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亮相国家图书馆。信札包括1952年至1958年间，郑振铎等与“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共计166页，涉及收购小组成立、文物收购原则、真伪鉴定、资金筹措等多方面内容。如雷贯耳的诸多文物：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祥龙石、郇斋善本、陈氏珍泉等国之重器都由此历史节点得以回归。
今年9月，国家文物局获悉这批信札即将在香港拍卖，遂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联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动作为，在尊重商业规则前提下成功竞购并捐赠国家文物局。嘉德创始人陈东升妻子孔东梅，毛家后人。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全世界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大量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由内地几经辗转运至香港，其中不乏上述清宫流散之文物、体系完备之专藏。欧美、日本文物商闻风而来，意欲大肆收购文物。文物“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的情景极有可能再度出现。
1951年11月5日，周恩来关于同意购会《中秋帖》《伯远帖》给马叙伦、王冶秋、马衡等的函。为了购回“二希”，周恩来总理特批50万港币，约相当于8.75万美元。而这一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家外汇储备为五十年代最低值，仅0.45亿美元。“二希”的购买经费约占本年外汇储备的2‰。若以当时大陆物价计算，约可购买230万斤大米。
1952年9月6日，郑振铎致徐伯郊信。提出收购文物的总体原则： 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 碑帖、法书，暂时不收购。 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
以下为郑振铎在致徐伯郊的回购文物清单 ，论及《五牛图》《采薇图》《踏歌图》《西园雅集》等诸多名品。
1953年春组织成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由徐伯郊、沈镛、温康兰三人组成。收购目标最初以书画为主，尤其是溥仪携带出宫、历经辗转的“东北货”。工作中则根据轻重缓急，设定阶段目标。后又从优先抢救“易损”“易散”文物的原则出发，扩大回购范围，将陈清华郇斋藏书、陈仁涛藏古钱币等列作专项，进行整体收购。
宋元书画是流散香港文物收购的主要目标。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指导下，徐伯郊等人既与在港收藏家王南屏、陈仁涛等人洽商，又以香港为窗口与远在欧美的卢芹斋、张大千、王季迁、王徵等收藏家联系，同时留心香港等地市场中出现的古画线索，深入追踪。多管齐下，锲而不舍，力争让流落海外的书画珍品重回故土。
1955年7月2日，徐伯郊致王毅信。提到宋徽宗四禽图要价18万元，宋徽宗竹禽图12万元，李公麟豳风图12万元。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相反，要面临许多困难。采访洽商千头万绪，文物真伪混杂、需要审慎鉴定，还常常要面对经费紧张、海外文物商的竞争、复杂政治形势的影响等多重考验。这不仅需要眼光与识见，更需要策略与智慧。
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自1952年开始，至1956年下半年接近尾声。随着几宗大的收购顺利完成，市面上的名品珍迹大多已有归属，在香港大规模的文物收购工作，由此暂告段落。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物回到内地，这其中既有书画名品，如唐韩滉《五牛图》、五代时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南唐董源《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南宋李唐《采薇图》、南宋马远《踏歌图》、元王蒙《西郊草堂图》、元倪瓒《竹枝图》等
也有宋元善本、名抄稿本，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宋拓《神策军碑》《蜀石经》、宋刻《周易正义》《荀子》《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渭南文集》《文选》、元刻《故唐律疏议》《梦溪笔谈》、汲古阁影宋钞本《小学五书》《鲍氏集》、黄丕烈跋《汉书》《管子注》《白氏文集》等等，其中不乏海内孤本。可谓星汉灿烂、洋洋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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