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937年間的西班牙內戰和其他事件，對奧威爾影響極大，成為他寫作生涯的轉折點，“1936年以後，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間接地為反對極權制度……而作。在我看來，身處我們這樣的時代，如果還以為自己能避開這類話題，純屬無稽之談。每個人都以這樣或者那樣的偽裝在寫它們。所不同的，只是你站在哪一邊、採取哪種寫作方式的問題。”
從西班牙回到英國後，親身體驗了歐洲的極權主義的奧威爾，見到那些完全盲目的書齋知識分子贊同斯大林極權的清洗和屠殺是“必要的謀殺”，他的反應比一般人更強烈，也比一般人更清楚地看到，左翼知識分子“就好比不知道火會燒傷的人在玩火”。
在他看來，這些知識分子，就像他們不願真實地想象工人階級的失業和貧困一樣，他們也不願想象極權統治下會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因為這兩種想象都需要“一個人能夠設想自己是一個受害者”。
對生活在英國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來說，設想極權下的受害者生活確實是不容易的，他們把自己在英國享受的民主生活和自由言論當做像呼吸空氣那樣再自然不過的事。
英國作家簡直是一群政治上的天真之徒，他們之所以滿不在乎地說起莫斯科審判這樣的事件，因為那樣可怕、匪夷所思的事與他們的經驗是完全脫離的。
奧威爾抨擊英國左派知識分子，還因為他們屬於一個封閉的、與大眾脫離的小圈子群體。
奧威爾不喜歡知識分子的小圈子文化，他的文學評論，幾乎全都以受大眾歡迎的作家為對象，如狄更斯、馬克·吐溫、莎士比亞、斯威夫特、托爾斯泰等人。他還很關心男孩子讀的週刊、唐納·麥吉爾的漫畫明信片、謀殺故事和兒童讀物。
讓作品不知不覺地成為大眾讀者社會文化意識的一部分，這可以說也是奧威爾對自己寫作的期許，他關心的種種政治和社會制度、文化、人性問題，以及他特有的那種清晰、精煉、誠懇的文字風格都是他與儘可能多的讀者保持聯繫的方式。
與奧威爾關注的那些廣有讀者的文學相比，20世紀的一些文學，尤其是詩歌，就明顯是小圈子寫作，詩人與普通讀者之間是搭不上話的，“詩的概念……只有少數人才明白，鼓勵詩人深奧莫測，‘耍聰明’。”
相比之下，他更欣賞那些“表達了農民對生活的悲觀態度和臨終智慧”的民間詩作。那種貌似深奧莫測，其實是耍聰明的文學或學院寫作，任何一個時代的社會中都不少見。
這種寫作對社會的惡劣影響不僅危害文學，而且危害社會中的人本身。所謂的“高等文化”造成並強化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和距離，比由階級和財產造成的人間隔閡更難以消除。奧威爾不僅主張正義和自由，更主張一種知識、文學、文化的平等和民主。
他反對小圈子文學，與他反對任何形式的精英特權是一致的，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自以為是和自視高人一等，還因為所有的極權統治者，就像《動物莊園》裡的豬們，都是自以為是和自視高人一等的。
左派知識分子對蘇聯的極權保持沉默，是奧威爾最為反感的，他寫道：
“英國那些親俄的時事評論家繼續為蘇聯1936年至1938年間的大清洗和大放逐進行辯解，說不管怎麼樣，蘇聯在戰爭期間‘沒有出現傀儡政府’。圍繞著烏克蘭饑荒、西班牙內戰、蘇聯對波蘭的政策等等話題，更是謊言連篇，歪曲不斷，雖然不能說全都是出於有意的欺詐，但是，所有完全同情——也就是說，按照蘇聯所希望的方式同情——蘇聯的作家和記者，在重大的問題上，都對蘇聯方面故意的編造保持沉默。”
他敏銳地看到“無恥地偽造歷史的情況，已經出現了。但是，最讓人擔憂的，還不是確實發生了偽造歷史的情況，而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儘管人們都知道這些情況，但整個左翼知識界卻對此毫無反應。有人會說，講出真相是‘不合時宜的’，或者只會‘有利於’這個或那個敵人，這個論據似乎是無可辯駁的；可是，謊言很可能會從報紙竄入歷史教科書，對此卻很少有人感到不安。”
奧威爾特別擔憂的是，即使那些能夠看清斯大林主義本質的知識分子，也看不到走出極權的出路。在《阿瑟·凱斯特勒》中，他提出的正是“與斯大林主義決裂後找不到政治立場”的問題。
奧威爾認為，凱斯特勒所寫的《正午的黑暗》提出了暴力革命腐敗的問題，而凱斯特勒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也是典型“左翼”知識分子式的。
奧威爾懷疑，凱斯特勒似乎已經看到，一切通過暴力手段改造社會的努力，到頭來都會導致格伯烏的審訊室。但凱斯特勒最後還是把腐敗的原因歸結為個人的邪惡，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某某‘出賣’了革命、事情之所以搞壞，是因為某個人的邪惡，這種認識在左翼思想界一直存在。”
左翼知識分子對邪惡本源閉目塞聽，在上世紀30年代是因為一心要達到消滅希特勒的目標，無暇也無心顧及這之後的正義社會未來；在今天，一些“後殖民”批評家一心要達到反抗西方文化影響的目標，也同樣很少思考要開創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未來，奧威爾所關注的那種知識分子的“失職”看來還在以變化的方式延續。
說明：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報》2011年03月29日
作者徐賁
“史客兒“（ID：skdyh8）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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