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葉偉民
小時候沒少談理想，當然都是老師逼的。我記得，我很鄭重地寫下“當一個卡車司機，專拉糖果餅乾”時，老師的臉色很不好看，彷彿說，當個科學家、世界冠軍很失禮嗎？於是，我過早地學會妥協——那就像您一樣，當個老師吧。
在中國當孩子，理想是有標準答案的，但沒有人教我們如何當一個“小人物”。以致於大多數人長大後沒混出模樣，還真有點不知咋活了。
幸好，有那麼幾本好小說，給了我一些參考。其中一本是《安琪拉的灰燼》， 11歲的弗蘭克在貧民窟打發飢餓的童年，晚上做著與紅唇千金和攔路大盜相會的夢。他一想到護士和修女對此無可奈何就高興：“全世界的人都無法干涉你腦海裡的想法，這真是一件美事啊。”
我很慚愧，在弗蘭克這個年齡，一沒冷著二沒餓著，卻不明白擰耳朵和家長簽名再有威力，也是禁錮不住腦子的。你都未敢去想，白白丟了這麼多糖果餅乾，活該！
另一本是加繆的《鼠疫》。老實說，讀第一遍以為是英雄頌，塔魯多高潔啊，只是個“不知何故經過奧蘭城”的人，卻比任何人更有熱情，以命相抵。塔魯一生的命題，加繆安排他在小說裡說了：“使我感興趣的是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聖人。”而且，他並不信上帝。
就這樣，在許多年裡，我辜負了加繆的苦心。《鼠疫》並不教人成聖，只是說了一些生活該有的邏輯和真相。等到一定年紀，我才發現“小人物”格朗才是裡面最可愛的人。這個老頭兒是市政府的臨時工，白天上班，晚上寫小說，一直為開頭痛苦不堪。鼠疫期間他當了志願者，負責統計登記病人和屍體，人們感謝他，他卻一臉詫異，這可比寫書簡單多了。
縱使姥姥不疼舅舅不愛，連辦公室主任都嫌其瞎忙活影響KPI，普通人格朗卻更值得記住。加繆說，格朗更具代表性，展示了某種篤定的美德和良好願望，但求在細小的工作中發揮作用。
和弗蘭克相比，格朗更是我的菜。大概我的餘生也會如此：見過一些世面，還沒出人頭地，殘留一些真誠，和膽怯時常鬧彆扭，除了幾個關鍵時刻，前者幾乎沒贏過。如果再幸運一點，那幾個時刻，恰好是我最看重的。
有了這些故事，我對當好一個普通人就堅定多了。不過，這都是後來的事了。在遇見弗蘭克和格朗前，我還是成功地通過流水線教育，忘記一名風中疾馳的卡車司機該有多歡樂。幸好，生活是不會讓任何人失學的。
有十多年，我當記者，卻混得不怎麼好，總去一些不太讓人喜聞樂見的現場。有一年，某地下雨，有些不幸者，我要寫寫他們。但誰願意告訴我呢？城市又歡快起來了，何必還那麼不識趣瞎嚷嚷？後來，我陸續接到一些紙條，上面有線索。
他們都是普通人，能看得出來幾經糾結。他們不想出頭，但又想腳下之地能好一點。或許這麼想的人還有更多，但最終，找到我的只有他們。
我至今不認識他們，連樣子也忘了。在我爾後更漫長的日子裡，英雄總是稀罕又過於沉重，推我一把的往往是小人物，他們怯怯懦懦一咬嘴唇的樣子最讓我感動。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時常會想起《鼠疫》里加繆的自述——
如果人真的非要為自己樹立起榜樣和楷模，即所謂的英雄，如果在這個故事中非得有個英雄不可，那麼敘述者恰恰要推薦這個微不足道、不顯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麼一點善良之心，還有一種看似可笑的理想。這就將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確認二加二就是等於四，並且歸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
這是說，我們一直誤讀了生活的劇本，真理的使者往往不只在高山仰止處。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在同一個夜晚，緬懷一位普通眼科醫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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