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訟”與“訴訟”相對立，是指遇到糾紛後選擇和諧處理，不提倡“訴訟”解決問題的價值觀念。
孔子曾說“聽訟吾猶人也，心也使無訟乎”。
孔子的意思，我審理案件的標準和別人是一樣的，但我的目標是使人們不爭著來訴訟；追求讓人們在發生糾紛時採用“非訟”的方式解決問題，並不主張利用法律訴訟來解決問題；這是德治理念在傳統糾紛解決方式的體現。
現在仍然有許多人的意識中潛藏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海闊天空的價值趨向；這是“非訟”觀念傳承和發展的結果。
古時候，為什麼民眾普遍有訴訟為非的觀念，為什麼“非訟”的意識能在長達幾千年的社會傳承中一直為人們所接受並堅持？
這並不是訴訟意識淡薄的體現，而是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形成的思想觀念，而這種觀念同時獲得了古時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和引導，有的君王甚至以“無訟”作為自己治下太平與盛興的評判標準，才沉澱出了古時民眾的“非訴”意識。
“非訟”意識背後是傳統文化植入個人價值觀的結果，這種意識在和諧的外衣下得以植根和發展，不可否認的是其對法律觀念存在一定的衝擊；但是“非訟”意識的深植有利於和諧的構建與傳統美德的弘揚，是傳統文化發展的結果。
01
“非訟”意識是儒家思想“中庸”觀的體現
在提倡以德治國的儒家思想中，“非訟”其實就是“中庸”思想的一種選擇。
《禮記·中脂》所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的關鍵就是“不偏不倚,調和執中”。這樣來看，中在法律上有中立、中間、中和的意思，就是當發生糾紛後，有中間人可以中立的去中和糾紛，這樣糾紛便可以和平的處理，達到和氣的目的。
從道德上看，中庸是人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的體現；從社會治理看，中是分析一切矛盾，解決一切現實問題的最正確的方式與手段，這樣中庸思想的價值傳承體現在法律意識上就出現了“非訟”的觀念。
而且在德治文化的引導下，“非訟”行為本身就可以成為傳統道德的典型模範，成為人們爭相傳頌的美德故事，這就為“非訟”意識的發展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當這種意識被道德所提倡，同時又受到民眾的普遍接受，那麼就有成為為人處世的準則和道德修養的評判標準的可能。在這種文化氛圍中，自然而然的會讓人們崇拜和發揚不去訴訟、不用訴訟、不敢訴訟的“非訟”意識。
在中庸思想的指引下，古代統治者們無不將“無訟”視為法律秩序良好的最高要求；地方官員就會以減少訴訟為己任、為己政績，去尋求上層的認可；這樣非訴訟的價值觀念從上到下就獲得了提倡，全社會在治理上追求“無訟”的境界，君王也會以“德君”自稱，發展起來就是統治者孜孜以求的禮治社會的體現。
02
“非訟”意識體現在傳統哲學上，是符合“天人合一”和諧理念的要求的
在古代的文化傳統一直有“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天人合一”強調人們的一切行為都應該符合天意，認為天與人之間存在著相互感應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實質便是和諧。
而為了迎合“天人合一”的價值追求，人們和諧觀中所體現的思想就是要以“非訟”意識來指導自己的行為，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糾紛，這與“中庸”是相映成趣的。
董仲舒說：“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之不可不備也”。
將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相對應，就是對人與自然和諧的良好闡釋；進而演化出人與人之間保持和諧的價值理念，就不足為奇。
“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念發展起來後，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就成為了順應天勢，值得倡導的價值觀；在這樣的觀念下，將法律實施在社會治理過程中，自然要體現和諧的要求，那麼“非訟”的意識就會應運而生。
同時，在經濟不是太發達，信息交流不是十分快速的古代，訴訟糾紛是民眾討論和關注的重點，甚至有的人會認為法律訴訟是一種專斷、極端的解決問題方式，不符合和諧的要求。
於是“以和為貴”便成為大多數人為人處世的信條，萬事以和為貴，當人與人之間出現了權利義務糾紛時，就會首先“和平”的解決原則。
假如，用訴訟的方式解決問題，就不得不面對輿論的譴責和別人的談論；這樣“和諧”就成為了古代仁人君子的傳統美德，為傳統法律文化中“非訟”意識的潛藏和發展提供了生存基礎。
03
“非訟”意識的營養汲取於封建傳統家族主義
封建社會的結構模式中，‘“天下之本在家”，家是社會政治制度的核心；體現在實踐中便是家長制，家族主義，這樣就形成了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宗法制度。
民眾心目中，只有“家”的和睦親善，才能導致“國”的安定昇平。面交通與交流的不便，更多的糾紛和矛盾產生於宗族之中，而宗法制度處理問題的核心決定了封閉性與情理性，通常不會給外界社會造成更大的影響；簡單來說，就是能在內部處理的事情，就不用到官府去尋求救濟。
這樣看來，訴訟的必要性就會減少，“非訟”的意識便得以生根，法律調整是不是就會顯得多餘，而且有悖於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
通過訴訟來解決，意味著要動用法律的手段，而法律本身的強制性勢必會破壞溫情脈脈的家族親情，違反家族制度所賴以維繫的“親親”“尊尊”原則。
因而，各宗族內就產生了“族規、家法”等具有封建色彩的調和宗族內部矛盾的手段，而且古代的親親相隱原則也要求，親屬之間互尊互保，如果公然鬧出去必然違背法律和道德的價值傾向，這樣就為“非訟”提供了營養成分。
04
“非訟”意識對現代法治的影響
表面來看“非訟”意思會對現代法治的發展造成衝擊，會弱化人們尋求法律救助的意識；其實事實並非如此。
其實“非訟”不僅為古代社會所褒揚，在現代法治中，解決糾紛的程序中設置了和解、調解，還有法院居中主持的調解，都是從法律到道德在對“非訟”進行一種引導，追求最好的“息事寧人”的糾紛解決方式，這不僅符合法治追求的精神，更是對傳統美德的弘揚。
"非訟”意識可以人們在面臨糾紛時，更傾向於先通過自力的方式尋求解決，同時還可藉助外力進行調解，可以有效減少處理糾紛的難度和時間，體現了“德法共治、自由正義、和諧友好”的法理兼具情理的精神價值。
德法共治，法律充分人作為個體的內心價值需求，提供了敞開的解決空間，可以先行用“非訟”的方式來試圖解決問題，假如無法成功，還為其提供法律兜底保護的手段，這是道德與法律共同治理的良好體現，同時也是德法共治追求的目標，更加符合人性自主和治理方式的豐富，對構建和諧互助的社會治理氛圍有積極作用。
自由正義，“非訟”的引導更多是自由層面的，並沒有強制必須用非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同時又為需要訴訟解決方式提供了健全的程序和手段，這樣民眾可以充分的實現自由的選擇，有利於在糾紛解決過程中體現正義。
和諧友好，“非訟”對構建和諧貢獻著自己的力量，本身也是和諧的價值追求，如果能通過非訴訟的方式解決問題，團結、友好、互助、謙讓的和諧氛圍便得以構建和完善；所以說，“非訟”作為一種思想意識，發揮著應有的價值。
結語
雖然，人們之間的爭端總在產生，有許多糾紛的解決依賴於訴訟的居中裁判；但是提倡“非訟”有利於在一定範圍內提前解決不必要的訴訟糾紛，“非訟”仍然有其生存的空間和價值訴求。
同時，傳統的儒家思想道德仍然是構建和諧的核心價值追求，如果民眾能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非訟”的形式來解決問題，就體現了現實道德中和諧觀與中庸觀的傳承作用。
在法律層面上，“非訟”可以體現出事前預防、協商和解、法律風險控制和化解的作用；在道德層面，“非訟”可以體現出友好互助、自由誠信等積極作用；所以仍值得我們提倡和發展。
所以“非訟”意識才得以植根在傳統文化之下，成為人們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積極的和諧追求！
《論語》
《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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