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來自我大學老師的文章，感謝老師的分享！
文 | 潘紫徑
1
2003年3月SARS發生的時候，我在北京，是一名研究生三年級的學生。隔離命令頒佈的時候，我在校外，於是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再無法進入校園。
當時我們知道的情況是，我校有一位老師和一位同學感染了SARS，正在接受治療。
本來我們的畢業條件是：第一，完成一部畢業作品的拍攝。第二，完成畢業論文。在特殊時期，我們的畢業拍攝計劃取消了，只要完成論文即可畢業。
那時候，我的論文已經基本完成，畢業作品既然不用拍了，那畢業前的三個月做什麼好呢？
首先，隔離的意思就是不要亂跑。
於是，我和男朋友關在家中看電影，看書，聽音樂，聊天，寫作。實在無聊了，就戴上口罩，騎上自行車，從牡丹園騎到天安門，一路感嘆這是多麼不一樣的北京。
見慣了首都街頭的熙熙攘攘，空曠而寂靜的馬路和廣場讓我們覺得新奇。每次從西直門人民醫院門口經過，看見穿防護服的人，就感覺自己是在一部科幻片中穿越。
年輕而無畏的我們，在那段時間重新學習怎麼洗手，怎麼戴口罩，怎麼刷牙。
從電視上聽見新任市長對大學生說：“你們要用流動水洗手啊，同學們，這種時候就不要怕浪費水了”，我們都感覺很新奇，因為我們一向被教育要節約用水。
偶爾回學校，隔著鐵柵欄門跟封閉在校園裡的同學聊會兒天，嘻嘻哈哈的，似乎跟往日並無什麼不同。
有一天，我們接到一個德國留學生的求助電話，說他的非洲室友出現了發燒的症狀，不知道怎麼辦。
他在電話中說：“我覺得他的發燒是想象出來的。不過他剛到中國來，沒有朋友，隔離中，神經緊張，要是有人能跟他聊聊天會好一些。”
我們好像也沒怎麼猶豫，就按照當時已發佈的建議，帶上體溫計、一些藥品（好像是板藍根之類）和果汁，送了過去，隔著鐵門，嘻嘻哈哈地說了幾句話就走了。
過後德國朋友打電話告訴我們：“這哥們根本沒發燒，就是緊張的。”
我們也就一笑了之。
恐慌也是正常的，反應過度或不足也是正常的，以幽默面對困境也是正常的。
那時候學到了什麼呢？原來我們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不會洗手。醫生和護士給我們演示怎樣才算是有效的洗手（具體操作，請看網上專業示範）。
我是在那段時間養成了新的習慣：
第一，任何時候（不止是飯前便後）覺得自己的手髒了，都要立刻去洗手，不只是用水衝一下，而是用洗手液或肥皂，徹底清潔。
第二，任何時候要拿餐飲器皿給別人，都要洗手，並且用乾淨的紙巾或毛巾把手擦乾淨。
有一段時間，我忽然發覺自己可能洗手洗得太勤了，手變得特別乾燥，可是不這樣就不能安心啊。這就是習慣的力量，而這樣的習慣恰是在病疫和隔離期間養成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段隔離期，我不記得任何緊張的情緒，只記得空曠、安靜、清潔的街道。
有句話說出來可能要被誤解的：我甚至覺得那個春天是輕鬆而愉快的——我真希望在沒有疫情的時候，我們的街頭也能少些喧譁、吵鬧和擁擠；我真希望在沒有疫情的時候，我們的電梯裡、餐廳裡、街道上也能杜絕隨地吐痰、抽菸的現象。
可是，我們好像只有在疫情爆發的時候，才意識到疾病的危險，卻極少思考什麼是健康的習慣——健康的習慣，不止包括怎麼保養自己，還包括怎麼尊重、關心和保護他人，甚至愛惜其他的一切生靈。
以我現在所居住的城市為例，在疫情發生的時候，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這是出於自保；可是在平時，在公眾場所，卻極少見到咳嗽的人戴口罩，也很少見到打噴嚏的人遮掩，人們在使用公共洗手間裡的衛生設施時也極少考慮到下一個使用者，而這些都是因為只有自保之心，而無尊重、關心和保護他人的意識。
2
疾病的發生，其實是在教育我們改變。
我現在只想分享疾病給我自己帶來的一些改變：
2008年，我的愛貓經過兩次肝衰竭，醫治無效，最後實施了安樂死，從此我決定素食。
這是因為我無法過自己的心理關：同樣是動物，為什麼對這隻貓，我要進行不惜代價的救治，而對其他動物，我卻可以心安理得地食用？
當然，在實踐素食的過程中，我也是經歷了數次反覆，有時候是因為親人的勸阻，有時候是因為醫生的建議，有時候是因為自己的好奇，還有時候是因為自己的食慾——不，我甚至覺得不是自己的好奇和食慾，而是自己的習慣。
人對習慣是有依賴性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出於好奇品嚐了廣受讚美的雲南火腿，結果呢？我只品出了“鹹”和“腐”這兩個味道。
還有一次，在美國旅行，我記起了某種烤雞的香味，於是去買了一隻。結果呢？那味道我一點也不喜歡，甚至覺得有點噁心。
又有一次，我忽然很想吃煙燻三文魚，食用的時候也覺得味道鮮美，可是過後卻消化不良，好像身體要集中精力好幾天才將它製造的障礙徹底清除了。
經過許多次反覆，我才漸漸明白：有時候我們想念某個味道，是因為它曾經留給我們愉快的記憶；如果我們的身體和頭腦能夠積累足夠多、足夠愉快的素食記憶，我們就不會再渴求向肉食獲取滿足感。
我也漸漸喜歡上了簡單的食物（比如用植物油和鹽低火燜炒的蔬菜），如果配料過於繁多、調料過於複雜一些，我反而不適應。
我們總會在反思中，發覺自己的行為與自己所信奉（或聲稱信奉）的原則和理念相悖。
比如，我曾經自以為熱愛動物，所以一隻貓的死會讓我哭上兩個禮拜，可是我怎麼解釋自己仍然繼續享用肉食呢？
這種自省促使我做出行為上的改變：要麼停止（或減少）肉食，做一個名副其實的、知行合一的、言行一致的熱愛動物的人；要麼繼續肉食，承認自己對於動物的所謂熱愛，不過是追求自我滿足的利己之愛，而不是關注所愛者之福祉的利他之愛。
同理，一個剛從海洋館出來就直奔海鮮館的人，如果他聲稱熱愛海洋生命，那麼他的熱愛也不過是利己之愛，而不是利他之愛。
從我的角度來講，這不是道德評判，而是思維升級——所謂愛，究竟是為了一己私慾的滿足，還是為了促進自我和世界的改善？
走在餐館招牌林立的街頭，看著撲面而來的美食照片，我時常想起宮崎駿的動畫片《千與千尋》中的景象：
滿街的肉食，滿街貪吃的肉身，而少女千尋在尋找自己的因為貪吃而變成豬的父親和母親。
若干年後，新人類看到來自我們這個時代的老照片，會不會唾棄我們今天的所謂美食呢？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餐飲習慣，會不會被他們斥為陋習？
3
我在飲食習慣上的改變，也是因為疾病的警示。
2010年，通過碳14呼氣試驗，我被確認染上了幽門螺旋桿菌。
醫生跟我討論治療方案，說：“其實治療幽門螺旋桿菌最有效的是青黴素，可是你的病歷上寫著青黴素過敏，所以我打算給你用另一種比較強效的抗生素，因為如果第一輪不能有效殺死病菌的話，病菌產生了抗藥性，那麼再治就更困難了。”
我現在不記得他給我使用了哪一種抗生素，只記得經過幾周的治療再去檢測，仍然是幽門螺旋桿菌陽性。
第一輪治療失敗了。醫生很為難，說：“這麼強效的抗生素都無效的話，我真不知道該給你用什麼了——更強效的抗生素，除非是重大的手術，我是不能輕易給你用的。”
他仔細地研究我的病歷，問我青黴素過敏的具體反應，然後跟我商量：“我看見你的病歷上寫著青黴素過敏，所以第一輪沒給你用青黴素。現在有研究表明，在許多案例中過敏發生的原因是因為青黴素純度不夠，而不是因為人體對青黴素本身過敏。你願意再做一次青黴素試敏嗎？”
試敏結果，我並沒有像小時候一樣出現過敏反應。於是醫生就給我開了一種我從沒吃過的抗生素——四環素。幾塊錢一瓶的四環素，再加兩種輔助藥物，居然。
幾個星期以後再來檢查，我的幽門螺旋桿菌徹底消失了。（提醒：如果您也染上了此病菌，請與醫生討論具體治療方案，切勿自行服用四環素。）
需要補充的是：這是一位來自加拿大的醫生，在醫學界對於幽門螺旋桿菌是否需要治療仍有爭議的情況下，他主張必鬚根治，而我信任他的專業判斷。我個人的經驗是，治療過後，不但消化系統的問題消失了，從前時常反覆發作的溼疹也好。
（在醫患關係這個問題上，信任是關鍵。一個品行上不能取信於患者的醫生，如同一個在作為上不能取信於民的政府，無論你說什麼做什麼，都很難產生好的效果。）
這次經歷給我的飲食習慣帶來的最大改變，是嚴格分餐。說白了就是拒絕跟任何人在同一個盤子裡挾菜，如果必須如此，一定要用公筷或公勺。
原因有兩個：
第一，中國成年人的幽門螺旋桿菌感染率超過70%（甚至75%），未成年人的感染率也在50%以上，也就是說我周圍到處都是感染源，很容易再次感染。
第二，如果我發生了再次感染的話，我也會將這個病菌傳染給別人。
在現今盛行的中國式宴飲習慣下，嚴格分餐實踐起來當然充滿挑戰。於是我漸漸養成了新的習慣：
第一，儘可能避免去餐廳與他人聚餐，因為無論是食物的質量還是同席者的飲食習慣，都非我所能左右；
第二，如果一定要與他人聚餐，那麼就將自己感興趣的食物，一次性挾夠，放在自己的盤子裡，凡是他人動過的盤子，我就不再從中取食。
第三，如果是特別親近的朋友，渴望聚餐，那麼來我家吧，我親自給你們做。
這些習慣上的改變，對我來說並不難。我本來就有多種食物過敏，自從實踐“自己的飲食自己負責”的原則以來，我的過敏反應幾乎消失了——即便偶爾出現過敏症狀，也很輕微，且略作反思就能發覺自己的疏忽在哪裡，調整起來也很容易。當然會有人際交往上的挑戰，比如說自己的堅持有時候會影響他人的餐飲選擇。
我最終說服了我自己：那些當眾抽菸、吐痰的人，都不擔心影響到他人，你只是堅守自己的飲食習慣而已，有什麼可擔心的呢？如果怕妨礙他人的餐飲選擇，那麼不要一起吃飯就是了。你們吃你們的，我吃我的，咱們井水不犯河水，如何？
如果仍然有聚會的興趣，我們一起喝茶吧，一起喝咖啡吧，一起聊天吧，一起看電影吧，一起散步吧，一起爬山吧，一起畫畫吧，一起做手工吧……有那麼多事情可以一起做，何必一定要一起吃飯呢？
4
我在不同的國家居住和工作過。我想旅行和旅居的重要性就在於：你看得越多越明白這個世界是參差多樣的，你越來越明白你可以在這參差多樣中做出自己的選擇。
當然，這個選擇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的眼光在變，我們的內心在變，我們周圍的這個世界也在變，而我們的選擇也在變。
所謂習慣，不過是習而慣之，反過來講有些事情你覺得不習慣，不過是因為你少見多怪。
我們看見西方人分餐而食，一人一盤食物，自己吃自己的，覺得奇怪，是嗎？那人家還覺得我們奇怪呢！
“這麼多人從一個盤子裡挾菜，這不是在交換唾液嗎？如果有一個人染病，豈不是所有人都要被傳染？”
我們習以常的事，在他人看來往往是不可思議的。據說有些原始部落為了表達對客人的敬意，會把食物嚼碎了來餵你，請問你能接受嗎？在習慣了分餐的人看來，在一個盤子裡挾菜或在同一個火鍋裡涮肉，從本質上講，跟這種落後的習俗沒什麼大不同。
如果問我這次病疫與隔離，可能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哪些行為上的改變，那麼我的希望是這樣的：
第一，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隨地吐痰，無論是在別人看得見還是看不見的地方。因為吐出去的病菌或病毒，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就會演變成疫病。
要知道在當今世界的兩百多個國家裡，只有中國是因為“隨地吐痰的普遍存在”而為人所詬病的。
將痰咳在紙巾裡，儘量掩蓋好，丟棄在垃圾桶裡，真的有那麼難嗎？但凡有一點為他人著想的心思，就會注意養成這個習慣吧。
第二，我希望大家不要在與不吸菸者共處的空間裡吸菸。
你要吸菸是你的選擇，但是要他人吸你的二手菸，就是侵害了他人的權利。
我相信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吧？有人在明示禁止吸菸的場所裡吸菸，你去提醒他，他不但不停止這種侵害你的行為，還對你惡語相向。
教育的不足，導致人們分不清什麼是自己的慾望，什麼是他人的權利。
吸菸是你的選擇，不吸菸是我的選擇，你在我面前吸菸，就是為了滿足你的慾望侵害了我的權利，這難道不是基本的邏輯嗎？
教育不是喊一句“吸菸有害健康”的口號，而是幫助人們理解每一個選擇的內涵、代價和後果。
以美國為例，年輕一代不但很少吸菸，還很唾棄吸菸的行為，那是因為教育使年輕人充分了解吸菸不僅危害自身而且危害他人——一個人要吸菸，應該在不妨礙他人的前提下進行，否則就是故意侵害他人，這不是習慣問題，而是品德問題。
第三，如果自己發燒、咳嗽，那麼儘可能留在家裡休息，而不要出來與他人見面；如果一定要出門，請戴口罩。
以前我們所褒揚的“帶病堅持工作”或“帶病堅持上學”，既不尊重病患者的權利，也不利於保護他人。
在戴口罩這件事上，如果為了保護他人而戴口罩的人多了，那麼為了自保而戴口罩的人就會少起來吧？
請問在我們的周圍，有多少人是為了保護他人而戴口罩？大部分人都是為了自保而戴口罩。同一個行為，因為動機的不同，結果也會不一樣吧？因為恐懼而採取的行動，和因為愛而採取的行動，其結果能一樣嗎？
以前我們家中常有聚會，我們時常在邀請短信中提醒有上述狀況的人留在家中休息，以保護自己和他人。
起初常有人忽略這個提醒，但是久而久之，大家似乎都理解並且喜歡上這個提醒了。因為我們的提醒並不是出於對疾病的恐懼，而是出於對健康、對生命、對人的愛。
第四，打噴嚏時，用肘部或衣物遮擋，要立刻去洗手，甚至洗臉，記得用肥皂或洗手液，儘可能少地把病菌留在他人還要使用的衛生用具上。
我記得有一次，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其中一位要打噴嚏時，倒是轉過身去了，無遮無攔地對著無人處大鳴大放，然後若無其事地繼續跟大家交談，既沒說句“不好意思”或“對不起”，也沒有去洗手。
當時我看著他噴霧過處，只覺得各種病菌病毒在飄蕩，心情複雜之極。順便說一句，這情景發生在我自己家裡，從此我再欲邀請他來，總覺得忐忑不安。一個放任自己、不顧他人的人，值得信任嗎？
第五，趁著隔離在家兩週，認真洗菜做飯，保證睡眠，說不定就愛上自己做的食物了，也體會到了早睡早起的好處。
有句話怎麼說的？如果人人都按時按點回家吃飯，很多社會問題就不藥而癒了。
第六，如果聚餐時你要帶上孩子，能不能提前教孩子幾條餐桌禮貌？
比如，不要用自己的筷子在眾人共享的菜盤子裡翻來翻去，不要用自己的手四處亂抓亂摸亂抹？
除了醫院，小孩子手上恐怕是病菌最繁盛的地方了。 教孩子們正確洗手，嚴謹分餐，尊重他人……這說來就話長了。
再往下說，我有點想念“隨地吐痰，罰款十元”的居委會大爺大媽們了。立法吧，給那些願意管這些事兒的熱心人執法權，讓咱們的公共空間在衛生上不斷進步。
在我們這個國家，汙水橫流、隨地便溺、臭氣熏天的汙濁環境仍然存在，如果不及時採取改善的措施，那就是在放任下一次疫病的發生。
總之，每一次病疫的發生都是人類教育和改善的機會。我們要麼主動地改善，為了自己也為了他人的福祉；要麼被動地改善，因為疾病和死亡的威脅。
祝大家在新一年裡不斷提升健康意識，改善衛生習慣，提升睡眠質量，心情愉快，精神煥發，做一個對他人無害、有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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