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溥心畲的作品時，在畫面上的任何一個部位，無論在表現的技法、形式、以及意念上，那種文人心靈、魚樵耕讀與神趣世界的嚮往，還有遠承宋人體察萬物生意，與自然親和的宇宙觀及文化觀，皆可謂完全謹守傳統中國文人精神本位﹝農業社會的文化結構﹞，而拒絕了與現代世界﹝工業社會之文明結構﹞溝通的可能。然而他的書畫作品卻並未落於古典形式的僵化，而有其生命內涵的真實與精采，只因他的世界本來如此。
從溥儒山水畫外在表現的藝術形式上來看，他似乎並沒有較新穎不凡的創見。然而藝術的創造性並非僅著眼在外在形式上的考量，賦予舊形式之內涵有新的生命詮釋，則有另一層重要的創作意義，卻很難由粗略的表面觀察所能認知。就這點而言，民國以來的藝術史研究可謂並未給予溥氏應得之評審。然而在時代的意義上而言，溥心畲亦代表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文化﹞在面對世界新文化轉型時眾多反應中的一種典型﹝價值取向﹞。以溥氏的背景養成來看，即使他早年曾有留學歐洲研習西學的背景，恐怕也不會使他像徐悲鴻一樣，扮演一個積極尋求改革與溝通中西文化的角色。造成這樣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來自於他對傳統文化中，高度的智慧與價值有深切的體悟與認同；另一方面則多少由於知識份子面對西方強勢文化衝激時，高傲自尊之本位表現。這種堅持文化道統的立場，雖可視為極端的保守主義，對感應時代的開創性上或有不足，但在另一層重要的意義而言，他卻保存了一個傳統時代的人文精神與價值延續，這使得他的後繼者在現代的人文精神與新畫風發展得以成為可能。
上款“大千”即張大千。張大千與溥儒結識於1928年。是年秋，張大千從上海赴京訪友，經陳三立和於非闇的介紹，在原恭王府偏福殿與溥心畬結識。張大千與溥心畬常常在一起談書論畫、吟詩作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的畫經常一起在北平的琉璃廠展出，銷路甚暢。有鑑於此，當時琉璃廠集萃山房經理周殿侯提出“南張北溥”之說，得到於非闇先生的響應，並在《北辰畫刊》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南張北溥”的文章。從此，“南張北溥”之說傳遍大江南北，聲名日隆。
題識：吟詩黃葉落，倚杖白雲來。西山舊句題奉。大千先生博粲。壬申孟陬，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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