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之際,佛教由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此後逐步興盛,引起了漢地僧侶西行求法的熱潮。自三國朱士行以降,歷代遠赴西域、天竺等國“取經”者不乏其人,而這其中又以法顯、玄奘、義淨等高僧最為著名。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我國曆史上,其實還有一位來自於朝鮮半島的求法沙門,其西行路途之遙遠、閱歷之複雜,已經大大超過了上述諸中原名僧;而他因旅途見聞寫成的《往五天竺國傳》,又在20世紀初的敦煌上演了一幕千年佚書失而復得的傳奇。這個人,就是唐代密宗“開元三大士”之一不空和尚的弟子——新羅旅唐僧人慧超。
慧超其人其書
有唐一代,漢傳佛教成為整個東亞世界的宗教主流,新羅僧侶多以入唐求法為時尚。慧超雖因遠赴天竺巡禮而知名,但文獻中有關其生平的記載卻相當稀少,只能依靠零星的史料,大致推斷出他的履歷:
最晚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慧超(一作“惠超”)由新羅入唐,不久即經海路前往印度,先後朝拜東、中、南、西、北五天竺(在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帶)的佛教聖蹟,又向西到達波斯(薩珊王朝舊地)、大食(阿拉伯帝國),後轉回東方,取道中亞返唐,於開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抵達安西都護府的治所龜茲(今新疆庫車)。回到長安後,慧超在金剛智、不空等印度密宗大師的門下受業,長年從事譯經工作,最終於五臺山圓寂。
慧超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記錄他由唐至印度往返旅程的《往五天竺國傳》。求法僧的行記著作,歷來是研究中西交通的寶貴史料,但該書流傳不廣,大概在五代以後就已亡佚。直至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見天日,法國人伯希和在幾萬件古代經卷中發現了一份首尾俱殘、未著題名的楮紙寫本。
他根據唐代僧人慧琳所編《一切經音義》收錄的85個詞條引注,對照殘卷所記的印度及西域各國的疆域、宗教、物產、民風等內容,確認這正是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散佚千年的典籍失而復現,新羅僧人眼中的西方世界,終於清晰地進入了現代人的視野。
西天佛樹
古代印度幾乎沒有文字資料可稽,常被稱為只有神話傳說的“秘密國度”。慧超這次赴竺求法,因此對當時印度社會以及各地佛教的發展情況,都有著詳細的記錄。這些可信度較高的文字,正好與玄奘、義淨、悟空等人的行記著作前後接續,為考證印度古史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慧超由海道登陸,在五天竺一路探訪摩訶菩提寺、四大靈塔等佛教聖蹟,情緒激動,皆表現在行記中的幾首五言漢詩當中。但我們從他的文字中也不難看出,許多昔日繁盛的寺、塔,如今皆已廢棄無僧,可見佛教在印度已經呈現出衰落的趨勢。此外,慧超在北天竺國那揭羅馱娜寺巡禮之時,還曾聽說一位求法漢僧在歸國前夕病亡的事蹟,因而創作了一首“悼”詩以表哀痛。聯想到高僧義淨有關西行求法“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的數字,可知當時長途旅居之艱險。
慧超在五天竺國停留的時間最長,因此對古印度社會情況的記載也遠較其他地方詳盡。書中特意寫到,中天竺及北天竺的人口極眾,而貧富差距異常懸殊。寺廟以及達官貴人的居所,皆是磚木結構的“三重作樓”,第一層是倉庫,上兩層住人,而多數的窮苦百姓卻只有一間矮小的茅屋,以蔽風日——高樓大廈與大片密集的貧民窟形成鮮明對比,可知“十億牲口一億人”的印度古今皆然。
在古代的南亞和東南亞,大象是各國軍隊的戰力中堅,象的數量即代表國家實力。而據慧超記載,當時的中天竺國“王有九百頭象,餘大首領各有二三百頭”,軍力最為強勁,因而經常在列國間的戰爭中獲勝,諸戰敗國“自知象少兵少”,只得求和賠款,避免交戰。只是對比《大唐西域記》可知,這一時期的印度諸侯混戰,已然各自削弱,中天竺國雖然力冠群雄,但與近百年前戒日王統一時的“象軍六萬,馬軍十萬”相比,仍是差得太多。
《往五天竺國傳》雖然保存了大量史料,但作者畢竟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無論是基於宗教感情,還是囿於時代認知,慧超筆下的西天佛國,似乎總是自帶一層神聖的美顏濾鏡,摻雜了許多言過其實的理想化描述。書中不止一次提到,天竺各國的政令簡易,刑律寬鬆,民間不蓄奴、不販賣人口,社會各階層皆不事遊獵,甚至連攔路搶劫的盜賊都是隻取財物而不傷人性命,顯得極有良心。只可惜,現代學者已經利用考古、歷史等各方面的資料揭露了這些記載的虛妄不實,而究其原因,無非是慧超這個“精神印度人”美化了自己的“故鄉”,塑造出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夢中淨土。
異域風土
虔誠的信仰以及旺盛的求知慾,這是歷代求法僧共有的精神特質。慧超為尋“真法”而踏上旅程,自然也帶上了一雙獵奇的眼睛,記錄下了許多古代西域特有的奇趣風土。
據行記所載,在今塔吉克斯坦帕米爾山區的西部,歷史上曾有“九個識匿國”,其地氣候極寒,不生五穀,居民散佈於雪山之間,時常有組織地劫掠過往商旅。但令人不解的是,該國人即便劫取了絲絹(古絲綢之路正是以絲織品貿易而聞名),也只是堆積在庫房當中,任其腐壞,卻不會拿來做衣服。地理環境與生產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世情民俗的差異,高原山民這種怪異的“消費觀”,只會讓來自農耕社會的慧超感到荒唐。
阿拉伯帝國(中國史籍稱為“大食”)的崛起,是世界中世紀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恰是歷史上最早記錄阿拉伯風俗的漢文文獻之一。傳文載大食“王及百姓衣服,一種無別”,“吃(吃)食無問貴賤,共同一盆而食”,體現了遊牧民族早期的質樸平等之風,只能是“四大哈里發”時期以及白衣大食(倭馬亞王朝)建立之初的社會圖景。至於行記中所謂大食“國人愛煞(殺)事天,不識仏(佛)法;國法無有跪拜法也”,則體現了漢文化圈對伊斯蘭教法的早期認知。又據《舊唐書·大食傳》,阿拉伯人這種只拜天神,不跪人王的作風,還曾在兩國之間引起過嚴重的外交爭端。
慧超雖是六根清淨的出家人,但他行記裡最為吸引眼球的,反而是對西域各族婚俗的描述。書中提及在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周邊的吐火羅、罽賓等國,“兄弟十人、五人、三人、兩人,共娶一妻,不許各娶一婦,恐破家計”。這種兄弟共妻的異常婚俗,在我國解放前的藏區,以及如今印度、尼泊爾等地的山地民族中仍多有遺存。除此之外,慧超還特意書寫了波斯、粟特等族“納母及姉妹為妻”的亂倫婚俗。歷史上,信仰拜火教(祆教、瑣羅亞斯德教)的族群認為內婚制度可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和高貴,因而極力主張近親結合。我國境內出土的諸多唐代波斯、粟特移民墓誌,也都反覆印證了這一點。可見“兄控”“妹控”之風古已有之,小說《冰與火之歌》中坦格利安家族的近親通婚傳統,也並不是完全出於虛構。
中亞劇變
公元八世紀上半葉,正是西域局勢最為動盪不定的時期。唐王朝、突厥、大食、吐蕃等幾大勢力在此激烈角逐,直接改寫了亞洲腹地的文明版圖。慧超於此時親歷其境,不僅感受到了幾大強權在這一地區的政治分野,還見證了沿途各國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發生的劇變。
公元七世紀中期,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迅速向外擴張,僅用不到20年的時間,就吞滅了整個薩珊波斯以及半個拜占庭,為日後橫跨亞、非、歐三洲的大帝國奠定了基礎。慧超曾經深入大食領地,也在書中追述了這段“開國曆史”。他說阿拉伯人本是波斯治下的“放駝戶”,爾後反叛自立,殺死了波斯王,進而征服其國。雖只短短几句話,卻把新老霸主交替的歷史進程寫出了恩仇報復的江湖味道,頗具民間敘事的生動異趣。
隋唐史書中的“拂菻”(亦作拂臨、拂懍等),就是世界史上常說的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其“大拂菻”專指君士坦丁堡一帶,而“小拂菻”則是小亞細亞地區。阿拉伯人在興起之初,就迅速攻佔了它在地中海沿岸的大片屬地,到了倭馬亞王朝時期,更是數次向拜占庭用兵。慧超書中提到大食國王因向小拂臨進軍,所以並不住在本國,指的很可能就是公元716年蘇萊曼組織的第三次大規模圍城。然而,君士坦丁堡坐擁山海之險,城防極堅,阿拉伯人雖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卻始終未能突破那道讓人絕望的高牆。慧超傳載“(大拂臨)此王兵馬強多,不屬餘國,大食數回討擊不得”,說的正是這一段歷史。
慧超西行求法的年代,阿拉伯軍隊仍在向印度中亞擴張。當在他們面前的最大障礙,就是西域的老牌霸主突厥。突厥於六世紀中葉崛起語阿爾泰山,極盛時幾乎將蔥嶺兩側的所有綠洲城邦都收作了藩屬。這些屬國不僅要稱奴納貢,還必須接受突厥汗庭委派的吐屯(分遣各部以監其政事的官員)以及軍隊駐節。由於突厥吐屯多為世襲,所以往往用不了多久,土著國王就會被監控國政的突厥貴族所取代。正如《往五天竺國傳》所載,建馱羅國(即犍陀羅,在今印度河上游一帶)“舊是罽賓王王化,為此突厥王阿耶領一部落兵馬,投彼罽賓王。於後突厥兵盛,便煞(殺)彼罽賓王,自為國主”,就是這一套“鳩佔鵲巢”把戲的標準操作。
此後百餘年裡,隨著突厥部族日益遷入,各國王統相繼變易,突厥人的語言、風俗也開始在中亞大規模的滲透擴散。期間雖然發生了唐滅西突厥這樣的大事,但突厥人在當地的影響力並未因此而消失。而當阿拉伯人有事於中亞,他們最先侵奪的,就是這部分原屬突厥的勢力區域。如慧超傳記載,當時的犍陀羅以及帕米爾高原一帶的罽賓、謝䫻、覽波諸國,仍是“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即突厥”,而原先受突厥控制的吐火羅、骨咄國以及河中地區的安、曹、史、石、米、康等六姓粟特,已“並屬大食所管”,北方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則與大食沿跋賀那國的錫爾河一線夾岸對壘,可見競爭之激烈。
《往五天竺國傳》中也有一些涉及唐王朝與吐蕃、大食鬥爭的情況。例如史書中記載了開元十年(722)前後,小勃律國(今巴控克什米爾北部吉爾吉特河谷)請求唐朝駐軍以抗吐蕃的史實。而行記所舉蔥嶺以東的疏勒(今新疆喀什)、龜茲、于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等地,皆屬唐王朝為控制西域而設的“安西四鎮”。慧超說當地“人依漢法,裹頭著裙”,可知中原衣冠西漸,安西各族已漢化頗深。只可惜,在慧超歸唐二十多年以後,即發生了史上著名的“怛羅斯之戰”,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戰敗,唐軍在蔥嶺以西的優勢盡失。其後又數年,中原爆發“安史之亂”,邊軍奉令內調,安西四鎮雖然堅守良久,但終不免陷於吐蕃,唐人自此無力向西。
作為一名求法僧,慧超對所經之處的宗教狀況最為敏感。根據他的行記,我們大致可以畫出西域各國在當時的宗教分佈:興起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正在迅猛東擴,而大食統治下的波斯和粟特人暫時還在禮拜聖火;進入中亞的突厥人改信了當地流行的佛教,而已經完成中國化的漢傳佛教則正在反向輸出。至於如今全民篤信三寶、廟宇遍佈的雪域藏區,在那個年代還是“國王百姓等惣(總)不識佛法,無有寺舍”。
總體來說,在《往五天竺國傳》殘頁所記的中亞,唐與吐蕃的存在感不如突厥和大食。一方面,經過長時間的融合,中亞原有的東伊朗語族進一步接受了突厥人的語言和風俗,變成了操突厥語的“突厥人”;而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國以及後續諸王朝的統治,又讓當地居民逐步皈依了伊斯蘭教,從而徹底改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意識形態以及生活方式。這兩方面的趨勢匯聚在一起,構成了持續幾個世紀的“突厥化”和“伊斯蘭化”浪潮,直接影響到了亞洲此後千餘年的歷史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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