政治方面的評價是負面的。

司馬光的最大功績是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蟄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自公元前403年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到公元959年趙匡胤滅後周,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

司馬光的政治主張

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繼去世後,宋哲宗即位,哲宗年幼,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

元豐八年(1085年)底,六十七歲的司馬光任宰相,到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去世,司馬光只擔任了八個月的宰相。高太后一向反對新法,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馬光任宰相期間就做了一件事:廢除新法,恢復舊法。

  • 全面廢除新法,不論好壞,全部廢除,態度激烈迅猛。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呂公著、文彥博、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增加保守派的力量。

  • 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變法派主要人物章惇被迫賦閒,蔡確貶死於新州,呂惠卿在謫籍。
  • 對西夏,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

司馬光反對新法產生的後果

司馬光嚴格的以儒家思想來要求自己的做事規則,甚至言談舉止都要符合禮制法度,為人以孝為先,剛正不阿,生活簡樸,堪稱道德楷模。他堅持以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在他的心目中有自己的堅持和追求,儘管人們認為他心中的目標是過時,腐朽的,但他認為是神聖的,是心中的圭臬。

司馬光以宗法的角度來看待新法,便無視新法巨大的成果,新法的弊端和缺陷無限放大。在他看來,新法表現為一無是處,禍國殃民。他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司馬光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造成對外軍事失利,經濟混亂,國勢頹危。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也在反變法派執政的幾年當中“非理耗散殆盡”。

儘管司馬光已“齡發愈衰,精力愈耗”,他認為廢除新法,就要掃除支持新法的變法官員,必須不加甄別全部打擊,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演變成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

司馬光無視新法取得的成績,以個人好惡凌駕於國計民生之上,全面廢除新法,卻又無法提出有效的政策方針。以意氣之爭對待朝中持不同政見的官員,使政見的異同演變為爭奪權力的鬥爭。北宋滅亡的責任不能全由司馬光來承擔,但至少是主要責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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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二度為相)、史學家、文學家,自稱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代。由於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與神宗皇帝、王安石等要人政見不和,所以一度遭到排斥、貶謫。宋哲宗當朝,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死後諡“文正”,追賜太師、溫國公。紹聖元年(1094年),章惇為相,議論司馬光更變熙豐法度,宋哲宗下詔削除司馬光的贈諡,毀壞所賜碑。

主持修撰被譽為“千古鴻篇”的《資治通鑑》(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是政治上不得志的司馬光最重要的歷史、文化貢獻。這個大項目的完成,使他榮升資政殿學士。
司馬光的修史班子,是一個勤奮的學者團隊。



“以史為鑑”擺事實,“臣光曰”是講道理,他對最高統治者提出道德勸說和政策建議(他在諫官職任上也做得不錯)。

在修史、做諫官等工作之餘,他大量研讀古代典籍,寫下不少論文,如《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應侯罷武安君兵》《項羽誅韓生》《漢高祖斬丁公》《甘羅》《範睢》《秦坑趙軍》等幾十篇,彰顯學者本色。

總之,儒者司馬光對於宋朝的影響,主要是修史、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在政治上,他沒有大作為。寫到這裡,筆者想到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賢,他們在政治上也很失意,後來成了學者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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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字君實,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著有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對北宋王朝的發展沒有任何影響,其編撰的《資治通鑑》並沒有對北宋政治產生多大的影響,對南宋倒是有一定影響。

作為文學家的司馬光對北宋王朝的發展更加沒有任何影響,唐宋八大家,宋朝佔了六個,沒有司馬光。

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對北宋王朝的發展極為深遠,甚至影響到了南宋。從一定程度上講,北宋的滅亡,司馬光負有直接的責任。實際上,說司馬光是政治家,真的是抬舉他了,只是因為他當了八個月的宰相。

一個連一任地方官都沒有幹過的司馬光,為官四十年,除了寫史書,寫皇帝的起居錄,就是和王安石對著幹。和王安石對著幹,倒是成就了他的名聲,最後快死的時候,才幹了八個月的宰相,還幹得不怎麼樣。

一:司馬光當的是宰相的官,乾的卻是臺諫官的事。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所陳述的政治觀,全部都是說教意義的儒家倫理綱常,其實都是道德觀念,沒有多大的政治實踐意義,只是在教人做一個道德君子。

按照蘇軾的描述,司馬光是在“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的強烈呼聲下,頂著“反對派領袖”的光環,成為了哲宗朝的宰相。

司馬光成為宰相後,卻沒有成為舊黨的真正領袖,其政治主張是修正朝廷的政治風氣,使得這股政治風氣符合他的道德理念,其試圖通過以身作則這個方式感化朝堂上為官的那些人。

其對於道德理念的執著,更使得他作為政治家的幼稚。

舉幾個例子進行說明。第一件事情,就是廢除新法,其完全不顧新法推行過程中的好壞,一抹黑的全部廢除。然而,廢除之後,卻沒有重新整頓官制賦稅等,弄得整個朝堂亂成一團,舊法被廢除了,新法又被廢除了,讓朝野官員以及民眾思維混亂。

第二件事,就是翻案,以往經過新法已經完成了審批的舊案,司馬光也要翻出來,進行改判,弄得朝野內外人人自危。完全不管行政秩序以及司法程序的行為,嚴重損害朝廷的威信。

第三件事,將王安石手裡從西夏那邊收回的幾座重要的軍事要塞還給了西夏,最後西夏還不領情,得了要塞後又將宋朝給痛打了一頓。大宋將士用性命換來的東西,就這樣給拋棄了,視國土江山人命如兒戲。

從這三件事,可以看出,司馬光作為宰相,得有多幼稚,只談道德,不看實際情況。完全是憑著一股子道德理念在瞎搞。

二:司馬光期望新舊兩黨能夠達成和解,消除政治理念之爭,引發黨爭。

這一點,司馬光也很幼稚。政治局面已經造成了,卻妄圖恢復到變法以前的政治局面。都廢除了新黨的一系列變法措施,卻腦子進水般期望和解,沒有對新黨進行清算。即便趕盡殺絕的事情不能做,將新黨趕出朝堂總是可以的吧?

但是,司馬光並沒有這麼做,還對新黨蔡確、韓縝、章惇等人穩定朝局讓哲宗皇帝登基的顧命之功給予了公開的肯定。

如此一來,造成新舊兩黨官員都擠在朝堂,引發黨爭,也為後來新黨蔡京重新執掌北宋政權提供了機會。

三:司馬光把做宰相當成了教書。

司馬光上臺後,政治方向不確定,新法被廢除,這個時候不整頓朝政,卻大談道德,甚至弄出了一個奸臣錄。這造成了在北宋當官不看政績,只看是否忠心,是否符合道德。

本來是政治理念之爭,被司馬光這麼一搞,直接搞成了人身攻擊。所有的政治行為全部成了道德行為,當官治理百姓,成了耍政治秀。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成了北宋官員的代名詞。在宋史當中,兩宋盡是忠臣義士,卻也全部都是冗官廢物。說道理的有很多,幹實事的一個沒有。忠臣很多,能臣嘛,看不到了。

政治行為變成道德行為,想幹一點事情,還真的很難。這就好像,一個當官的,哪怕他瀆職,天天躺在家裡睡覺,只要他不貪汙、天天吃白菜,穿衣打補丁,那麼就是一個好官。而那些穿的光鮮亮麗,大力發展經濟的,卻成了貪汙、壓榨民力的表現,反而成了一個壞官。

司馬光的政治理念,後來被朱熹所承襲,其影響非常深遠,直到今天這種現象還十分普遍。

綜上所述:司馬光作為政治家,對北宋王朝的影響基本上都是壞的:造成朝政混亂,引發新舊黨爭,破壞了政治理念。從這三個方面講,司馬光對北宋的覆滅有著直接的責任。


文明有歷史


一個砸缸的

塑造了宋後一千年的中國思想。

理學,心學,氣學都在宋代大發展,開宗立派,這些宗師們,幾乎大部分都受到了司馬光的影響。

宋朝重文,同時宋朝打破豪強世家,徹底轉型為師徒,同道這樣的關係圈來主導社會,在思想上有一波崛起。

司馬光不止寫了資治通鑑,阻礙王安石變法,當大官,搞學術,他的私德也很好。

北宋文人的人品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甚至超過本時代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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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司馬光,歷史上評論也有爭議,從收成來說,他是正面,但從歷史發展,改革開放,需要不斷進取的的今天來說,需要商榷!提到司馬光,人們不自覺會想到王安石,和王安石變法!歷史早已過去,我們無法苛求古人,甚至,就沒有資格評論古人。司馬光,是一代偉人,史學家,但是他沒有在自己的位置上更大推動歷史的進步,也是事實!請今天的人們在過好生活的同時,不要保守,積極進取,接收新事物,不瓜田李下,不做小富即安的守財奴!特別是疫情過後,我們要逆市而動,順勢而為,早日擺脫掉疫情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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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司馬光不得不說他的老對手,臨川才子王安石,兩人都做到了參知政事和宰相,類似於清末的李鴻章和翁同酥,一個主變,一個主守。隨著北宋小司馬光的長大,他也不再是昔日砸缸就友的少年,變成了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由於司馬光所處時代的侷限性,他與王安石是存在對立面的,王安石一定程度反對土地兼併,惠濟貧民,通過讓利間接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緩和統治者和貧民階級的矛盾,使北宋長久發展(如果沒有邊塞民族矛盾的突出,遼國耶律和西夏李家),北宋應該和明清一樣會有200多年的國祚,我更傾向王安石的變法,司馬光完全不認可變法,並且充當了變法的攔路紀委。不斷阻攔變法,終王安石主政變法時期,司馬光都是不贊同的,變法並且損害了保守黨利益,最終神宗否定了,北宋沒有達成民生的自救,單純的商品交易繁榮,最終被外族完顏家族入侵,宋朝裡裡外外被辱的乾乾淨淨


民間閒話君


司馬光這個人,最出名的是兩件事:小時候,是“司馬光砸缸”;長大後是編《資治通鑑》。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他的那個年代,就是北宋中期,你會知道他身上還有另外一個光環,就是所謂的“舊黨領袖”。

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變法開始,司馬光就開始當上了反對派。隔了1000年,我們看他們當年的那段爭論還是挺有意思。王安石要富國強兵,說財富可以通過各種改革創造出來。我們現代人都懂王安石是什麼意思。但是反對派司馬光說,財富就那麼多,政府別折騰,越折騰越擾民,擱在今天說,這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思路,也有深厚的思想淵源,也有道理。

但是不管誰有理,改革的車輪一旦啟動,是擋不住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是意志特別堅定的人。反對派統統靠邊站。司馬光靠邊站了,去那兒了呢?去了當時的西京洛陽。幹什麼?編《資治通鑑》去了。這一年他52歲。

司馬光在洛陽的那段時間,不是我們想象的那個樣子,在安靜的書房裡安靜地寫作。他是給自己挖了一個地下室,跑到終年不見陽光的地穴裡編書。這樣的與世隔絕生活,他一過就是15年。到了宋神宗元豐七年,書編完了,司馬光也67歲了。這時候他從地下室裡出來一看,現實歷史也剛好翻開了新的一篇:宋神宗死了,變法時代結束了。舊黨,也就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開始要反撲了。

司馬光突然成了當仁不讓的領袖。你想,10幾年前,司馬光就很有名,拋下幾句反對變法的話,就去編書了,十幾年間他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編聖賢書,沒有牽扯到變法的各種人事矛盾裡面,現在書編成了,帶著嶄新的軍功章回來了。其他反對派大佬,死的死,老的老,司馬光不當領袖誰當領袖?

司馬光當時的政治資本還有一條,就是高太后,宋神宗的媽媽。宋神宗一死,留下的兒子宋哲宗即位,但是歲數太小,只有九歲。所以,只能由神宗的媽媽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是個很有政治才能的人,後來有人稱他是“女中堯舜”。但是你想,當時她在深宮中當了幾十年的皇后、皇太后,從來沒有理過朝政,剛剛上臺,也懵啊。剛開始她也只有一個選擇,就是挑選一個有名望,信得過的大臣,堅定地支持他。這個人選,當時看也只有司馬光。

司馬光在民間的聲望也不錯。神宗駕崩之後,他來到京城,據說就有老百姓圍著他喊,“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意思是你可別回洛陽了,留下來給天子當宰相吧,可給我們老百姓留條活路啊。

司馬光果然就當了宰相。你看,天時地利人和都有吧?那司馬光這個宰相當得怎麼樣呢?不怎麼樣。他上臺之後,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都廢除。看起來立場堅定,但結果是:兩邊都不滿意,都有人指責他。王安石那一派的新黨不用說了。舊黨陣營裡的人,比如說著名的蘇東坡,也跟他翻臉,你怎麼能不分青紅皂白全部廢除呢?那舊黨這邊呢?也對他不滿意,說你怎麼不把新黨的人趕盡殺絕呢?在趙冬梅老師的那篇論文裡,可以看到,一直到了後來的南宋時代,還有人這麼指責司馬光,比如著名的朱熹。司馬光這宰相,當的是一個裡外不是人。

那為啥是這麼個結果?純粹只是因為政治環境險惡,個人迴天無力嗎?其實有司馬光本人的原因。

舉個例子,當了宰相之後,司馬光在自家廳堂裡面貼了一張紙,叫“客位榜”,到我家當客人的都要看的一份告示。原文是文言,我就不念了,簡單說就是“來訪的各位,你們要是有關於朝政的話要說呢,就去寫奏摺。別在我這兒說。你們要是覺得我哪兒做得不好,想規勸我呢,也很感謝,但是請寫信跟我說。如果是求個一官半職,或者是為什麼案子說情,也請寫成文字給我,我去跟其他大臣商量。你們是在我私宅到訪,上面這些內容,請免開尊口”。

怎麼樣?司馬光的形象完美吧?對自己的約束很嚴吧?但是請注意,您司馬光現在是宰相,是對朝政全面負責的政治家了,你現在的使命是要把王安石變法引起的十幾年的政治撕裂重新整合起來,然後帶著大宋朝往前走啊。要想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和各個方面做細緻的溝通。現在可好,一個客位榜一貼,您自己確實像個聖賢了,但是溝通的渠道就堵上了啊。

比如,當時還有兩個人,也被當做舊黨領袖提拔成了宰相,司馬光的副手。一個叫呂公著,一個叫範純仁。呂公著是前朝宰相呂夷簡的兒子,範純仁的爹就更有名了,著名的范仲淹。兩個人的名望都很重。

那司馬光是怎麼和這兩個人相處的呢?司馬光給呂公著寫的一封信裡透露:他們倆回到朝堂,當了同事,同為宰相,居然在剛開始長達7個月時間,從來沒有進行過面對面的閉門深談。身為主掌全面的政治家,不能總靠公文書信溝通吧?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司馬光和另一位宰相範純仁之間關係。他們倆本來私交很好,經常有書信來往,範純仁當宰相也是司馬光的推薦的。但是一旦當了同事,司馬光就不和他溝通了。元祐元年4月份,範純仁向高太后建議說,現在財政困難,要不還是把王安石搞的青苗法恢復了吧。等到了8月份,四個月都過去了,司馬光才知道這個事,當時還在生病中,居然從病床上爬起來要見高太后。見面之後在簾子外面大喊:“不知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是哪個奸臣要恢復青苗法?範純仁就在當場,嚇得不敢說話。哎,你們兩個人同朝為官,又是朋友,又是同一個政治派別,遇到不同意見商量一下不行嗎?為什麼非要用這種方式對話呢?

趙冬梅老師在文章裡說,司馬光這是在用當諫官的方式當宰相,就是隻負責提意見,不負責幹實事的官。對於諫官來說,不結黨、不徇私、不培植私人勢力,堅持原則,這都是良好品質。但是這些良好品質對他當好一個宰相沒有用。他什麼也推動不了。到了第二年,1086年,九月初一,當了18個月宰相的司馬光去世了。留下了一個政治鬥爭你死我活的爛攤子。王安石變法之後,大宋王朝重新整合的政治機會就這麼一去不復返了。

是不是一開頭的那個道理:做大事的人,要達成目標的人,不管你有多麼正確,也不管你有多麼高尚的品格,如果不能從小處著眼,從小事做起,那什麼也做不成。


蕭立誌


我認為,司馬光是良相。從小砸缸救人的,有推動宋朝往前走的能力,他也盡力做得很好,為相為臣,他算是歷朝中做得好的。他溫良恭儉讓,剛正不阿,是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典範。要是他不行,怎麼會經歷四朝,被追贈太師,溫國公?

他的最大成就,就是主編了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翁一水


歷史上對司馬光贊者眾,其實司馬光本人並沒有做出什麼實質性的貢獻,他本人是一個典型的保守派和封建官僚,封建禮教的維護者,他說的多做的少。王安石變法的絆腳石,宋神宗時期掌權後朝政更加昏庸,北宋的衰敗於他也有一定的關係。


越磨礪越光芒


其是一個典型的保守派和封建官僚,封建禮教的維護者,他說的多做的少。王安石變法的絆腳石,宋神宗時期掌權後朝政更加昏庸,北宋的衰敗於他也有一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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