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早把山西和日本聯繫在一起的，應該是宗教之間的聯繫。中國佛教是朝鮮、日本佛教的源頭。公元3世紀時，中國漢傳佛教傳入日本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由山西的五臺山傳入朝鮮半島，經朝鮮半島再傳入日本。另一條則由中國的天台山、東南沿海經海路傳入日本。
山西是淨土宗的發源地，交城縣的玄中寺是淨土宗的祖庭。淨土宗由東晉曇鸞大師創立，經道綽、善導發揚光大，傳播於中、日、韓、越等地，曇鸞、道綽、善導被尊為“淨土宗三祖師”。
曇鸞是山西雁門人，14歲就到五臺山拜謁文殊，後來在山西石壁山（玄中寺別稱石壁寺）創立淨土道場，一生致力於淨土經典的研究和淨土思想的弘揚。他在太原、交城、介休、平遙等地發揚光大，傳播淨土思想，教導民眾簡便易行的唸佛方法。從此，佛教在民間得到了廣泛傳播。玄中寺因淨土唸佛法門而名揚天下，成為淨土宗的祖庭。
道綽（562—645）俗姓衛，幷州文水人，14歲出家。他本來是太原蒙山開化寺禪師，慕曇鸞之名，於隋大業五年（609）來到玄中寺，繼承曇鸞衣缽，弘揚淨土法門。因當時玄中寺地屬西河郡，後人又稱道綽為“西河禪師”。道綽佛學淵博，著作現存有《安樂集》上下兩卷。此外，日本的《東域傳燈目錄》就出自道綽的《觀經玄義》一卷，現已失傳。但其稱名唸佛、觀想念佛、唸佛三昧的方法和曇鸞的淨土思想一脈相承。
唐貞觀十六年（642），29歲的善導法師慕曇鸞、道綽之名，來到玄中寺，拜道綽為師，弘揚淨土法脈，成為淨土宗的一代大德。唐咸亨四年（673），善導受唐高宗李治詔請為檢校僧，從玄中寺到洛陽，督造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經3年9個月才完成。善導著作豐富，留史作品有《觀經四帖疏》《觀念法門》《法事贊》《往生禮讚偈》《般舟贊》等5部9卷，是中國淨土宗的集大成者，受到世界各國淨土信眾的尊崇。
中國淨土宗傳入日本先是由典籍的大量傳入開始的。日本天平十六年（744）時，善導的著作《觀經》已經傳入日本。日本平安時代中葉後，平安城東北的比睿山開始興起淨土宗，先後出現提倡修行淨土法門的高僧。在日本的遣唐使中，有許多學問僧、請益僧求學于山西的五臺山和玄中寺，後來成為日本佛教各宗各派的創立者和開山鼻祖。
中國佛教淨土宗在日本的廣泛傳播，始於法然法師。1133年，法然（源空）誕生於日本岡山縣久米群南町。他的父母深信佛法，曾向西方三聖之一的大勢至菩薩求子而得子，因此給孩子起名“勢至丸”，意思是這個孩子是大勢至菩薩送來的。法然20歲時，看到中國唐代淨土高僧善導撰寫的《觀無量壽經疏》（又稱《觀經四帖疏》），瞭解了“散善義”方法，即於日常行住坐臥之時常常念阿彌陀佛名號，念念不斷，便得正定淨業，臨命終時便能得到阿彌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脫生死輪迴之苦報。法然認為這便是真正的“解脫之道”。於是，他來到京都東山吉水地區結庵立教，開創了日本淨土宗。
日本佛教淨土信眾公認的淨土祖師有7位，又稱七高祖或七高僧，他們是古印度龍樹、天親（世親），中國的曇鸞、道綽、善導，日本的源信、法然（源空）。長期以來，日本佛教淨土宗信眾感念中國淨土三祖師的恩德，對玄中寺十分崇敬。1920年，日本佛教淨土宗常盤大定法師曾來玄中寺朝拜。他回到日本後，在日本掀起瞻仰、朝拜淨土祖庭的風潮。新中國成立後，以玄中寺為紐帶的中日佛教界文化交流仍然頻繁，玄中寺承擔了對外交流和中日文化橋樑的重要作用。
二
山西人裴世清是中日兩國外交史上，第一個代表中國出訪日本的政府官員。
裴世清出訪日本圖
隋代，日本共派過4次遣隋使。當時，日本被稱為倭國。第一次遣使是在隋開皇二十年（607），日使對隋文帝稱，自己的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引起隋文帝不快，雙方沒有建立起更深入交流的關係。到隋大業三年（607）日本推古天皇統治時，廄戶太子攝政，決心向隋學習先進文化，和隋朝建立友好關係。他派遣使者小野妹子帶領日本使團訪隋，於次年三月到達長安。日本使者向隋煬帝表明“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隋書·東夷倭國傳》），並將日本國書進獻隋煬帝。其國書上有“日出處天子至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的字樣。隋煬帝對日本國君敢於與自己對等的做法不滿，但仍然對日本使團給予禮遇，並派遣以河東聞喜人、文林郎裴世清為首的中國使團回訪倭國。
裴世清一行在小野妹子等人陪同下，經過百濟、竹島之都斯麻等國，到達一支國、竹斯國、秦王國，之後又經過十餘倭國的附屬國，到達日本海岸難波，再至其京都，受到倭王推古天皇和廄戶太子的熱情款待。裴世清在日本逗留一個月，圓滿完成出訪任務。推古天皇設宴餞行，並再次派遣小野妹子為遣隋大使，帶領留學生和學問僧各4人，隨同裴世清等人從難波出發，啟程返回。
日本遣唐使出使圖
小野妹子到達中國後，第二次向隋煬帝遞交國書，表達了希望中國能夠同意批准日本留學生和學問僧在隋朝學習的請求，得到隋煬帝應允。裴世清出訪日本獲得圓滿成功，其對中日兩國關係的影響一直持續至唐。
三
唐代，中國進入盛世時期，日本掀起入唐求學熱潮，大批日本僧人到長安或者五臺山學習中國文化和佛法，同時又邀請有學問的五臺山高僧東渡日本弘揚佛法。
20世紀初的五臺山臺懷鎮全景
古印度僧人菩提仙那聽說五臺山文殊大士靈驗，不辭辛苦來到東土，在五臺山清涼寺、金剛窟等寺院參學。學成之後，菩提仙那抱著弘傳佛法的信念，受邀從五臺山出發前往日本。736年到達日本，為日本僧眾帶去五臺山的文殊信仰和華嚴學。菩提仙那被任命為日本國總寺院東大寺的僧正，是日本管理佛教事務的最高負責人。東大寺也成了日本研習《華嚴經》的聖地。菩提仙那是從五臺山走向日本弘傳文殊信仰的古印度僧人，成為向日本傳播中國佛學的先行者之一。
但實際上，在菩提仙那之前，五臺山文殊信仰已經傳入了日本。據日本《佛學大辭典》記載，大和國磯城郡的多武峰，以山有五峰，形似中國山西的五臺山，故日本人將此山也稱為五臺山，供奉大智文殊師利。山上有入唐學法的僧人定惠為其亡父中臣鐮足修建的一座13層重塔，內供文殊像。這座塔仿照唐代五臺山大華嚴寺（今顯通寺）中的寶塔而修建。這是唐調露元年（679）之前的事。
822年，日本興福寺高僧靈仙三藏到五臺山朝佛，瞻禮了大華嚴寺、菩薩頂等著名寺院，並在金閣寺中住了兩年。為了表示對文殊的敬仰，他忍著難以想象的劇痛，自剝手皮一塊，在上面繪製了佛像，安放在金銅塔中，供奉在金閣寺三層九楹金閣底層的文殊像前。後來，靈仙法師在五臺山靈境寺圓寂。現在五臺山靈境寺西配殿內仍然供有日本信徒送奉的靈仙三藏像，寺內修建有一座青白玉靈塔，紀念這位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驅者。
靈仙大師之後10多年，另一位日本僧人圓仁法師來到五臺山，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留下了詳細記述。中國三藏大師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日本圓仁慈覺大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意大利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被譽為東方三大遊記。
863年，日本高僧慧鍔第三次走進五臺山大華嚴寺。他3次到五臺山巡禮求法，參拜大智文殊，是著名日本遣唐學問僧之一。
四
進入清代以後，隨著晉商崛起及其在國家內貿、外貿中的突出作用，山西範氏家族的對日貿易分外引人注意。
康乾時期，經濟發展，商業繁榮，商品交易日益頻繁，但由於銅產量不足，廣大農民日常普遍使用的銅錢嚴重不敷需用。康熙時期大量進口日本銅及其他金屬，推動了當時中日貿易的開展。這其中，山西商人是被朝廷特准招商出洋採銅的重要力量。
清政府之所以特准山西商人赴日販銅、充當“洋銅商”的原因，除了因為國家銅源緊張之外，還和山西商人的歷史直接有關。明末，處於東北一隅的滿洲兵特別需要內地物資來供應軍需，由於和明政權的敵對關係，只得通過蒙古地區與張家口的貿易市場取得。當時，操縱張家口貿易的所謂“八大家”皆為晉商。乾隆時期所修《萬全縣志》記載：“八家商人皆山右人，明末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範永鬥、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龍。自本朝龍興遼左，遣人來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後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賜上方服饌……”在籍隸內務府、賜產於張家口，依附清廷取得政治經濟特權，並利用特權經商牟利的八大皇商中，原籍為介休縣張原村的範氏家族最為顯赫。範氏家族在明朝時已在蒙古地帶進行貿易，歷經7代。到範永鬥輩，因“市易邊城”而“家大起”，成為明末清初活躍於張家口一帶對滿蒙貿易的漢族巨賈。長期的經營中，範氏家族和滿族上層統治集團建立了密切關係，深得寵信。至清初，已是財源茂盛、實力雄厚的國內富商。因此，獲得清廷特許而取得具有獨佔性的、以承辦洋銅為目的的對日貿易壟斷權，自然也不奇怪了。
對日貿易可獲厚利，“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東倭考》）。且清政府為解決國內銅荒，對販銅給予各種照顧，運銅船可不受“絲廳出關之禁”，“每船準配二三卷糙絲一千二百斤，按銅緞舊額每一百二十斤抵綢一卷……，如願照舊攜帶綢緞者，亦聽其便。”（《清朝文獻通考》）以範氏為代表的銅運商取得的販銅權利實質上是更大範圍的對日貿易特權。
範氏不顧遠涉重洋、冒險犯難，對日販銅運輸。但是，由於船運繁重，範氏不能獨自勝任，便聯絡旅居張家口的鄉幫皇商呈請包辦。在從康熙到乾隆的若干年內，範氏和山西其他皇商一直承辦皇差。販運洋銅出現虧空時，朝廷給予補貼。範氏等還承運了鹽業經營。但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範氏在銅、鹽方面的經營無力支撐，國內外運銷業務陷於停頓，虧損至一百五六十萬兩之多，朝廷逮捕了範氏家族主事者，革除範氏一門在內務府、戶部等衙門兼任的官職，並查封範氏的全部財產。這個備受寵遇、綿亙百餘年的豪富家族，淒涼地退出皇商行列，淪為階下囚、市中丐。除了範氏以外，還有洪洞劉光晟等山西商人參與赴日販銅，形成山西船幫。隨著範氏等衰落，山西船幫也由盛轉衰，讓位於沿海商民。
在數十年以販銅為目的的中日貿易中，山西商人對兩國之間的商品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他們在從日本輸入大量料銅、解決中國銅荒的同時，向日本輸出了用於交換的等價中國商品。圍繞出口需要，山西出現了一支為之籌集出口商品的商幫，網羅各省特產，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所收集的商品有絲綢、縐紗、綾子、毛氈、錦羅、茶葉、扇子、瓷器、衣針、筆墨、紙硯、藥材、書籍等。其中，山西輸日商品有潞安產黨參，遼州產麝香、無名異，澤州、遼州產牙香，大同產香皮、石碌、花斑石、瑪瑙石、黃芪、黃蠟，汾州產甘草，沁州產石菖蒲，平陽產龍骨，太原產瓷器、毛氈、天花粉等。
山西船幫輸入日本的大批中國書籍，對日本文化產生很大影響。輸入或翻刻的書籍，大量進入日本文士之手，致各地文運大興；清朝的考證學風，也由此風靡日本學界。詩集、詩論、詩話的輸入，影響了日本詩學；小說、戲曲的輸入，則影響日本文學；畫論、畫譜的輸入，影響了日本畫界。其他醫學、博物學等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可以說，山西船幫對中日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五
進入近代以來，山西與日本之間的文化交流、經濟交流體現出中國日益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時代特色，體現出被掠奪者與掠奪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1924年6月，日本山中商會會長山中定次郎帶人到山西天龍山，掠劫天龍山石窟
山中定次郎等人將佛頭敲下運走。據統計，約150件天龍山石雕造像，遺失海外各處
文化上，日本由過去的中國文化的仰慕者，變成了文化強盜，掠奪、破壞了山西大量的古代、近代文化遺蹟，其中，以大同雲岡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最為典型。1920年，日本東亞同文會把自1907年以來對山西調查結果編纂出版《山西省志》。除第一編“山西省總論”概述全省自然面貌外，其餘均是經濟、城市、交通運輸等情況的調查紀錄。有的地方記述特別細緻，如井水之甘苦，道路之險夷，運輸之能力，物品及勞動力之價格等，都逐邑作了記述。甚至村莊與村莊之間的距離，都是用計步器實地測量的結果，並與當地傳統說法相比較。日軍侵華期間，我方繳獲日軍的軍用山西地圖，其資料來源均出自該書。
1940年秋，日本陸軍預科士官學校教授渡邊光和東京大學助教多田元男訪問山西，侵晉日軍頭目希望他們“利用內地一流學者組織山西調查隊”前來山西，併為此同他們進行了多次密談和磋商。1941年春，日本學術界部分御用學者在日本官方的支持下，成立了以貴族院議員土歧章、竇戶功男為正副團長的“山西學術調查研究團”。該團下設地質礦務學、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先史學、繪畫、庶務、電影等部。每個部均由2至7名教授、博士或專業工作者組成。此外，該團成員還包括華北棉產改進會、華北交通株式會社、中國北部開發株式會社、國立華北氣象臺等日本方面的有關人員。總計全團成員為60人。
日本對晉礦產調查材料（山西省檔案館藏）
經濟方面，日本人出於稱霸東亞、問鼎全球的狼子野心，一直覬覦山西豐富的礦藏資源。侵華之前、之中，多次組織專業人員到山西進行資源考察。並在侵晉期間，成立株式會社，大肆開發、掠奪山西資源、財富。筆者在山西省檔案館工作期間，接觸和使用過的這類檔案史料便有：
（1）滿鐵調查部：上海·調查室第四系 村上捨己《關於山西省作物構成的若干考察》（山西省に於ける作物の編成に關する若干の考察）——滿鐵調查月報分冊第48號，昭和16年（1941）11月印刷。
（2）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調查局第４號調查報告：山西省繁峙縣耿家莊電氣探礦調查報告（昭和17年10月）。
（3）滿鐵·北支事務局調查室《山西河津北方山地擬油徵地調查報告》（昭和13年７月）（地質系 笹倉正夫）。
（4）《山西炭事情》（商事部販賣第一課 相良三男）——昭和10年11月印。
（5）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山西省炭田調查資料》（昭和12年12月）。這是一本調查報告和資料集。調查報告包括6篇，都是由滿鐵人員完成的，完成時間在昭和10年4月至12年3月間，包括山西省炭田事情、大同縣永定莊附近炭田調查報告、保晉礦務有限公司內容、山西省資源調查、陽泉附近保晉平定兩煤礦公司調查報告、山西省礦山利權調查。資料包括有：汾河與沁河流域炭田調查報告、南部山西省東部炭田調查報告、晉北礦務局宿火炭、晉北礦務局大同煤炭發展計劃。其中後兩篇作者為原平人樑上椿（1933年），前兩篇作者為山根新次（大正8、10年）。
（6）滿鐵調查部《山西礦業經營調查報告》（昭和17年1月印刷）。該調查報告根據昭和15年1—3月間的“山西省礦產資源調查”翻譯和同時調查的“礦業經營”調查。調查負責人為：調查部第四調查室坂本峻雄；執筆者為：鹿兒島隆二 （華北交通株式會社職員）。
六
在近代以前，山西與日本之間的交往，一般多是日人來華、來晉，因為中國人自視為天朝上國，而將日本看作蕞爾小國。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驚醒夢中人”，中國於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首次有學生赴日留學，當時由駐日公使祐庚選拔13名少年學子。接著，清政府接受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建議，正式派中國留學生赴日留學。最初接受矢野建議，並正式上奏清政府的是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山西聞喜人楊深秀。而清政府准奏的時間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從那時起，清政府每年都派出若干學子赴日留學。
山西赴日留學的第一人是安邑縣（今運城鹽湖區）的景定成，時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畢業於京師大學堂速成科，是由清政府以公費生正式選派留日的。
光緒三十年（1904），繼由山西巡撫選派50名山西學生赴日留學，其中多系山西大學堂及山西武備學堂的畢業生。
據山西大學薛愈、吉人鏡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山西留日學生約8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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