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03（總第1171期）

*轉自史學研究

全球史觀下的宋元泉州港與蒲壽庚

基本信息

摘 要：泉州是中國著名的港口城市,因海外交通貿易而聞名於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陳裕菁譯註日本學者桑原騭藏的著作《蒲壽庚考》的問世,泉州及泉州港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國內外很多學者也對泉州港和蒲壽庚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如果只是將其放在一個區域歷史和地方史上的一個歷史人物來研究,顯然是不夠的。宋元時期,以泉州港為座標原點的海上絲綢之路,代表著中國海洋文明的巔峰,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影響深遠。筆者通過總結前人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觀的宏觀和整體視野,將宋元時期的泉州港放到世界的歷史座標系中,探索其成為“世界第一大港”的成因,分析蒲壽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們對人類文明產生的深遠影響。以期在全球化的今天和海洋強國的世界格局下,客觀地評價蒲壽庚,更全面地理解宋元時期泉州港的世界性學術價值和重要地位。

作者簡介： 陳冬梅,暨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文章原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6期。

泉州港作為宋元時期的“世界第一大港”,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今天又成為21世紀“一帶一路”的新起點。泉州特殊的歷史貢獻、獨具特色的地域傳統文化和經濟地位,促進了學界將泉州學作為一個地區性學科來研究。開泉州學之研究先河的顧頡剛認為:“泉州在宗教、建築、交通等都有其特殊之處,這座寶藏會有完全暴露的一天。”1肯定了泉州歷史文化的學術價值。汪毅夫在《海外交通史研究》中介紹了戴密微、艾鍔風的《刺桐雙塔》2,陳萬里《泉州第一次遊記》,張星烺《中世紀之泉州》、《泉州考古記》,顧頡剛《泉州的土地神》、《天后》,艾鍔風《福建閩南的兩座方形石塔》,上述著作對泉州在中西交通史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宋元大盛時期外國宗教傳入與融合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闡述。

宋元時期的泉州是泉州歷史上最輝煌的歷史,其中最令人引以為傲的是泉州海外貿易研究史。關於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的繁盛的相關研究很多,蘇麗妍、賀威在《宋元泉州航海成就與航海技術》中認為:“泉州是我國宋元時期對外交通大港,是中世紀世界航海業最發達的地方。”3李玉昆在《二十世紀泉州海外交通史回顧》中指出:“後渚港是宋元時期的主要港口,承擔著巨大吞吐量的貨運。”4莊為璣等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5、陳高華與吳泰的《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泉州港的興衰》6等,都論述了中世紀的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埠之一。以此觀照當下泉州地區發達的經濟現象和探索它在全球化今天的全球意義和價值,大有裨益。

泉州得以在宋元鼎革之際穩定過渡和發展,與蒲壽庚密切相關。近代國際史學界和大陸史學界對蒲壽庚的研究頗多,從日本學者桑原騭藏的著作《蒲壽庚考》開始7,對其先世、叛宋降元和其親族等都有比較系統的闡述。隨後的羅香林在《蒲壽庚傳》中載:“壽庚先世雖為西域系統,且其居住泉州,則自四川遷自,而非廣東至。”8蘇基朗認為:“蒲壽庚的降元背後有一股強大的地方精英在支持他。”9王連茂在《蒲壽庚屠殺南外宗子考》中考證蒲壽庚殺害南外宗子三千人。10眾多學者對蒲壽庚的族譜、先世、事蹟等做了不同層次的研究,但史料的零星散亂和對其功過評價仍然存在諸多的爭議。以往對宋元時期的泉州港和蒲壽庚的研究有一個共同的欠缺,即它們被放在一個孤立的層面,沒有納入世界整體的參照系中去研究,而理論建構和史實考證的協調是需要一個全面而客觀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的。

全球史觀以多維交叉的視角和整體意識,有著跨學科的內在要求和發展的取向。筆者擬通過對文獻的整理與分析,結合前人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觀的宏觀和整體視野解讀宋元時期的泉州港與蒲壽庚。在當下各種文明交匯在一起的全球化時代,以全球史觀審視它們,扭轉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傾向,具有補偏糾弊之意義。對於重新反思歷史、審視現實、展望未來具有重大意義。

一、宋元泉州港的世界性意義

泉州港興於唐末五代,盛於宋朝,元代達到極盛。在全盛時期以“刺桐港”之稱名揚世界,被譽為“世界第一大港”。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著作《道里邦國志》是較早記載泉州港的國外文獻,書中將泉州與交州、廣州、江都並列為中國的四大對外貿易港。11南宋時泉州港已發展成為國際貿易大港。

中國的歷史一向重陸地輕海洋,因此以泉州為代表的港口城市,不管在過去曾經創造出多少輝煌業績,都很難被當時的主流文人所記載和宣傳。“世界第一大港”的口碑和聲望,還是通過元代來華的兩位外國行者的著作而被世人知曉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1271年來到中國,停留長達17年之久。他在《馬可·波羅遊記》中,認為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良港,稱:“若以亞歷山大運赴西方諸國者衡之,則彼數實微乎其微,蓋其不及此港百分之一也。此誠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貨聚積之多,幾難信有其事。”12 比馬可·波羅晚約半個世紀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目睹泉州港盛況後也這樣描述:“刺桐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13

由於兩浙、廣州等港口在元代由於戰亂等因素衰弱下來,加之大運河淤塞,泉州在元代全面延續了宋代已有的商貿業基礎,迅速得到發展。元朝

宋元時期的中國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扮演了“歐亞大陸經濟發動機”的角色,而泉州港則是那個時代的“天下之貨倉”。發達的海外交通也使得各種民族和宗教得以進入,世界各大宗教以及各種信仰在這裡和睦相處,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是極為罕見的,因此泉州也有著“世界宗教博物館”之稱。這種多種宗教共生共存的文化現象,不僅證明泉州文化的包容和開放,更重要的是它啟迪著今天的人們以尊重和理解的方式去對待不同的文明和信仰,在世界文明視野中尤有研究與借鑑價值。

二、蒲壽庚控海舶之利,掌泉州港命運

蒲壽庚(1205-1290年),字海雲,世代經商的阿拉伯後裔。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蒲氏家族從廣州遷居泉州,其掌門人蒲開宗因貿易有功,得到南宋朝廷賜予“承節郎”官銜。蒲開宗去世後,次子蒲壽庚接管家族事務。蒲壽庚在泉州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著泉州港的命運。

“蒲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17桑原騭藏認為蒲壽庚在任市舶司提舉(市舶司最高領導)三十年,但此說法帶有爭議。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18,是宋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相當於今天的海關。市舶司官員的權力非常大,朝廷不可能讓一個人當三十年市舶提舉司。徐曉望據董嗣杲於景定二年(1261年)在九江為官時作的詩《欲附蒲海雲制幹舟歸》:“水送流年遺楚恨,風吹殘雪上吳顛。幾番謾附鱗鴻便,不若相依買去船。”考證“制幹”應為市舶司一個“從九品”級別的職務,景定二年前蒲壽庚一邊經商一邊做官。19宋朝市舶司把招攬蕃商當作最重要的事務,蒲壽庚為“西域人”,他精通阿拉伯語、占城語,泉州市舶司接待來中國進貢的蕃商,需要翻譯,所以此類人才是朝廷器重、需要的,有一定官職也符合常理。至於蒲壽庚從何時擔任提舉市舶司,陳自強考證蒲壽庚應是在景炎元年(1276年)任此職,到降元前後不到一年。20筆者認為蒲壽庚應該是長期在市舶司任職兼經商,景炎元年方主事提舉市舶司。

蒲壽庚通官商兩道,以商斂財,以財謀官,在泉州穩居富豪榜首位。方回在《桐江集》中載:“泉之諸蒲,以販舶作三十年,歲一千萬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為不足道。”21市舶之利相當可觀,而蒲壽庚和其家族是泉州海上貿易最大的利益獲得者。“以善賈往來海上,致產鉅萬,家僮數千。”22蒲家府邸三百畝,約為北京故宮的三分之一。

蒲壽庚擁有強大的海上武裝實力和大量的船舶,當年和其兄蒲壽宬特地在東海法石建了“天風海雲樓”便於檢閱船隊。今天泉州古船博物館陳列的那艘宋代沉船,廈門大學莊為璣教授考證此船應為蒲傢俬船,得到學界的認可。23蒲壽庚在泉州形成了自己的海商和地方強大的精英集團關係網,如左翼軍統領夏璟、有調遣泉州軍隊之權的知州田真子,對當地的政治和防衛都非常熟悉的孫勝夫、尤永權等。24蒲家勢力範圍並不僅限於泉州,蒲壽庚在海外也享有極高的影響力,“南海蠻夷諸國莫不畏”。25南宋鹹淳十年(1274年)海寇襲擊泉州,官府無力還擊,還是藉助蒲家海上力量擊退海寇的,因此後來蒲壽庚被授予福建廣東安撫沿海招撫使統領海防,又兼提舉市舶司。元軍最熟悉泉州情況的入閩統帥董文炳向元朝推薦蒲壽庚:“壽庚素主市舶。”261276年2月元“伯顏譴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壽庚、壽宬兄弟”。27那時元朝居然不是將招降目標放在時任泉州知州的田真子,而是直接認準了蒲壽庚兄弟。可見降元前的蒲壽庚就是泉州官商一體的“土皇帝”,這種非同尋常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使得其成為宋元兩朝爭相拉攏的特殊力量。

蒲氏家族蒸蒸日上之際,南宋朝廷卻已風雨飄搖。1276年,元朝大軍南下,臨安南宋恭帝投降,張世傑等抵抗派大臣擁立宋恭帝之弟趙昰為端宗。《宋史》載:“昰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或勸世傑留壽庚,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共掠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十二月壽庚及知州田真子以城降。”28如果說之前對降元還保有些許的猶豫,張世傑強行掠船的行為恰恰是給了蒲壽庚合理叛變的理由。

蒲壽庚及其家族的異域身份、知識、海上力量以及在南海諸國的威望,對元朝這樣的草原民族加快滅宋步伐、實現版圖擴張是最需要的補充。桑原騭藏對此尤為認同:“蒲壽庚棄宋降元之舉。有關於宋、元勢力之消長實大。蓋蒙古雖長於陸戰。舟師實不抵宋。壽庚老於海事。擁海舶甚多。一旦降元。足為元南征之助。於元為莫大之利。於宋直致命之傷。”29蒲壽庚海上力量對元軍的加持,對風雨飄搖的南宋進行了最徹底的補刀,導致了崖山海戰宋王朝的湮滅,蒲壽庚在泉州的勢力於元代也達到了鼎盛。

元朝實施招蕃政策,“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30

蒲壽庚助推元代泉州港發展一覽表導出到EXCEL

政治方面

至元十四年,元政府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徵南元帥府事後改行中書省,設泉州路總管府。政務級別的提高,意味港口地位的加強,而作為行省治中心,在泉州歷史上也是第一次。

經濟方面

元政府在泉州實施禁銅錢,行鈔法,禁私鹽,增稅課等,地方經濟得到了復甦和快速發展。元朝與泉州進行貿易和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到98個,達宋朝的兩倍之多。

市舶制度

元政府為了確保泉州港的貿易利益而頒行的《市舶則法二十二條》中,明文規定各地市舶司悉依泉州例取稅。可見泉州港在國內諸港中居最特殊、重要的地位。

海陸交通

元統治者為了治理遼闊的疆域,實行了嚴密的站赤制度,不僅使驛路遍佈於中國境內,而且貫穿歐亞大陸。泉州不僅是元大都與東南地區陸上交通幹線的指定終點,元政府還在泉州至杭州的海道上,建立了十五個海站,方便舶貨和外國來使往來。海陸交通網前所未有的便捷,泉州港在元代成為中國最大的集散市場。

軍事方面

元政府將泉州作為主要的海軍基地和戰船建造基地。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任命史弼為統率,在福建、江西、湖廣三省率兵兩萬、戰船千艘,從泉州港啟航進攻爪哇,足以見得泉州港在元朝軍事上的重要地位。

這一切,與蒲壽庚的抉擇讓泉州避免了兵燹之災和他降元后努力向元政府爭取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蒲壽庚在某種程度上主宰著泉州港的命運。

三、宋元泉州港和蒲壽庚的全球史意義

全球化的發展是一種全方位的社會變遷過程。它不僅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更是時代潮流發展的必然性,是市場經濟和技術進步發展的必然結果。全球化在改變著人類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在影響著人們的歷史觀念,它更宏觀的歷史參考座標系改變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全球史觀是研究歷史的宏觀視角與方法,也是一種具有全球觀念的歷史認識和歷史思維。

蔣竹山強調:“全球史研究重視多維交叉的複雜思維活動。它反映出以區域、全球地理為代表的‘空間取向’的興起和以社會進化論、現代化史觀等體現的傳統‘時間取向’研究的式微。”31這種多元的研究和歷史敘述的多向性,在我們以往研究泉州港的價值取向和視野上是極其缺乏卻又非常必要的。它極大地拓寬了泉州學的研究視野,得以站在一個更為高遠廣闊的角度思考泉州港的世界意義。而這種多向的研究,也很大程度地推動著對泉州城市歷史進程中的歷史人物做出更加客觀和全面的評價。

研究與理解世界歷史的客觀性,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重新梳理、解讀泉州和蒲壽庚,我們不應該將它們的歷史孤立地敘述,而應把這座城市和這個人放到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大歷史座標中來看。假如蒲壽庚沒有叛宋降元,泉州能否抵擋得住蒙古人的金戈鐵馬,泉州城的老百姓是否會和其他城市一樣慘遭屠城?泉州港是否還會成為當時的世界第一大港?歷史不可以假設,但需要反思和轉換視角,轉換參照系,以人類命運的命題,對人類歷史進步進行勾勒,才能為我們客觀地面對歷史和當下以及未來提供某種思考和借鑑。

我們將歷史的回車鍵按到13世紀的世界大格局看,黑格爾在《哲學史演講錄》中這樣強調歷史的時代性和整體性:“每個時代都具有如此特殊的環境,每個時代都是如此獨特的狀況,以至必須而且也只有從那種狀態出發,以它為根據,才能判斷那個時代。”32成吉思汗的帝國在草原中神奇崛起,橫跨亞歐大陸,所向披靡,製造了一個征服與被征服的時代神話,那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1269-1270年,連歐洲最強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

南宋王朝的政權危機、傳統重文輕武的國策、軍隊中的痼疾等一系列深刻的政治背景與社會根源,使其在蒙古鐵騎面前不堪一擊,所到之處降聲一片。縱觀此時的世界格局,病入膏肓的南宋被蒙元所滅也是大勢所趨。

蒲壽庚的降元和屠殺南宋在泉州南外宗室讓其飽受罵名。《閩書》雲:“蒲壽庚盡殺準軍、宗子之在城者。”33表面看是為洩憤,而背後政治動因有二。一是平時這些皇室宗子養尊處優,常常壓制和盤剝泉州地方官員,積怨已久;二是泉州本是當年高宗皇帝為趙家留血脈之地,對垂亡的南宋而言,復興大任非南外宗室莫屬,而蒲壽庚要叛宋降元,宗室顯然是最明顯的抗力。黃仁宇提出:“我們需要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34歷史上多數的利益、政權相奪都離不開殺戮,我們需要放寬歷史的視野來看待它。歷史的車輪滾滾前行,個體人物角色的好壞只能被歷史敘述者黑白分明地安插,而城市的命運卻是與城市的管理者決策休慼相關。正如劉家和所言:“文明要有一種冷靜客觀的態度,即一種平下心氣而唯真理是從的態度。”35“君子小人”不應該是對一個歷史人物的終極評價,“善與惡”亦非歷史事件的本質,不能帶著儒家傳統倫理思想來對其進行道德上的評價。

馬克思認為,“歷史發展的加速或延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前期的偶然性”。36如果將蒲壽庚之前在政、商領域所有的積澱視為他在關鍵時刻抉擇的偶然,那麼什麼是必然呢?元朝鐵騎將閉城不降之處都變成荒無人煙的廢墟,不降則蒲壽庚悉心經營的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可能會隨著戰爭灰飛煙滅;元朝將全國人民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之四等人。37他的色目人的異域身份在元朝的的四等人之制中佔有絕對的優勢。兵荒馬亂之際、王綱解紐之秋,那些飽讀詩書、久食國祿的南宋官員都在大規模投降,蒲壽庚權衡之下也選擇降元。到底是時勢造就英雄,還是英雄造就了時勢?

“歷史現象之間是否存在內在聯繫,是歷史事實本身所決定的。”38我們要尊重歷史事實本身,不能主觀去改變它。蒲壽庚降元及後來對泉州港輝煌的助推,已成為歷史的事實。無論歷史事件被以何種方式重新改寫或者重新敘述,宋元時期泉州港成為世界第一大港的歷史事實也不會被抹滅,它對世界海交史的貢獻更不會被忘記。

宋元時期的泉州港,不僅是當時東西方經濟交流的前沿,也是連接中世紀中外文化的紐帶,是中西文明融匯的燦爛結晶。它的開放與包容,是推動世界文明向前邁進的強力支撐,它對世界史的影響和貢獻是多方面的:

1. 審美方式的改變。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不僅作為物質生活的必需品改變著東南亞、南亞和阿拉伯、歐洲國家人們的生活方式,考究的絲綢和精美的瓷器還在精神上給予人們美的享受,對他們的審美方式也起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

2. 打開了歐洲人認識東方財富的窗口。崛起于海洋的歐洲文明就是通過宋元時期的泉州港打開了歐洲人認識東方財富的窗口的。

3. 中西文化的交融為文藝復興埋下了伏筆。藉由貿易的互通有無產生文化、思想的交融,中世紀歐洲刻板的教會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和衝擊,為後來的歐洲文藝復興埋下了伏筆。

4. 從民族和人類學角度看,港口興盛必然帶來多向互動的人流、物流,其影響視時間的長短而定。泉州港產生的多元文化並存的動人場景和異彩繽紛的色調,是世界上罕見的。中國不僅從港口貿易中把中華文明傳送到了世界各地,也打開了一扇瞭解世界的窗口,同時也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帶回了中國,相互包容、和平共處。

四、餘 論

全球史觀之“從全球而非地區(或國家)、從多種維度而非一種維度來認知世界歷史的觀念,這種史學觀念最為重要的一個價值取向是

突破歷史的侷限性客觀地評價蒲壽庚,可以讓我們瞭解到更真實的蒲壽庚和泉州港貿易的盛況,有助於讓我們理解過往紛繁複雜的歷史、理解當今世界格局中各種矛盾存在的根源;更好地思考全球化下農業文明高度發達的中國如何踐行海洋強國夢,建設與海洋強國相適應的新知識體系、新話語體系、新理論體系,意義尤為重大。

回望這段歷史,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它不僅在中國的對外開放、貿易、海洋文明史上,都有其濃墨重彩的篇章。無論是過去中華農耕文明向海洋文明進程中,還是當下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中,都發揮著前沿陣地的作用,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更是對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做出了獨特的貢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多元文化項目部前部長杜杜·迪安博士說:“泉州是一個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相遇、文化交流和共處的城市。”40

今日的泉州雖然無法與宋元刺桐港、光明之城此般輝煌的過往相提並論,但它是全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蘊和2018年的中國城市GDP排名第18位、連續19年居福建省第一的經濟實力仍是不容小覷。今天的泉州在文化上舉足輕重的位置和經濟上的驕人業績與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的歷史輝煌積澱不無相關。以泉州港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所傳播的包容開放、合作共贏的精神不僅是一座城市的印記,更是一種全人類的奮進精神。在全球化新的語境下,對於它對世界的深遠影響,我們應該予以更多的

註釋

1 顧頡剛:《泉州的土地神》,《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週刊》1927年第1期。

2 汪毅夫:《廈門大學國有研究院與泉州歷史文化研究》,《海外交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3 蘇麗妍、賀威:《宋元泉州航海成就與航海技術》,《福建史志》2008年第31期。

4 李玉昆:《二十世紀泉州海外交通史回顧》,《泉州學刊》2002年第2期。

5 莊為璣等:《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55頁。

6 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泉州港的興衰》,天津:天津出版社,1981年,第149～150頁。

7桑原騭藏著,陳裕菁譯訂:《蒲壽庚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87～149頁。

8羅香林:《蒲壽庚傳》,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第7頁。

9蘇基朗:《記蒲壽庚降元與泉州地方勢力關係》,載《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第192～193頁。

10王連茂:《蒲壽庚屠殺南外宗子考》,《泉州文史》1980年第4期。

11伊本·胡爾達茲比赫著,宗峴譯:《道里邦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71～72頁。

12馬可·波羅、魯思梯謙著,梁生智譯:《馬可·波羅行記》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17頁。

13伊本·白圖泰著,李光斌譯:《異境奇觀——白圖泰中國遊記(全譯本)》,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542～543頁。

14《元史》卷九十四,“食貨”,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2389頁。

15吳鑑:《島夷志略序》,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頁。

16張星烺:《泉州訪古記》,《史學與地學》第四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

17桑原騭藏著,陳裕菁譯訂:《蒲壽庚考》,第119頁。

18《宋史》卷167,“職官志七”,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971頁。

19徐曉望:《關於泉州蕃商蒲壽庚的幾個問題》,載《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20陳自強:《“蒲壽庚宋末提舉市舶三十年”說考辯》,《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1方回:《桐江集》卷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4頁。

22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324～325頁。

23莊為璣:《泉州宋船為蒲傢俬船考》,《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泉州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24蘇基朗:《記蒲壽庚降元與泉州地方勢力關係》,《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

25李正儒:《趙國忠獻公神道碑》,《藳城縣誌》卷9,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69～270頁。

26《元史》卷156,“董文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3673頁。

27《元史》卷9,“世祖本紀六”,第180頁。

28脫脫等:《宋史》卷47,“瀛國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942頁。

29桑原騭藏著,陳裕菁譯訂:《蒲壽庚考》,第121頁。

30《元史》卷10,“世祖本紀七”,第204頁。

31蔣竹山:《探尋世界的關聯:全球史研究趨勢與實踐》,《歷史研究》2013年第1期。

32黑格爾著,賀麟等譯:《哲學史講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9頁。

33何喬遠:《閩書》卷152,“蓄德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96頁。

34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4頁。

35劉家和:《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思考與建議》,《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

3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3頁。

37啟良:《中國文明史》(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315頁。

38於沛:《全球化和全球史》,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336頁。

39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王晴佳著,楊豫譯:《全球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04頁。

40杜杜·迪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續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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