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世紀，豐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鮮，試圖進而侵略中國。在經過初步猶豫後，明神宗決定派兵保護朝鮮。那場戰役起於1592年，結束於1598年，最終中朝聯軍成功擊退日軍，將日軍從朝鮮半島趕走。但明朝或者說是因為科舉出身的中國士大夫對何謂勝利並沒有深刻的認知，以為把日軍打跑就大功告成，所以既沒有迫使日本簽下任何和議，也沒有迫使日本接受中國主導的東亞國際秩序，只是放手讓朝鮮與日本去談。
這種虎頭蛇尾的德性，這種文人政府的顢頇，不久即被日本看破，造成後來日本的再度擴張。1609年，德川幕府准許薩摩藩出兵侵略中國排名第二的朝貢國，即琉球王國。琉球跟中國哭喊求救沒用，不到兩個月薩摩藩便輕鬆取下整個琉球王國，琉球自此成為中日兩屬之國，日本勢力延伸到東海，為後來日本在19世紀吞併琉球打下底子，也為後來的臺灣問題與釣魚島問題埋下伏筆。
當時中國能把這件事看得清楚的人極少，只有松江人徐光啟（1562—1633）把這件事看得透徹無比。徐光啟對日本與彼時東亞國際政治的認識，比起今天有後見之明優勢的學界認知，也絲毫不讓（徐光啟對東亞地理政治的分析與現在進攻性現實主義大師約翰·米爾斯海默在今年2月美國《國家利益》雜誌中題為《跟臺灣說再見》的文章裡，對東亞的地理政治，特別是關於臺灣戰略價值的討論並無兩樣，只是徐光啟談的是“日本問題”，而米爾斯海默關注的是“中國威脅”）。
徐光啟在《海防迂說》裡首先指出，日本染指琉球乃因“朝鮮既不可得，則轉而之琉球”，他也準確判斷日本的用意主要在求通市。日本有兩個預測：一是中國必救琉球，“救之則還其故封”，再跟中國要人情，討通市；不救的話，中國也會“遣使責問”，日本到時再讓琉球復國，一樣可以跟中國討人情，要通商。結果日本怎麼猜都猜不著，明朝來了個不理不睬。
徐光啟譴責說：“殆哉！此舉不惟貽笑外夷亦孔之多。即我皇上拯救朝鮮，捐千萬之費與數十萬之眾，恢復數千裡之國而唾手予之，此記傳所絕無者，自坐視琉球之後，此德亦晦而不光矣。”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完蛋了，不只讓外夷嘲笑，也漏洞百出，中國花了一堆錢，死了不少人保衛朝鮮，卻二話不說交還朝鮮，是歷史上未曾有之事（這句話兼有諷刺與讚美之意），但讓日本人征服琉球而無所作為，就是前功盡棄。
他接著解釋，不保琉球的嚴重性還不止於此。日本在琉球得志以後，對雞籠、淡水必有企圖，若取得雞籠、淡水，澎湖也就危險了。在此情形下，中國整個東南省份門庭以外的海洋皆是日本勢力。《海防迂說》正面主張准許日本貢市，說准許日本通貢的好處很多，並以四句話總結通貢的優點：“惟市而後可以靖倭，惟市而後可以知倭，惟市而後可以制倭，惟市而後可以謀倭。”最後一句“謀倭”之後，徐光啟大膽提出一個假想，就是應該徹底解決日本問題，使日本“常為外藩”。他會有徵服日本的想法，源自他深知日本與中國當時雖看似相安無事，但日方實有對外擴張的野心。
徐光啟在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寫成此篇時，已清楚地認識到由於中國沒有守住琉球，結果在朝鮮半島擊敗日本的剩餘震懾效果將完全泡湯，也從此為東亞的國際秩序埋下了日本這個巨大的動盪不安因素。中日兩國的緊張關係沒有化解，只是暫時冰凍起來而已。
他分析日本對外擴張乃其國內政治及所處的東亞國際形勢（中國在朝鮮保衛戰後，沒有把中國的意志成功地加於日本）的必然傾向，中日暫時相安主要還是德川幕府不願生事，硬把日本國內一些向外擴張的聲音壓下，但日本對朝鮮侵略戰後的東亞國際秩序不滿，試圖改變現狀的想法一直未曾停止。
這就解釋了何以德川幕府1867年倒臺後，1870年日本馬上出現了“徵韓論”。1873年“徵韓論”作罷之後，1874年馬上假借1871年排灣族殺害漂流到臺灣南部的琉球人（請注意不是日本人）而出兵臺灣。徐光啟所指的日本對外擴張的傾向，在“牡丹社事件”後，由於清廷在琉球地位上的含糊妥協，於是變本加厲，一發不可收拾。日本先於1879年併吞琉球王國，到了1895年便吃下臺灣，並佔領了朝鮮。徐光啟的噩夢在300年後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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