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人類對於失去權力的恐懼要遠超死亡。
1643年，在潼關與李自成交戰的孫傳庭戰死，而不久前明軍在對後金到底松錦之戰中遭遇慘敗，大明王朝已經岌岌可危。
顯然，大明已經斷然沒有力量同時打贏東西兩邊的戰爭，對東北的滿清，尚可以憑藉山海關之險勉強抵擋，但對於李自成，大明幾乎可以說毫無方法。 面對風頭正盛的李自成，崇禎皇帝看似只有兩個選擇——南遷，或是和談。
但其實，崇禎皇帝還有一條路可走，走這條路是一步險棋，但它應該有效。
這步險棋就是——將權利下放地方，令李自成農民軍活動地區的地方官員，甚至是地方豪強，自行徵集錢糧，招募軍隊，以對抗李自成的農民軍。
這樣做的好處有二：
其一，由於彼此之間的利益的不可調和性，地方豪強與流寇天生天生對立，所以，如果將權利下放，這些地方勢力一定會拼盡全力抵抗李自成。
其二，由於財政權和募兵權被下放，明廷的財政壓力會大幅緩解。
當然，這種做法的副作用同樣明顯，就是可能導致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重演，但在遍地起義軍的明朝末年，難道還怕多一些割據勢力嗎？就算這些地方勢力最終沒能打敗李自成，至少可以抵抗李自成一陣，給明廷贏得一些周旋的時間吧？
歷史沒有如果，崇禎皇帝直到最後也沒有下放權力，甚至當地方勢力自行組織武裝對抗李自成的農民軍時，崇禎皇帝還將這些人定義為“土寇”，是與李自成的“流寇”一樣需要剿滅的勢力。
如果一定要給崇禎這種把友軍變成敵軍的神奇操作找個理由的話，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崇禎心中有著對於地方割據的極度恐懼，而這種恐懼的來源，可能是幾十年前發生在大明西南地區的一場戰役——萬曆三大徵之一的播州之役。
播州楊氏
播州位於四川、貴州、重慶間，其地山川險要，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在交通、信息等方面技術均不發達的前工業文明時代，中央對於這種地方地處遠方邊陲，文化傳統又自成一派的地區難以實現徹底的統治，於是，中央政府往往會採取與地方勢力合作的方式實行間接統治，既地方勢力以接受中央政權爵位的方式表達對於中央政權的合法性的支持，並每年上繳錢物貢品，而中央政權會給地方勢力較大的自治權。而播州楊氏又是地方勢力中的佼佼者。
楊氏對於播州的管理從唐末開始，歷經兩宋，元明，至楊應龍繼承爵位已經29代，如前文所說，由於技術原因，明朝中央政權對於播州的統治並不是否充分，而經營播州數百年的楊氏家族首領楊應龍自然就儼然一個土皇帝。
土皇帝楊應龍葉有著一顆創業之心，他有些不滿足於現狀，於是於萬曆十七年開始逐漸向外擴張，楊應龍要擴張，首先倒黴的一定是其附近的其他地方土司勢力，這些小土司並不是楊應龍的對手，於是聯合起來狀告楊應龍謀反。
明廷自然不能坐視自己統治下的土司們自行攻伐，於是以出兵為威脅給楊應龍以壓力，而面對明廷的壓力，楊應龍軟硬兼施，一方面向朝廷認罪，但另一方面依舊進行著自己的擴張行為。
雙方的第一次直接交鋒發生在萬曆二十一年，明廷令文臣王繼光，武將劉承嗣、郭成兵分三路進剿楊應龍。楊應龍聲東擊西，以投降為幌子，率領重兵突然據關衝殺，官軍死傷大半。
取得勝利的楊應龍決定見好就收，他表示只要朝廷赦免他的罪行，願意像朝廷進獻四萬金，並表示日後不再作亂，明廷接受了楊應龍拋出的橄欖枝，但條件是令其長子楊朝棟代其職、次子楊可棟留渝作人質待獻金繳齊後方可放回，這樣的條件算不上苛刻，楊應龍雖有不滿，但表示接受。明廷與播州楊氏之間的矛盾似乎可以和平化解了。
但天有不測風雲，楊應龍次子楊可棟到達重慶不就就病死獄中，楊應龍認定其子之死與朝廷有關，於是不但不繳納事先約定的獻金，反而更加積極的開啟反叛模式，他一面加固老巢海龍囤的公事，一面派兵襲掠餘慶、大呼、都壩等處，而後，四川、貴州等地均受到楊應龍的襲擾，至萬曆二十五年，楊應龍劫掠襲擾的範圍已經擴大到了湖廣48屯，朝廷因此震怒，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貴州巡撫江東之等率兵3000進剿。楊應龍令其弟楊兆龍、子楊朝棟利用地形優勢在飛練堡迎戰官軍，官軍再次大敗而歸。第二次大敗官軍後，楊應龍信心大漲，他率兵八萬陷案江，縱兵血洗綦江城。
楊應龍作為一個地頭蛇，他利用地理優勢對抗官軍的戰術還算不錯，也正因此，他可以兩次擊敗官軍，他是，戰術的成功難以彌補戰略上的失敗，楊應龍在實力不具備的情況下悍然公開反叛是一種不智的行為，一旦明廷下定決心要解決這件事，楊應龍是無法收拾這個局面的。
大明的困局
隨著1600年，被派往朝鮮抗倭的大軍返回，萬曆皇帝決定，應該一勞永逸的解決播州的問題，萬曆皇帝命令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總督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軍務，徵浙江、福建、雲南、廣東等省將士，以圍剿楊應龍。明軍分兵八路：總兵劉珽出綦江;總兵馬禮英出南川;總兵吳廣出合江;副總兵曹希彬出永寧;總兵童無鎮出烏江;參將朱鶴齡出沙溪;總兵李應祥出興隆衛;總兵陳璘出白泥。每路兵馬3萬，共計20餘萬人。這次出征的將領中有劉綎，吳廣，陳璘等久經沙場的老將，其戰鬥力當然不是前兩次進剿時那種當地政府下轄的軍隊能比。
面對來勢洶洶的官軍，楊應龍派他兒子帶一部兵力固守婁山關，自己帶播州軍主力南下，全殲從烏江北上的童元鎮部，再回軍夾擊劉珽部，但是，這劉珽的戰鬥力實在報表，楊應龍率領的播州軍主力還沒來得及回援，婁山關已經被劉珽攻克，隨著婁山關被攻克，海龍囤的防禦不再那樣固若金湯，再加上明軍火器的明顯優勢，楊應龍的老巢海龍囤數月內被明軍攻克，楊應龍自殺，自此，播州之役以明廷的完全勝利而告終。
但是，作為萬曆三大徵的最後一役，播州之役的結果雖然是明朝勝利，但是，明朝的衰落之象也在此役中暴露無遺。
其一，自然是國庫空虛，錢糧不足，播州之役耗費錢糧200餘萬輛，而明朝的稅制極為單一，這些花掉的錢，只能通過加贈農業稅收回來。而這種連年的加稅總有一天會超出人民的承受範圍而激起民變。
其二，便是中央與地方土司勢力的平衡變得脆弱，明帝國以相互平衡相互制約的手段來維持對於地方統治的方法開始失靈。征討楊應龍之所以花費如此之巨，一定承擔是因為這次征討萬曆皇帝以自己的帝國的軍隊作為主力，而當地其他地方勢力的軍隊，只起到配合作用，既然以自己的部隊做主力，那麼軍費就得自己出。
至此，大明的矛盾和困局已經十分明顯，我們可以概括為：對絕對控制權的無限渴望與有限的財力，軍力之間的矛盾。
既然大明尋求實際意義上的完全控制，那麼他就必須以足夠的軍力，財力去維持這種控制，但是，由於天災，人禍，大明的國庫早就捉衿見肘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播州之役達到了“改土歸流”的目的（既由地方勢力管理變為中央直接管理）改土歸流固然能夠加強中央的控制力度，但是在大明的國力不足的情況下，這次改土歸流到底是福是禍，實在難說。
人們經常說崇禎接下來一個爛攤子，而這爛攤子最大的矛盾就在於：當時，崇禎皇帝所掌握的政權已經沒有能力再去維持他如此之大的權力和控制力，但是從祖宗遺訓到滿朝臣工，所有人都在告訴崇禎皇帝，權力不能放，一點都不能放。
換個角度看看“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是朱棣對於後世子孫的祖訓，這句話很燃，很剛，但是，他也暗含了一句潛臺詞：當面對危機時，要麼贏，要麼亡，沒有中間路線可以走。
由於當初就定下的國策，崇禎皇帝既不能南遷，也不能講和，而由於當時的中央的大權已經鬆動，崇禎皇帝也不敢在將這些權利下放給地方，楊應龍的故事剛剛過去幾十年，崇禎心中仍然保持著對於地方勢力做大的恐懼，他害怕放出的權力如同放出去的野獸般野蠻生長，他害怕如果放權下去，即使大敗了李自成，又崛起一個張自成、王自成，所以即使大明帝國的北方已經亂作一團，他仍舊不想放權，他仍然必須以他拙劣的政治能力苦苦支撐，直到整個系統土崩瓦解。
有時候，世界會以另外一種方式展示它的公平，想要絕對的權力，必須承擔絕對的義務。
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將相權囊括到皇權之中，那麼，宰相的義務也必須由皇帝承擔，過去政府工作做不好可以換宰相，但如今可不行了，皇帝必須扛下所有責任和義務，在這種政治設定下，像朱元璋，朱棣這樣的雄才大略之君王地區可以大展拳腳，但是，對於崇禎這種政治能力不足的皇帝來說，
這簡直就是個噩夢。
明清兩朝，是皇權之巔峰，但是希望控制一切的人，必須為一切負責，一旦失責，所遭受的懲罰也必定是空前的，正因為如此，掌握一切權力的大明皇帝，他們必須守國門，他們必須死社稷。一旦他們親手建立的權力大廈崩塌，他們必須獻出自己的腦袋。
至於為何集權程度比明朝更甚的清朝皇帝得以善終，這得感謝太平天國了，若不是太平天國逼的清廷放權給地方漢人重臣，愛新覺羅皇室的命運不會比崇禎皇帝好到哪去，東南互保雖然讓清廷名聲掃地，但好歹皇位還是你的，主動退位雖然不好看，但好歹腦袋保住了。
面對權力遭到挑戰時的不同選擇，決定了這兩個王朝的命運，大明到最後依然不肯放權，所以死的轟轟烈烈，大清後半程不斷放權，所以換得苟且偷生，孰優孰劣，見仁見智。
權力這隻外表華麗的野獸並不掩飾其獠牙下的森森白骨，後來者依舊前赴後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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