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鑑定自古有之，如果從梁武帝蕭衍辨別不清王羲之書法的真偽，而令陶弘景鑑定的故事說起，已經有近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了。這以後唐代褚遂良，宋代的米芾、米友仁父子，元代的柯九思，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安歧，直到現在已故的張珩先生等，都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敏銳的眼光。
書畫鑑定有一定的“模糊度”
金：您在鑑定古代字畫的工作中，曾提出過“模糊度”，您是怎樣解釋這三個字的呢?
啟：古代名人書畫有真偽問題，因之就有價值和價錢的問題。我每遇到有人拿舊字畫來找我看的時候，首先提出的問題，不是想知道它的優劣美惡，而常是先問真偽，再問值多少錢。又在一般鑑定工作中，無論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又有許多“世故人情”摻在其間。如果查查私人收藏著錄，無論是歷代哪個大收藏鑑定名家，從孫承澤、高士奇的書以至《石渠寶笈》，其中的漏洞破綻，已然不一而足;即是解放後人民的文物單位所有鑑定記錄中，難道都沒有矛盾、武斷、模糊的問題嗎?這方面的工作，我個人大多參加過，所以有可得而知的。但“求同存異”、“多聞闕疑”，本是科學態度，是一切工作所不可免，並且是應該允許的。只是在今天，一切寶貴文物都是人民公共財富，人民就都應知道所謂鑑定的方法。鑑定工作都有一定的“模糊度”，而這方面的工作者、研究者、學習者、典守者，都宜心中有數，就是說，知道有這個“度”，才是真正向人民負責。
金：鑑定古代字畫的方法歷來是件複雜和帶點神秘色彩的問題，而且各家說法多有不同，您是如何對待的呢?
啟：鑑定方法，在近代確實有很大的進步。因為攝影印刷的進展，提供了鑑定的比較資料;科學攝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使被掩蓋的款識重新顯現，等等。研究者又在鑑定方法上更加細密，比起前代“鑑賞家”那套玄虛的理論、“望氣”的辦法，無疑進了幾大步。但個人的愛好、師友的傳習、地方的風尚、古代某種理論的影響、外國某種的比附，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之任何一位現今的鑑定家，如果要說沒有絲毫的侷限性，是不可能的。如說“我獨無”，這句話恐怕就是不夠科學的。記得清代梁章鉅《制藝叢話》曾記一個考官出題為《蓋有之矣》(見《論語》)，考生作八股破題是：“凡人莫不有蓋。”考官見了大怒，批曰：“我獨無。”往下看起講是：“凡自言無蓋者，其蓋必大。”考官趕緊又將前邊批語塗去。往下再看是：“凡自言有蓋者，其蓋必多。”這是清代科舉考試中的實事，足見“我獨無”三字是不宜隨便說的!
有人會問：怎麼才更科學，或說還有什麼更好的科學方法?我個人覺得首先是辯證法的深入掌握，然後才可以更多的泯除成見，虛心地尊重科學。其次是電腦的發展，必然可以甬道書畫鑑定方法的研究上。例如用筆的壓力、行筆習慣的側重方向、字的行距、畫的構圖以及印章的校對等等，如果通過電腦來比較，自比肉眼和人腦要準確得多。已知的還有用電腦測試種種圖像的技術，更可使模糊的圖像復原近真，這比前些年用紅外線攝影又前進了一大步。再加上材料的湊集排比，可以看出其一家書畫風格的形成過程，從筆力特點印證作者體力的強弱，以及他年壽的長短。
至於紙絹的年代，我相信，將來必會有比“碳十四”測定年限更精密的辦法，測出幾百年中的時間差。人的經驗又可與科學工具相輔相成。不妨說，人的經驗是軟件，或說軟件是據人的經驗制定的，而工具是硬件，若干不同的軟件方案所得的結論，再經比較，那結論一定會更科學。從這個角度說，“肉眼一觀”、“人腦一想”，是否“萬無一失”，自是不言可喻的!
鑑定不只是“真偽”的判斷
金：古代字畫鑑定一般來說不就是判別作品的真偽嗎?您卻說不只是真偽的問題，這是為什麼?
啟：從古流傳下來的書畫，有許多情況，不只是“真”、“偽”兩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偽”二字套到歷代一切書畫作品上，也是與表裡不符合，邏輯不周延的。
譬如我們拿一張張三的照片說是李四，這是誤指、誤認;如說是張三，對了。再問是真張三吧，答說是的。這個“真”字、“是”字，就有問題了。照片是一張紙，真張三是個肉體，紙片怎能算真肉體?那麼不怕廢話，應該說是張三的真影、張三的真相等等才算合理。書畫的“真”、“偽”者，也有若干成因，據此時想到的略舉幾例：
(一)古書法複製品，古代稱為“摹本”。在沒有攝影技術時，一件好書法，由後人用較透明的油紙、蠟紙罩在原跡上勾摹，摹法忠實，連紙上的破損痕跡都一一描出。這是古代的複製法，又稱為“響拓”，並非有意冒充。後世有人得到摹本，稱它為原跡，摹者並不負責的。
(二)古畫的摹本。宋人記載常見有摹拓名畫的事，但它不像書法那樣把破損之處用細線勾出，因而辨認是不容易的。在今天如果遇到兩件相同的宋畫，其中必有一件是摹本，或者兩件都是摹本。即使已知其中一件是摹本，那件也出自宋人之手，也應以宋畫的條件對待它。
(三) 無款的古畫，妄加名款。何以沒有款?原因可能很多，既然不存在了，誰也無法妄加推測。但常見有人追問：“這到底是誰畫的?”這個沒有理由的問題，本不值得一答。古畫卻常因此造成冤案，所謂“好事者”或“有錢無眼”的地主老財們，沒名的畫他便不要，於是謀利的畫商，就給畫上亂加名款。及至加了名款後，別人看見款字和畫法不相應，便“鑑定”它是一件假畫。這種張冠李戴的畫，如把一個“假”字簡單地派到它頭上，是不合邏輯的。
(四) 拼配。真畫、真字配假跋，或假畫、假字配真跋。有注重書畫本身的人，商人即把真假跋的賣給他;有注重題跋的人，商人即把偽本真跋的賣給他。還有挖掉小名頭的本款，改題大名頭的假款，如此等等。從故友張珩先生遺著《怎樣鑑定書畫》一書問世之後，陸續有好幾位朋友撰寫這方面的專著，各列例證，這裡不必詳舉了。
(五) 真接作偽。徹頭徹尾地硬造，就更不必說了。
(六)代筆。這是最麻煩的問題，這種作品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寫字找人代筆，有的是完全不管代筆人風格是否相似，只有那個人的姓名就夠了。最可笑的是舊時代官僚死了，門前樹立“銘旌”，中間是死者的官銜和姓名，旁邊寫另一個大官僚的官銜和姓名，下寫“頓首拜題”，看那字跡，則是扁而齊的木刻字體，這是那個大官僚不會寫的，就是他的代筆人什麼方案秘書之類的人，也不會寫，只有刻字工作專才才能寫它。這可算代筆的第一類。還有代筆人專門學習那位官僚或名家的風格，寫出來，旁人是不易辨認的;且印章真確，作品實出那官僚或名家之家，甚至還有當時得者的題跋。這可算代筆的第二類，在鑑定結論上，已難處理。
至於畫的代筆，比字的代筆更復雜。一件作品從頭至尾都出自代筆人，也還罷了;竟有本人畫一部分，別人補一部分的。我曾見董其昌畫的半成品，而未經補全的幾開冊頁，各開都是半成品，我還曾看到過溥心畲先生在紙絹上畫數目枝幹、房屋間架、山石輪廓後即加款蓋印的半成品，不待別人給補全就被人拿去了。可見(至少這兩家)名人畫跡中有兩層的混合物。還有原紙黴爛了多處，重裱補紙之後，裱工“全補”(裱工專門術語，即是用顏色染上殘缺部分的紙地，使之一色，再仿著畫者的筆墨，補足畫上缺損的部分)。補缺處時，有時也牽連改動未損部分，以使筆法統一。這實際也是一種重疊的混合物。這可算代筆的第三類，在鑑定結論上更難處理。即以前邊所舉幾例來看，“真偽”二字很難概括書畫的一切問題，還有鑑定者的見聞、學問，各有不同，某甲熟悉某家某派，某乙就可能熟悉另一家一派。
還有人隨著年齡的不同、經歷的變化，眼光也會有所差異。例如，惲南田記王煙客早年見到黃子久秋山圖以為“駭心動目”，乃至晚年再見，便覺索然無味，但那件畫是真一峰也。如果煙客早年作鑑定記錄，一定把它列入特級品;晚年作記錄，恐要列入參考品了吧!我二十多歲時在秦仲文先生家看見一幅黃古原絹本設色山水，覺得是精彩絕倫，回家去心摹手追，真有望塵莫及之嘆。後在四十餘歲時又在秦先生家談到這幅畫，秦先生說：“你現在看就不同了。”及至展觀，我的失望神情又使秦先生不覺大笑。這和秋山圖的事正是同一道理，屬於年齡和眼力同步提高的例子。
另有一位老前輩，從前在鑑定家中間公推為泰山北斗，晚年收一幅清代人的畫。在元代，有一個和這清人同名的畫家，有人便在這幅清人畫上偽造一段明代人的題，說是元代那個畫家的作品。不但入藏，還把它影印出來。我和王暢安先生曾寫文章提到它是清人所畫而非元人的製作。這位老先生大怒。還有幾位好友，在中年收過許多好書畫，至及漸老，卻把珍品賣去，買了好多偽品。不難理解，只是年衰眼力亦退而已。
我聽到劉盼遂先生談過，王靜安先生對學生所提出研究的結果或考證的問題時，常用不同的三個字為答：一是“弗曉得”，一是“不見得”。王先生的學術水平，比我們這些所謂“鑑定家”們(我也不例外)的鑑定水平(學術種類不同。這裡專指質量水平)，恐怕誰也無法說低吧?我現在幾乎可以說，凡有時肯說或敢說自己有“不清楚”、“沒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偉大鑒定家。
金：您說到這裡，我也想起一個例子。前些時我拿一個手卷，是和劉墉同時的
書法家王芑孫書寫的論書詩卷，字很像劉墉書寫的，我到一位大鑒定家去鑑賞。他展卷即說是劉墉的，還說寫得真好，看到最後的題款才知道是王芑孫的。如果有人將王芑孫的款割去，改成劉墉，那麼這幅書法就成了劉墉書寫的了。
鑑定中有“世故人情”
金：記得您在談及鑑定的文章中有“世故人情”的八種說法，不知指的都是哪些內容?
啟：鑑定工作，本應是“鐵面無私”的，從種種角度“偵破”，按極公正的情理宣判。但他究竟不同自然科學，“一加二是三”，“氫二氧一是水”。即使趙政、項羽出來，也無法推翻。而鑑定工作，則常常有許許多多社會阻力，使得結論不正確，不公平。不正不公的，固然有時限於鑑者的認識，這裡所指的是“屈心”做出的一些結論。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條：一皇威、二挾貴、三挾長、四護短、五尊賢、六遠害、七忘形、八容眾。前七項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後一種是工作者應自我警惕保持的態度。
(一)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東西，誰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樣的黃子久《富春山居圖》，作了許多詩，題了若干次。後來得到真本，不好轉還了，便命梁詩正在真本上題說它是偽本。這種瞪著眼睛說謊話的事，在歷代最高權利的集中著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偽是非問題上，卻是冤案。
康熙時，陳邦彥學董其昌的字最逼真，康熙也最喜愛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員進呈的許多董字拿出命陳邦彥看，問他這裡邊有哪些件是他仿寫的，陳邦彥看了之後說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見《庸間齋筆記》)。自己臨寫過的乃至自己造的偽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無疑，如果指出，那進呈人的禮品價值就會降低，陳和他也會結了冤家。說自己也看不出，又顯得自己書法亂真。這個答案，一舉兩得，但這能算公平正確的嗎?
(二)挾貴。貴人有權有勢有錢，誰也不便甚至不敢說掃興的話，這種常情，不待詳說。最有趣的一次，是筆者從前在一個官僚家中看畫，他首先掛出一條既偽且劣的龔賢名款的畫，他說：“這一幅你們隨便說假，我不心疼，因為我買的最便宜(價最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邊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說是真品了。
(三)挾長。前邊談到的那位前輩，誤信偽題，把清人畫認為元人畫。王暢安先生何我惹他生氣，他把我們叫去訓斥，然後說：“你們還淘氣不淘氣了?”這是管教小孩的用語，也足見這位老先生和我們的關係。我們回答：“不淘氣了。”老人一笑，這畫也就是元人的了。
(四)護短。一件書畫，一人看為假，旁人說它真，這不要緊，至少表現說假者眼光高、要求嚴。如一人說真，旁人說假，則顯得說真者眼裡弱、水平低，常至大吵一番。如屬真理所在的大問題，或有真憑實據的寶貝，即爭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則誰又願惹閒氣呢?
(五)尊賢。有一件舊仿褚遂良體寫的大字《陰符經》，有一位我們尊敬的老前輩從書法藝術上特別喜愛它。有人指出書藝雖高但未必果然出於褚手。老先生反問：“你說是誰寫的呢?誰能寫到這個樣子呢?”這個問題答不出，這件的書寫權便判歸了褚遂良。
(六)遠害。舊社會常有富貴人買古書畫，但不知真偽，商人藉此賣給他假物，假物賣真價當然可以賺大錢。買者請人鑑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給他鑑定的人，把假說真，這是騙局一類，可以不談。難在公正的鑑定家，如果指出是偽物，買者退貨，常常引鑑者的判斷為證，這便與那個商人結了仇。曾有流氓掮客，聲稱找鑑者尋釁，所以多數鑑定者省得麻煩，便敷衍了事。從商人方面講，舊社會的商人如買了假貨，會遭到經理的責備甚至解僱;一般通情達理的顧客，也不隨便閒評商店中的藏品。這種情況相通於文物單位，如果某個單位掌眼的是個集體，評論起來，顧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數鑑家，極易傷及威信和尊嚴，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筆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畫，見到一件掛品，一時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還和別人強辯一番。有人便寫給我一首打油詩說：“獨立揚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見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凜然自省，向人道歉，認識到應該如何尊重群眾!
(八)容眾。一次外地收到一冊宋人書札，拿到北京故宮囑為鑑定。唐蘭先生、徐邦達先生、劉九庵先生，還有幾位年輕同志看了，意見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極為和諧。為了集思廣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備考意見，他們幾位以為理由可取，就定為真跡，請外地單位收購。最後唐先生說：“你這一言，定則定矣。”不由得觸到我那次目無群眾的舊事，急忙加以說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見，並非是我“一言堂”。我說：“先生漏了一句，定則定矣之上還有我輩數人呢。”這兩句原是陸法言《切韻序》中的話，唐先生是極熟悉的，於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釋重負。顏魯公說：“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這話何等沉痛，我輩可不戒哉!
金：記得有朋友曾與我談判，明代大畫家沈周有臨摹元代黃公望的長卷。進來一位收藏家拿出了這樣的一個卷子。請了著名的鑑定家題字，又請到幾位鑑定專家開會論證，造成聲勢，以說明此卷是沈周親仿之佳作。
啟：我曾見過這個手卷，我看這個卷子上的許多地方都不舒服。這幅畫如果是某位大款喜歡，花錢買回去收藏、欣賞，自不必多說了。如果是國家博物館出資入藏，這就需要慎重對待了。這雖然沒有了“挾貴”之嫌，但也不能護短，更不能敷衍了事，但“遠害”卻是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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