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骷髏的證詞》一書中記有這樣荒謬的一幕：菲律賓戰役中，4名日軍士兵未能堅守職位，遭到一名上尉毆打。說實在的，當時的日軍在美軍的圍追堵截下早已糧絕，別說拿槍作戰，許多飢腸轆轆的士兵連站直的力氣都沒有了。當晚，這4名士兵就趁他們的長官熟睡時將其殺害，把屍體做成燒烤。此書作者荻原長一後來回憶說，戰友們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塊噴香的烤肉，吃完後才被告知它來自屍體。荻原長一見過那具屍體，它的兩條大腿被剔得只剩筋骨了。
二戰中，日軍“上級壓下級”的文化頗為亮眼，在過分苛求“服從”的日本軍隊裡，長官打罵屬下官兵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這在當下人們的認知裡都算得上是“常識”了。這種畸形文化的由來，一是受到日本長期以來森嚴的社會階層制度的影響，二來則是二戰時日軍高層認為打罵可以磨鍊士兵的堅韌性格，皇道思想又將它的“好處”進一步放大，高層宣揚：連一點屈辱都無法忍受，怎麼能成為天皇的戰士？
雖說日軍中“上級打下級”的現象如今早已人盡皆知，事實上，當時真實的情況遠比大多數文章中提及得要嚴重許多。許多文章作者們喜歡用兒戲般的語氣將那段歷史講得如同趣聞一般，咱們也比較喜歡聽這樣的故事，然而單單從歷史的角度來審視，它在當時日軍中的存在絕非某些個例，上下級的矛盾居然到了相殘相殺的地步；它嚴重地消耗了日軍的作戰實力，甚至可以說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戰局。
日本戰敗後，各處的日軍官兵被遣送回國，一些事情從他們口中陸續得到證實，然而這些老兵唯獨對一件事緘口不語。
根據資料，許多官兵的“光榮陣亡”顯得十分離奇，就拿太平洋戰場來說，從美軍方面的記載來看，很多所謂的戰鬥不過是一些誤會罷了；美軍害怕日軍半夜搞自殺式衝鋒，因此每過一段時間便會發射幾枚照明彈，被打怕了的日軍誤以為對方即將發動進攻，匆忙做好戰鬥準備。這樣的“戰鬥”多半有驚無險，根本不會造成傷亡，美軍這邊一點事兒都沒有，蹊蹺的是，日軍卻總會出現一些“犧牲”。
1937年8月的淞滬會戰中，日軍第11軍團損失了一名大隊長。雖然戰報稱其“陣亡”，然而許多經歷過那場戰鬥的日本兵透露，這名倒黴的大隊長平時行事有點“不太端正”，是被手下官兵放黑槍打死的。無獨有偶，在華北戰場上，有幾名即將被調回國的老兵突然被分配到危險的作戰任務，當夜，幾名老兵把派任務的長官圍在中間；要不是那名軍官及時認慫把任務撤回，恐怕老兵當場就要開槍了。1945年初，在日本九州地區的一處新兵營中，一個名叫清水敏的新兵因為動作緩慢備受長官辱罵，甚至最後成了整個部隊的出氣筒。有一天，清水敏偷拿了3枚手榴彈來到軍官休息室，一口氣全部扔了進去。結果，4名軍官當場炸死，清水敏最後也被槍決。
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那麼日軍軍官們究竟做了什麼，能把自己手下軍官逼到這種程度呢？
上圖這個物件學名為“海軍精神注入棒”，簡單地說就是根長達60釐米、直徑約5釐米的實心木棍。當時的日本海軍為了“整肅軍紀”可謂是極盡手段，精神注入棒便是其中最常見的體罰工具之一。在懲戒士兵方面，海軍不但要跟陸軍分個高低輸贏，甚至連海軍不同軍艦間也要“比試”。在一些軍艦上，有時候一個浪湧來把船弄得左右搖擺，士兵因此沒有站穩又不幸被長官看到，等待他們的可能就是精神注入棒的一頓抽打。一些軍艦因此獲得了特殊稱謂，如“鬼之山城”（“山城”號戰列艦）、“地獄之金剛”（“金剛”號戰列巡洋艦）等。
士兵被突如其來的一頓打揍得皮開肉綻，甚至連站都站不穩，長官可不管這些。更令基層官兵們無法忍受的是，當一艘船上傳來“壯舉”後，其他船也會跟著來一次“整風行動”，結果一輪下來，精神注入棒都要生生打斷好幾根。陸軍在工具上落入下風，唯有對士兵做更嚴格的要求。二戰時陸軍規定，上級可以隨意打罵下級而不需任何理由，在動手之前，長官會告知士兵，後者則必須大喊“是”。即便是被長官一巴掌扇翻在地，士兵也必須立馬爬起來，做好迎接下一巴掌的準備。整個過程中，士兵必須時時刻刻保持謙卑的姿態。
雖說“嚴師出高徒”，但過分嚴苛怕是要出事。在如此壓抑的環境下，基層日軍官兵還真做了不少“反客為主”的事兒，其中就包括相當有名的“館陶事件”。
1942年底，日軍在南太平洋吃癟，不得不從亞洲戰場抽調一部分兵力過去。駐紮在山東臨清的第59師團接到命令，當即安排了一部分官兵。其中有6名士兵剛剛從前線回來，一看又要被派出去，還是被派去對付美國佬，當即就翻臉了。這幾個士兵當晚喝了個爛醉，不但跑到中隊長福田那兒鬧事兒，還把自己的直屬上司淺野准尉和鈴木少尉給揍了。淺野比較倒黴，被這夥士兵連揍了兩次。士兵們還跑到街上打砸搶燒，最後還跟憲兵交上了火。
這件事在當時的日軍中可謂轟動一時，岡村寧次親自下令要從嚴處置，兩名士兵被處死，其餘四人有期徒刑；此事引發了極其嚴重的連鎖效應，福田中隊長害怕事後追責，開槍自殺；第59師團師團長柳川悌、旅團長大雄真雄均因此丟了職位。最倒黴的莫過於第12軍司令土橋一次中將，他甚至都不知道發生了啥，就被撤職調回日本。
日軍高層縱容上級打罵下級的情況肆虐，這勢必造成一部分極端的、“有尊嚴感”的日本兵報復。因此，一有戰鬥發生，這些士兵的槍口就會偷偷摸摸對準身邊的一些戰友甚至是長官。二戰中的每一場戰役，日軍都會有數量可觀的“失蹤”人員，其中的相當一部分都是死於自己人的黑槍之下。上級並非不知道這種情況出現，他們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更是兇殘地折磨下級，試圖將對方徹底打服，而這又會增加後者內心的仇恨，這邊形成了難以破解的惡性循環。
日本投降後，美軍詢問一名被俘的日本陸軍軍官：日軍在亞洲戰場上所向披靡，卻被美軍打得毫無招架之力，日本人是否痛恨美國？後者坦言：其實日本一點兒也不討厭美國，相反，他們對這個強大的對手充滿了尊敬。要說痛恨，日本陸軍最痛恨海軍，因為海軍常常見死不救，害得能打贏的仗都要打輸；日軍官兵痛恨日本高層，大人物們把士兵訓練成炮灰推進火坑，自己最後卻投降了。而對基層官兵而言，最令他們痛恨的莫過於自己身邊的老兵和長官了。
許多新兵在日記中都記有這樣的話語：“對於第一年的新兵來說，最大的威脅不是戰場上的敵人，而是自己身邊的四年兵、五年兵和下士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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