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後中原王朝的戰鬥力下降了，以至於中原兩次被少數民族入主。眾多歷史愛好者對此耿耿於懷。
中原王朝戰鬥力下降，最直觀的體現是軍事能力變弱，屢屢打敗仗。軍事能力實際是一個政權綜合力量的外在表現。而實際上在宋初和明初，王朝的戰鬥力還是相對強的，只是到了王朝中後期戰鬥力才開始嚴重下降。
那麼，究竟是哪些因素導致了這種情況發生呢？
一個現象的形成，一般有多種原因，不能一概而論，本文對此進行分析，試圖找到原因。
下面以宋朝和明朝的情況，具體展開來討論。
一、宋朝兵制的特點及其影響。
唐朝早期實行的是府兵制，在徵兵制和募兵制兩種辦法中，府兵制屬於徵兵制。這個制度是以大唐實行的均田制為基礎的。唐初均田制下，每丁可領田80畝，這算很多了。因此各家都很富庶。此時六戶中等以上人家供養一個正兵、一個府兵，能力是綽綽有餘的。士氣昂揚、盔明甲亮、戰鬥力強是這個時期的特點。
但凡事就怕時移世易。當均田制被土地兼併等原因破壞以後，府兵制也就不行了，唐朝改行募兵制。
不是說募兵制不好，而是在古代的情況下，士兵容易對招募他並給他發兵餉的將官形成個人效忠。果不其然，安史之亂後，那些藩鎮將領就在效忠的士兵們擁戴或者迫使之下，開始割據。
這種將官專兵的局面，一直貫穿了整個晚唐和五代，直到後周時期才初步終結。但還是被趙匡胤抓住了最後的機會，奪位成功。
宋朝對兵制進行了徹底改革，但是目的不是提升戰鬥力，而是為了鞏固皇權
宋朝建立之後，將官專兵的制度被改了。
宋朝採取強幹弱枝的做法，大大加強中央禁軍，弱化地方駐軍。
首先，禁軍不再由專門的固定將領掌握，而是由"三衙"分掌。禁軍分別由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三個機構掌管，稱為"三衙"。"三衙"的長官稱為"三帥"，分統禁兵，互不統屬。"三衙"的主帥和主要禁軍將領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對皇帝負責。
其次，統兵權與調兵權分離。"三衙"雖然分別統率著禁軍，但無調兵權和發兵權。調兵權和發兵權在樞密院，而樞密院只有發兵、調兵權，並不直接掌握軍隊。樞密院要發一兵一卒都要通過皇帝下旨才能實現。也就是說，沒有皇帝的命令，任何部門、將帥都無法調動軍隊。
第三，使京城駐軍與外地駐軍保持均衡，稱之為"內外相維"。
宋朝都城開封是無險可守之地。宋朝為了實現其"強幹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把重兵屯聚在京畿。宋初有禁軍二十二三萬，宋太祖把十萬餘部署在京城，十萬餘分散到各路駐紮，使京城駐軍有足夠的兵力制止外地可能發生的變亂，也能使外地駐軍聯合起來足以制止京城駐軍可能發生的內變。這樣叫做"內外相維"，相互牽制，確保大宋朝廷平安無事。而駐軍的大多數就在京城附近，就便於皇帝對軍隊直接控制。
第四，兵將分離。利用更戍法，將屯駐在京城的禁軍輪番派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糧，定期更換。名義上是為了使士兵們"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大約就是宋朝的上山下鄉；實際上是借士兵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以消除對皇權的威脅。
宋朝在招募士兵時，通常要給士兵臉上刺字。這讓當兵的人沒有社會地位，處處被人歧視。士兵被歧視，武將也好不到哪裡去。武將遇到同級的文官自動低半級，要給文官行禮。
在直接打壓武人的同時，宋朝還大興科舉制度，大肆鼓勵人們做文官。逢年過節的賞賜，朝廷給文官的賞賜也比給武官的多。
整個宋朝，人們的勇武之氣被嚴重扼殺，社會以從軍為恥，官僚集團也歧視武將。
這樣，從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到社會地位，武人、士兵等等均是低下的。
小結一下，宋朝對兵制的改革，其目的不是為了加強戰鬥力，而是為了確保皇權安穩。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宋朝喜歡花錢買平安了：只要皇權在，其他都無所謂，不在乎；反正錢由眾多百姓出，趙宋皇權存在就行。軍人的社會地位低下，難以吸引到優秀的人才。
二、明朝的兵制又有所不同，明朝實行衛所與軍戶結合制度
衛所制可以說是明代兵制的特色之處。
明朝最初的兵來源有三個途徑，一是從徵，即跟隨朱元璋起兵征戰的；二是歸附，即歸降的被征討之兵；三是謫發，即有罪臣民被判罪充軍的。這些軍丁一旦成為軍人後，便不可隨便改變身份，世代為軍，稱做軍戶。當兵成了軍戶的專職，兵士死後其家人後代則要有頂替，如若逃脫缺額，官府則要百般勾取。
軍人編入各個衛所，其家屬也隨軍人居住，每個軍人都擁有一份土地，根據當地軍事活動的多少，他們輪番戰守或耕種。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寓兵於農，類似於魏晉時期的世兵制。但它的直接來源是元朝的軍戶制。
軍戶所種之田，稱為軍屯，軍屯解決了很大一部分軍餉。朱元璋曾經吹噓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原因就在這。
衛所分佈於各地，所轄之地凡與府州縣相同，這又與宋朝的屯駐軍有類似之處。衛所軍除了擔任地方戍守外，還有輪番到京師操練的任務，稱為班軍番上。番上的班軍，在京師編入三大營。所謂三大營，指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稱為京營。三大營是作戰時的編制，後因戰事少，設武臣一人總理營政，稱總督京營戎政，開設戎政府。
但還是那句話，時間的推移就改變了一切。
衛所京營制度到永樂末年已出現衰敗跡象，軍屯破壞，軍士流失，京營也失掉戰鬥力。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帶50萬京軍親征，在土木堡大敗於也先之兩萬騎兵，迫使京營制度做出改變。
于謙主持軍務，從三大營中抽取勝兵組成團營加以訓練，以使兵將相習，訓練有素。成化年間（1465-1487年），又曾增至12團營。但自此之後，京營士兵常常被權貴抽調營建工役，操練幾乎廢而不行，到正德時（1506-1521年），京營數量不足應用，而被佔役如故。京營兵士被用做工役的情況日益嚴重。
說幾個數字：永樂年間，京營勁旅不少於七八十萬，到武宗死時，京營原額當38萬，存者不及14萬，堪用者僅2萬餘而已。世宗時，京營定額10.7萬餘人而僅存一半，後補充至14萬，但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帶兵南侵，兵部尚書驅軍出城抵抗，軍士都“流涕不敢前”，諸將也“相顧變色”，只能坐視蒙古騎兵飽掠而去。
當時入伍之兵，都是老弱疲憊、市井遊販（有募兵）之徒，衣甲器械都是臨時取給，各級將領又多世胄紈袴，平時佔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小結一下，明初的常勝之師，是跟隨朱元璋起家的士兵；朱棣的幽燕之兵，也是常練常戰，因而能保持戰鬥力。但衛所軍屯制的代價是士兵的身份世襲，脫離軍人身份幾乎成為不可能。隨著政治腐敗和土地兼併，軍屯區的土地被侵奪，軍人被權貴拉去做雜活，幾乎成為奴隸，社會地位極低。因此，衛所士兵逃亡嚴重，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
三、王朝的政治是清明還是腐敗，影響了戰爭中“人”的主觀能動性。
戰爭中人的作用非常重要。毛主席作為帶領弱小力量戰勝強敵的軍事家、哲學家，他指出了戰爭勝負與人的關係。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 戰爭是雙方力量的競賽，人是戰爭力量的主要構成因素之一，也是戰爭力量的主宰者；
- 強大的物質力量只是勝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要想實現勝利還必須充分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人是綜合力量的運用者，充分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是取勝的重要條件。
- 戰爭不只是軍力的比賽，更是人心的較量；
- 對待戰爭的態度和戰鬥精神，是奪取勝利的重要保證，對於強大的敵人要有必勝的信念，認識到勇敢是在戰爭中取勝的重要條件。
可以進一步概括上述思想為一句話：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
要想取得戰爭勝利，人的因素必須具備以下幾點：
- 人心要齊。齊心合力，統一號令，令行禁止；
- 人要有強大的戰鬥意志。有必勝的信心、堅強的戰鬥意志；
- 人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勇敢戰鬥才能取勝。
中國古代王朝，一般都是這樣：最開始時政治清明，對待百姓公平公正，大家只要努力，都能過上好日子。但是隨著時間推移，社會逐漸富裕了，統治者開始鬆懈下來，大小官員也開始腐敗。社會上的土地兼併嚴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社會開始動盪。
來源於社會的士兵，絕大多數是社會底層人民，他在社會上的遭遇，直接決定了他的戰鬥意願、士氣和戰鬥意志。
當社會對這個士兵個人、家庭、親朋是尊重的、公平公正的、通情達理的，那麼這位士兵會對這個王朝就會有感情，就願意賣力地為王朝打仗作戰。
反之，如果這位士兵及其家庭在平時遭遇的都是白眼、不公正、欺壓盤剝、推諉，那麼他在作戰時就不願意為這樣的王朝賣命。丟失的民心，首先體現在士兵身上，歷代王朝的政治腐敗都會導致這個結果。
士兵在軍營裡的遭遇也具有同樣的效果。
士氣是否高昂、作戰是不是勇敢等這些在戰場上特別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戰爭中“人”的因素，就取決於這位士兵在社會上和軍營裡感受到的一切。
所以，我們看到，宋初和明初因為政治和社會還算清明，因此軍隊的戰鬥力也相對較強。到了中後期，隨著政治的腐敗，軍隊的戰鬥力直線下降。這就是戰爭中“人”的因素髮生了改變，軍隊由士氣高昂、作戰勇敢變成了士氣低落、畏縮不前。
而不幸的是，在面對金帝國、蒙古帝國和滿清時，中原王朝的北宋、南宋和明朝，因為政治的腐敗幾乎把人心丟盡了。所以，中原王朝只能迎來戰爭的失敗。
四、中原王朝與草原對手此消彼長，一經碰撞則顯現出差別
宋初，宋對遼作戰以失敗居多，因此宋的戰鬥力增長顯得不是很明顯。這與宋朝軍事制度設計的初衷---保皇權穩固---直接相關。
隨著時間推移，宋軍事力量下降，而恰在此時，金朝和蒙元先後崛起。
明初的軍事力量是明顯強大的，無論是騎兵還是步兵，不管是在中原還是追擊到北方草原，明軍對蒙元的戰鬥可以說是吊打。
但正如前文論述，隨著明朝的延續，政治衰敗，軍事體制敗壞，軍隊沒有了戰鬥力，此時，內部爆發農民起義，又恰逢滿清強勢崛起。
此消彼長，衰敗的中原王朝遇上了崛起的草原力量，因此最後歸於失敗。
五、大氣候週期的變化，促使中原王朝由盛轉衰
從唐朝中後期開始，中國的整體氣候進入了持續1000年的降溫期。
（中國五千年溫度變化，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第36頁
如上圖所示，北宋末年、南宋末年、明朝末年又是其中三個溫度特別低的時期。溫度低，就導致農業減產、欠收甚至饑荒，天災加劇了王朝的衰敗。中原王朝不幸趕上了這冰期的低點。
其中明末更是禍不單行，還發生了旱災和鼠疫。這些都加速瓦解了中原王朝的力量。
結束語
唐朝以後，中原王朝的戰鬥力並不是一直處於下降的狀態，在宋初、明初，軍事力量相對以前有提升，戰鬥力是較強的。
但是，時間改變了一切。王朝到了中後期之後，因為政治腐敗，瓦解了戰鬥力中“人”的因素之積極面，戰鬥力開始急劇下降。
概括為以下幾點：
- 兵制的影響：以保皇權為目標的兵將分離（宋體制）導致軍隊戰鬥力無法正常發揮，兵將一體（明初體制）能提升戰鬥力，但最終制度敗壞，戰鬥力喪失；
- 中原王朝政治的影響：政治從清明向腐敗方向演變，這導致戰爭中人的主觀能動性逐步下降，因此中原王朝的戰鬥力從王朝中後期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
- 制度導向就是貶抑武人：一切為了鞏固皇權。
- 草原對手逐步崛起的影響：中原王朝的腐朽衰敗，恰逢草原力量崛起；
- 中國氣候變化大週期的影響：這降低了中原王朝的社會動員能力，也就降低了戰鬥力。
結尾再稍作延伸。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原王朝的戰鬥力的確是呈現下降趨勢的。比如，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政權至多能統治北中國而已；而到了唐朝之後，草原力量一步步從統治北中國演化為統治全中國。
這一方面是本文分析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中華文明紅利期結束的標誌。
中華文明從秦漢開始，對於中華文明圈內的其他力量都是一個超級存在。中原用大一統的力量，打擊處於部落和部落聯盟階段的草原力量，中原可能會偶有失敗，但最終因為文化力量和物質力量的絕對領先，最終必能戰勝草原力量。秦漢以後直到唐朝，一直都在吃這個紅利。這個紅利階段直到唐朝達到了頂峰。
但從唐朝之後，中原王朝為了鞏固皇權而一步步走向內斂，在政治、經濟、軍事、對外交流等方面趨於保守。此消彼長。中原在保守並原地踏步的時候，周邊的力量卻在迅速崛起、迭代，他們隨著東西方交流的增加而在文明上和力量上顯得並不比中原落後。所以才有了少數民族政權入主整個中國的情況發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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