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八股文，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出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落下十個部分組成。破題，開首用二句設破題意。承題，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題的意義加以說明。起講，用數句或十數作為議論的開始，只寫題大意，宜虛不宜實。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為起講後入手之處。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中心。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須有兩股排比對偶的語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全篇總字數， 順治時定為550字，康熙時增為650字，最後改作700字。八股文的試題出自四書，應試者必須按四書五經的代聖賢立言，依格式填寫，因而具很大的侷限性，弊病尤大。然而明清取士，卻以科舉為重，而科舉又以八股文為主，於是教育重心當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與如何做八股文上了，嚴重束縛了學子的思想與才華。
八股取士 明清朝選拔官吏沿用科舉制度。科舉考試只許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命題，文體嚴格限於八股文，應考者不能發揮個人見解。明朝統治者用“八股取士”來禁錮知識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很多成為皇帝的忠順奴僕。 明朝的科舉考試分三級進行。省級考試叫鄉試，及格者稱為舉人；舉人到京參加會試，合格者稱為貢士；貢士再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考中者稱為進士。進士的前三名分別稱為狀元、榜眼和探花。中舉的知識分子，都能享受一些特權，可以免除差役和稅糧，進士都有官做。但是，這些人很多是沒有真才實學的。
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於唐朝的“帖括”。所謂“帖括”，就是概括地默寫某一種經書的註解。唐代雖以詩、賦取士，但並未完全廢除讀“經”。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經義”試士，學子任治一經，考試時發揮“經義”為文字，這不同於唐代專重記憶註疏原文，考試概括來書寫答案的“帖經”，而是發揮對經文意義的理解來寫文，因而名為“經義”。
元代考試，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出題範圍，限制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書中。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雛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詔定科舉法，應試文仿宋“經義”。成化年間，經多名大臣提倡，逐漸形成比較嚴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此形成了。顧炎武《日知錄》中說道：“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如《樂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如《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若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是為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人相傳謂之八股。長題則不拘此，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
2014年9月，新學期伊始，浙江省杭州市高級中學高二學生翻看自己的語文教材時發現，這篇名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八股文，將是他們要學習的內容。長久以來被稱為“封建殘餘”的八股文，出現在了高中課本當中。
此次杭州高級中學選編的語文教材中，包含的八股文分別是明朝初期王鏊的殿試之作《民既富於下，君自富於上》，著名心學大師王陽明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還有一篇則來自與“科舉”聯繫緊密、多次擔任科舉監考官的曾國藩的《與諸弟書》。
該舉動一見諸網絡，被若干網民指之為“逆潮流而行”，有網友質疑表示既然歷史教科書稱其為“封建制度的產物”，面對質疑，主持新教材選編的杭州高級中學語文組教研室組長周偉稱，當前中國的孩子在寫作上想法好，但寫出來的文章卻沒有“體制”，常會出現把新聞報道寫成散文，散文寫成議論文等情況，學習八股文則“可以讓學生的文章有‘體’”。周偉稱，八股文可以反映思維的過程，其中的由淺入深、起承轉合都值得學習。
而推薦王鏊和王陽明兩篇八股文的教育研究者高利認為，八股文的價值不可否定：“明清兩個朝代600年的八股文，是有合理成分的。知識只是載體，希望學生能夠開闊視野，瞭解中國的傳統文學。”另外記者獲悉，杭州高級中學的校址正是浙江省貢院的舊址，即古代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的地方，這也是杭高將八股文選入教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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