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崇尚老莊學說。名士們喜好清談，恃才傲物，往往以不拘小節，縱情肆意為風尚。
而在我們的印象裡，出家為僧的佛教徒，遵守戒律、清心寡慾，不理會俗家事物，專一誦經禮佛，修行傳道。常常以嚴謹、自律，甚至刻板的形象出現在世人眼前。
名士、高僧，二者形象似乎格格不入。
當時，卻有一位名叫支遁的出家人，兼具名士、高僧兩重身份。他不僅是玄學領袖，還是佛教宗師，成為佛學思想中國本土化的重要人物。
支遁大師，字道林，世稱支公，也稱林公，俗家姓關。陳留人（今河南開封），另有一種說法是河東林慮人（今河南林縣）
公元３１４年，支遁出生在一個佛教徒的家庭裡，幼年時期，隨家人從北方寓居江南。
史書上關於他早年的經歷記載不詳，只說他："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深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
支遁在二十五歲時出家為僧，大概是在他學有所成之後。
受玄學風氣的影響，當時有一些佛教僧侶，也加入了清談的行列，名士們也把佛經當做清談的資料。
支遁大師不僅佛學造詣精深，對玄學也頗有研究，因而備受推崇，是其中的佼佼者，成為這種風氣的代表人物。
支遁大師在佛學上的貢獻，主要在於他對般若學的研究。
他的著作主要有《聖不辯之論》、《道行旨歸》、《學道戒》等論書，由於他在《即色遊玄論》中提出了"即色本空"的思想，創立了般若學即色義，因此，成為當時般若學"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
此外，支遁大師對玄學典籍《莊子》一書，也有獨到的見解，特別是其中《逍遙篇》，尤其能獨抒己見。
據史書記載，支遁大師在洛陽白馬寺，曾經和劉系之等人談論《莊子》。
在談到《逍遙篇》時，劉系之下結論說："能夠適性就是逍遙。"
支遁舉例反駁說："不對，夏桀這樣的暴君和，柳下蹠這樣的盜賊，都以殘害生靈為習性，若說能適性就是逍遙，那麼夏桀、柳下蹠也是逍遙了嗎？"
後來，支遁著手註釋《逍遙篇》，他在各家註釋之外，另立了許多新意，因此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仰慕。當時的名士都樂意和他交往，其中就有名相謝安和書聖王羲之。
關於支遁和謝安、王羲之的交往，有幾則故事，被記錄在史書上。
支遁在吳地修建支山寺後，打算到剡縣去居住。謝安時任吳興太守，給支遁寫信說："我思念您已有很長時間了，天天計算時間，希望見到您。聽說您要到剡縣去，我感到悵然，人生短暫，頃刻之間，一切風流得意之事都將成為過去。我憂心忡忡，終日惆悵，唯恐您遲遲不來。我期待著我們的會面，一天如同千年。這裡多山多水，環境優雅，是養身的佳所，各處都強過剡縣。望能前來，以解思念之苦。"
王羲之當時做會稽內史，早就聽說過支遁的名聲。但他並不相信，認為傳言有誤，過於誇大其詞。
支遁在去剡縣的路上，途經會稽。王羲之去拜訪支遁，其實是想探一探虛實，看看他的真實才華到底如何。
二人見面之後，王羲之說："你所註釋的《逍遙篇》可以看看嗎？"支遁拿出他的著作，交給王羲之。
王羲之見支遁《逍遙篇》的註文，洋洋千言，文思新奇，字字珠璣。當即折服，嘆為驚世駭俗之作。於是改變了態度，極力挽留支遁，請他到當地靈嘉寺居住，以便隨時往來請教。
支遁後來奉召進京，三年後回返東山。臨行前，京師的社會名流在徵虜亭為他餞行。
當時蔡子書先到，特意坐在支遁身邊。謝安來到的時候，恰逢蔡子書起身離席，謝安就坐了他的座位，和支遁交談。
不一會，蔡子書返回，見謝安在他的座位上和支遁侃侃而談。當下大發名士脾氣，竟然把謝安和座位一起扔了出去。好在謝安具備宰相氣度，大有涵養，對此事毫不掛懷。
郗超曾經向謝安詢問說："支遁在玄學上和嵇康相比如何？"
謝安回答說："嵇康想要追上支遁，還要不斷努力才行。"
郗超又問："殷浩和支遁相比，又怎麼樣呢？"
謝安回答說："如果論娓娓而談，殷浩要超過支遁，若論卓然有識，支遁要超過殷浩。"
郗超後來給親友寫信，提到支遁，評價他說："支遁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以來，紹明大乘佛法，令真理不絕，唯此一人而已。"
公元３６６年，支遁大師去世，享年５３歲。
支遁大師雖然出家為僧，卻頗有名士風采，喜好遊山玩水，吟詩作文，書法上擅長草書、隸書。由於他的原因，佛教徒開始擺脫了民眾間苦行僧的早期形象，使佛法修行成為一種富有情趣的，易於接受的態度和行為。不離世俗，卻又超脫世俗，這正是漢傳佛教的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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