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實驗室的王秀一臉疲憊，為防止壓傷，面頰上貼滿了敷貼。
操作人員檢查防護裝備，準備進入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緝兇”。
操作人員在實驗室“緝兇”。
實驗中用到的PCR反應8聯管，以及內徑比頭髮絲還細、容量僅為10微升的槍頭（紅圈標識）。
“緝兇六人組”
他們從未見過患者，卻比醫生還先知道每個人的病情；他們從未穿過警服，卻每天都在搜尋、緝捕在人體內作祟、禍害的病毒……他們就是德陽新冠肺炎治療定點醫院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王秀、何紹平、談豔芳、文強、肖華亮和姜亞運，他們也被同事們稱為“緝兇六人組”。
誰帶有新冠病毒他們最早發現
與充滿消毒水味道和忙碌的隔離病區相比，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要明亮、安靜許多。然而，這裡卻是抗擊新冠肺炎戰“疫”的一道最前沿的陣地，每一個疑似病例體內是否帶有新冠病毒、每一個確診患者體內的新冠病毒是否轉陰……都是在這裡被“六人組”追捕顯形後確定的。
王秀是“六人組”中的大姐，剛走出實驗室的她一臉疲憊，為減低護目鏡、面屏等防護裝備的壓傷，她面頰上貼滿了大大小小的敷貼。從拿到樣本開始，到最終找出新冠病毒，他們需要身著全套防護裝備，在密不透風的負壓實驗室裡連續操作五六個小時。
“這個過程中我們只能待在實驗室的狹小空間裡。”王秀說，他們三個人一組，兩個人在實驗室汙染區進行操作，一個人在半汙染區負責樣本接收、試劑配製等工作，相互間不能隨意走動，更別說喝水吃東西上廁所了。
“穿戴上防護設備後本來就感覺很憋氣，再加上實驗室裡是負壓，動作稍微大一點就會感到呼吸困難。”王秀說，每一次完成工作走出實驗室，都有一種“重生”的感覺。
過程很兇險：精細到“微”量級的操作
送到實驗室的痰或者大便等樣本都是粘稠狀，而且帶著各種各樣的細菌和病毒，王秀和同事們首先要做的，便是在攝氏五十六度的溫度下，對樣本進行45分鐘的滅活操作。接下來，滅活後的粘稠狀樣本被加入相應的試劑，經操作人員循環反覆地搖晃、混勻，最終成為流淌的液態。
除了給人體感官造成的不適感，每一個樣本都來自不確定的個人，每一個樣本中都帶有大量未知的細菌、病毒。何紹平說，對實驗室裡的操作人員來說，這是最危險的一個環節。
液態化的標本被置入PCR反應8聯管中，操作人員利用一支內徑比頭髮絲還細、容量僅為10微升的槍頭，在短時間內通過手工操作，為一批96個樣本分別各加進5微升的試劑。
“這個步驟非常關鍵，試劑添加的量是否準確、添加的時間是否在規定範圍內，都會對實驗結果產生質的影響。”何紹平說，即使在平常狀態下這種操作都是很“考手藝”的，何況是在穿著防護服後行動、視線都受限的情況下。
策略有講究：把“羊”養肥了再“宰”
加入試劑後的樣本隨即被放進設備中進行“培養”處理，談豔芳和同事們把這個過程形象地稱為“把羊養肥了再宰”。
“單個病毒都是微量級的，即使在高倍顯微鏡下都很難被發現，更別說對它進行甄別了。”談豔芳介紹說，因此他們會給樣本“營造”一個適宜“繁衍”的液態環境和溫度環境，讓“得意洋洋”的病毒以倍增的方式快速“繁衍”，“從單個到多個，最後形成一個‘團隊’，‘隊伍’一旦‘大’了，也就藏不住了”。
經過近兩個小時的擴增，被養肥了的“羊”擺在操作人員面前。“經過擴增的樣本里有沒有新冠病毒呢？操作人員在樣本中加入僅針對新冠病毒有用的著色試劑，樣本中的新冠病毒立即便顯露“身形”，狡猾的“頑兇”最終徹底暴露在“緝兇者”眼前。
目前，這個“緝兇六人組”不僅承擔著醫院確診患者的治療效果追蹤，還承擔著醫院疑似病例、發熱病例和住院患者的篩查，以及針對社會特殊群體、崗位人員的篩查。這種篩查工作是沒有任何時間規律和作息安排的，不管是吃飯時間還是半夜三更，只要樣本送到馬上就得進行。
“最初一段時間，樣本中發現的新冠病毒越多我們越高興，這意味著禍害、作祟的‘兇手’悉數‘落網’。”自實驗室正式運行以來，“緝兇六人組”每天都要處理上百人的各種核酸樣本，“現在每一個樣本核酸轉陰的結論都讓我們振奮，因為它意味著我們向戰‘疫’的最終勝利又邁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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