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註定會遇到兩個人,一個驚豔了時光,一個溫柔了歲月。”——張愛玲
王世瑛的一生,剛好就如張愛玲所言。
20歲那年,她邂逅了生命中的初戀。
那個人在臺上反抗不公,而她在臺下深受震撼。
雖是他主動追求,但她也早已心生愛慕之情。
他便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鄭振鐸。
可惜,門第懸殊,有情人難成眷屬。
鄭振鐸僅僅只是短暫地陪著王世瑛走完了青春時光。
而張君勱才是那個真正溫柔她餘生歲月的人。
張君勱,他既是學者,也是政治家,民國著名的“科玄論戰”便是他引起的。
世人稱他為“玄學鬼”,但殊不知,他還是“中華民國憲法之父”。
張君勱在第一次見到王世瑛時,便已然情不自禁地愛上了她。
可以說,張君勱才是王世瑛的歸宿。
一
1899年,王世瑛出生於閩縣的狀元王仁堪故居內。
王家家世顯赫,代代人才輩出。
1910年,王世瑛便就讀於自家祖姑婆王眉壽創辦的福州師範學校。
也就是在這所學校,她認識了自己一生的摯友——冰心。
冰心比王世瑛小一歲,也小一個年級,但兩人卻特別玩得來。
她曾說:“因為她年紀小,就常常喜歡同低班的同學玩。她很喜歡我,我那時從海邊初到城市,對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為她是大學生,就有一點不大敢招攬,雖然我心裡也很喜歡她。”
1917年,王世瑛考入北京女子師範學校附設的國文專修科。
才能出眾的她,很快就成為了該校的學生會主席。
與王世瑛一同考進女師範的還有程俊英、廬隱、陳定秀等人。
她們都是未來在新文化運動中嶄露頭角的第一代女作家。
廬隱早期成名作《海濱故人》中的角色原型便是她與王世瑛,文藝幹事陳定秀和程俊英四人。
後來,這四位新時代女性還被世人們稱為“亞洲四少”。
其中,王世瑛還被冰心稱為“
一星”。出生深宅大院的她,一點也不似大家閨秀,反而跟個女漢子一樣到處跑,投身於社會變革。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
身為學生會主席的王世瑛和其他兩位主席一同帶領著同學們砸開了學校的後門,衝出去與其他學校的學子們一同躋身於遊行熱潮。
五四運動的浪潮,將萬千學子聚合在了一起,他們一起反抗侵略,一同保家衛國。
剛好,在報效祖國的道路上,王世瑛認識了初戀——鄭振鐸。
二
1919年11月28日,北京福建會館正舉行著福建同鄉會成立大會,以聲援臺江事件。
當時,大會上的第一個發言人便是就讀於鐵路管理學校的鄭振鐸。
同為學生領袖人物,鄭振鐸和王世瑛有著許多共同話題,他們都愛文學,也都甘願為祖國奉獻。
自大會上見過面後,鄭振鐸便一直心繫王世瑛,還直接找到她學校去。
過後,兩人便經常通信,還一起創辦文學雜誌。
漸漸地,王世瑛和鄭振鐸互生愛慕之情。
很快,鄭振鐸便向王世瑛求了婚,可王世瑛身為世家子弟,婚事是不可能由自己做主的。
再加上,她當時還是一名學生。
儘管王世瑛思想已與舊時代女子不同,但此等人生大事,在王世瑛看來,還是得與雙親商量一番才可做決定。
可惜,王世瑛的母親在瞭解到鄭振鐸的家世後,便一口否決了這樁戀情。
她說:“王家在福建是有名的世家,既有恆產,還代代為官作宦;你的父親是教育部的主事,你自己又是個大學生,鄭振鐸絕不是我理想的門當戶對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來往了。”
若是論才學論能力,王世瑛和鄭振鐸絕對是旗鼓相當。
可若是談門當戶對,鄭振鐸是單親家庭,家裡都是靠著母親的針線活度日,確實是比不上王家。
遭到母親反對後,王世瑛雖然痛苦難忍,可卻不是最難受的那一個。
鄭振鐸才是那備受煎熬的一方,他常常借酒消愁,心裡有氣卻無處發。
儘管王世瑛的好友們都告訴她新青年婚姻自主,可她還是選擇了放棄這段感情。
生於官宦世家,她終究還是不敢去挑戰家庭權威,也不敢不盡孝道去反抗父母。
因此,一個深陷家庭束縛,一個沒有勇氣上門提親,兩人的戀情不攻自破。
三
自從和王世瑛分手後,鄭振鐸便開始萎靡不振,一直沉浸在失戀的痛苦中。
在那期間,他還陸續寫下了《楓葉》《思》《往事》等詩來表達他內心的愁苦。
他說:“往事如夢,夢到悽苦處便醒了。醒了——莫再提吧 !”
後來,鄭振鐸開始以工作來填滿內心的缺失,每天加班加點,只為忘卻痛苦。
然而,忘記舊戀情的最快方法或許就是開啟一段新戀情。
1922年,鄭振鐸主編的《兒童世界》發表了一篇童話《怪戒指》。
其撰稿人便是他未來的妻子——高君箴。
高君箴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高夢旦的小女兒。高家與王家一樣,都是富貴世家。
可高君箴與王世瑛不一樣,而高夢旦也與王家父母不同。
但許是因為和王世瑛的失敗戀情對他影響太深,鄭振鐸在對待高君箴一事上特別謹慎。
他對高君箴有好感,有喜歡之意,可卻礙於門第,不敢自己去提親。
好在,他有個叫鄭心南的同事和高夢旦是福建老鄉,專門替他去找高夢旦探底提親解心愁。
高夢旦在瞭解到這事後,特別高興地同意了。
在他看來,反而是高君箴配不上鄭振鐸。
鄭振鐸有能力有才華,人品也不錯,至於門當戶對什麼的,他老人家統統不在乎。
若是自家女兒能和鄭振鐸結婚,那絕對是高家撿了個大便宜,是高君箴有福氣。
但是,結婚還是子女們自己的事,就算高夢旦再怎麼看好,也得問過高君箴滿不滿意才行。
剛好,高君箴也對鄭振鐸有意。才子有情,佳人有意,妥妥的天作之合。
為了讓兩個靦腆的人能夠更深入交往,高夢旦還讓高君箴多主動與鄭振鐸接觸,聊聊天,談談文學。
許是覺得這樣還不夠,高夢旦還讓高君箴約鄭振鐸一同去杭州旅遊,加深瞭解。
這一瞭解,兩人便於1923年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飯店舉行婚禮了。
事後,王世瑛才收到鄭振鐸已婚的信件。
初戀情人已成家,王世瑛就算再怎麼放不下他,也無法回頭重來。
當初是自己放棄的,那今日便只能自食其果。
正如程俊英對她說的“父母之命與自由戀愛不能兩全,這是必然的結果。既是您的雙親不允,振鐸亦只得如此。”
四
泰戈爾曾說:“不要著急,最好的總會在最不經意的時候出現。”
錯過了一個鄭振鐸,王世瑛雖然也難忍心疼,但既已錯過,接下來的日子還是得好好過的。
日復一日,不經意間,她便邂逅了待她如寶的張君勵。
同年3月,中國第一樁西式離婚案正在張家上演,其男主角便是徐志摩,女主角則是張幼儀。
而這樁離婚案的“導演”便是張幼儀的哥哥張君勵。
“導演”並不代表著這離婚是他給搞出來的,而是在張幼儀和徐志摩婚姻告急時,是張君勵向她提議的“文明離婚”。
也是他,在兩人離婚後告誡張幼儀,為了保住張家的顏面,她在離婚5年內不能和任何一個男人共同進出,以免落人口實,讓世人以為說張幼儀和徐志摩離婚是因為張家閨女不守婦道。
這話既是為了張家門面,也是為了張幼儀的名聲。
當然,張君勵肯出面幫忙也是因為自己深知大多數人都因為包辦婚姻而生活得不快樂,就像他一樣。
早在1906年,張君勵便在父母的安排下與同鄉沈氏結婚。
但由於他經常在外求學,夫婦兩也沒啥共同語言。
而且,張君勵對這婚姻本就沒什麼感情。
可以說,遇見王世瑛的那一刻,才是他開始追求婚姻自主的時候。
1923年,張君勵在吳文藻的邀請下,前往清華大學作《人生觀》演講。
說起他這場演講,在當時可是引發起了一場關於“科學與玄學”的大論戰。
身為玄學派代表,張君勵認為:科學無論多麼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
他一句話,激得自己的好友,主張科學論的丁文江與他激辯兩小時。
也是這句話,拉開了接下來持續半年之久的“科玄之爭”。
當然,真正讓張君勵得以邂逅王世瑛還要多虧泰戈爾訪華。
1924年,泰爾戈訪問中國,並在張君勱家中發表了演講。
由於當時中國文壇正陷入“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因此有人認為泰戈爾此次訪華是張君勱特意搬來的救兵。
至於事實是如何,也難以去追究,畢竟各派有各派的說法。
但一聽說哲學家泰戈爾來張宅了,當地許多青年學生個個前來聽講,其中便包括王世瑛。
那時,在好友郭夢良和廬隱的介紹下,張君勱與王世瑛結識。
初次見面,便是一見鍾情。
五
看著王世瑛清秀端莊的面孔,優雅大方的談吐舉止,張君勱開始有了對愛情的嚮往。
於是,他很快便對王世瑛發起狂熱的情書攻勢。
他曾寫道:“世瑛,世瑛,我所思所書,得與君一一講習討論,我之幸運為何如哉”!
面對這波攻勢,王世瑛明顯有點震驚也有點不知所措,只好寫信請遠在美國的冰心替自己拿主意。
對此事,冰心曾回憶道:
“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張君勱先生向她求婚,問我這結合可不可以考慮,文句雖然是輕描淡寫,而語意是相當的懇切。我和君勱先生素不相識,而他的哲學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已讀過,世瑛既然問到我,這就表示她和她的家庭方面,是沒有問題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這件事。”
在閨蜜的“竭力促成”下,王世瑛接受了張君勱的追求。
至於為何是追求,而非求婚,那便是因為當時的張君勱家中還有位正妻。
不過,兩人的交往過程仍是很甜蜜。
自從王世瑛接受張君勱的追求後,他的世界估計就只有工作,還有王世瑛而已了。
當王世瑛率領著福建女師的學生去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參觀時,張君勱在其中可是提供了很多幫助。
而當國立自治學院經費遭到否決不給批,需要張君勱盡全力花費許多時間去爭取時,他卻每日都能抽空去和王世瑛約會。
要知道,在沒認識王世瑛之前,張君勱有的時候忙到連飯都顧不上吃。
可有了王世瑛後,在他看來,每日一約會是絕對不能不顧的。
直到王世瑛回福州,而張君勱仍得在上海工作時,兩人才開始分離。
不過,異地並不影響兩人的綿綿情意,書信便足以傳達雙方的相思之情。
1925年,張君勱與沈氏離婚後,便與王世瑛在福州舉行了婚禮。
這一年,張君勱三十九歲,王世瑛二十六歲。
六
婚後,王世瑛不再繼續寫作,家庭成為她生活的重心,相夫教子便是她熱愛的“事業”。
拋開家裡事務,平日裡王世瑛便是張君勵的得力助手,不是幫忙整理文字,就是校稿合併。
為了感謝她的“校稿之勞”,張君勵在《政治典範》譯本的扉頁上特地註明“謹以此書獻於釋因女士”。
除此之外,他還在書籍中的“譯者側言”寫道:“譯書之苦,在譯者拘於原文字句,不欲稍有出入,而讀者轉覺得其意義晦塞,文字生澀。本書每章譯成,請內子釋因先讀,認為文義不顯豁者即加筆削,賴氏於序中聲明得其夫人之助,我亦之然。”
其中,釋因是王世瑛的筆名,而賴氏則是《政治典範》的原作者。
後來,做了母親的王世瑛更是一心投在家人身上。
就連冰心都說:“她的敦厚溫柔,更是有增無減,同時她對於君勵先生的文章事業,都感著極大的興趣,盡力幫忙。我在一旁看著,覺得我對於世瑛的敬愛,也是有增無減!她在家是個好女兒,好姐姐,在校是個好學生,好教師,好朋友,出嫁是個好妻子,好母親,這種人格,是需要相當的忍耐和不斷的努力,她以永恆的天真和誠懇,溫柔和坦白來與她的環境周旋,她永遠是她周圍的人的慰安和靈感 !”
然而,生活在動盪年代,並不是每天都能過得幸福的。
1928年,張君勱與青年黨領袖李璜在上海合作創辦《新路》雜誌。
由於雜誌內容都是一味地批評國民黨專政,發行不到十期便被停刊了。
雜誌停辦後,張君勱便在青年黨所創辦的知行學院中教學,繼續安穩度日。
但是,該惹的麻煩已惹,該付的代價遲早都得付。
1929年,當張君勱和往常一樣教完課步行回家時,在半路上便被幾個大漢給綁了。
雖然張君勱也只是一介書生,武力值幾乎為零,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卻是特別淡定地在判斷自己所處位置。
根據每天清晨聽到的警備號聲,張君勱斷定自己被囚禁在了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附近。
自從他被綁架後,他的親戚好友也都開始驚恐。
畢竟綁匪天天給張君勱家打電話,揚言說若是張家不拿出鉅款贖人,那他們就會將張君勱的耳朵割下來。
可王世瑛聽著卻一點也慌張,反而是更加沉著冷靜。
在她看來,張君勱是全國赫赫有名的學者,綁匪綁架他肯定不是圖財,而是出於政治目的。
事實如她所料,在被囚禁過程中,張君勱經常被審問的內容都是有關《新路》雜誌內容的。
可張君勱並不是懦夫,就算被恐嚇被威脅,他也是一言不發,問什麼都一概不答。
既然嚇唬不了張君勱,綁匪便只好去打電話繼續威脅張家人說:不交錢贖人,就把張君勱的頭砍下扔在大西路旁。
可王世瑛和張君勱一樣,儘管她自己也擔心著丈夫安危,但她是不會輕易妥協的。
在僵持期間,張君勱還對綁匪發誓:“倘我素有積蓄,不與君等共之者,則我一家三兒定遭天殃,自絕人世。”
好在,王世瑛和親友們又找了杜月笙、章太炎等人幫忙,這才將張君勱解救出來。
不幸的是,這次綁架還是給張君勱留下了創傷。
在被綁架時,他的腿被車門撞擊過,由於當時沒得到及時醫治,便落下了終身殘疾。
七
禍不單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
張君勱因為推動憲政運動,被國民黨軟禁於重慶南岸汪山兩年。
兩年裡,他不僅要忍受天天被監視的不適,還要忍受兒子國康夭折的悲痛。
王世瑛在那期間日子也過得同樣艱難,雖然人身自由不受限,但失子之痛著實難忍。
再加上,她還和張君勱分隔兩地,一個在重慶,一個在上海。
等到張君勱被釋放後,兩人也不能經常相聚。
畢竟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張君勱在那之後便一直忙於抗日事業。
可王世瑛沒想到,在她臨終前也不能見到張君勱。
1945年春天,王世瑛因分娩臨產時心臟衰疲,最後難產離世,她所誕下的男嬰也在次日夭折。
而此時此刻的張君勵卻遠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
得知王世瑛去世後,他悲痛欲絕,連愛人最後一面都沒能見到,他怎能不痛?
在給王世瑛的輓聯中,張君勵寫道:“廿年來艱難與共,辛苦備嘗,何圖一別永訣;六旬矣報國有心,救世無術,忍負海誓山盟。”
至於鄭振鐸,由於他當時正處於隱居狀態,對外界的消息一概不知。
直到6月8日,他才得知王世瑛離世。
在當天的日記上,他寫道:“聞世瑛君逝世訊,愕甚!前塵往事,不堪思量”。
1946年年底,王世瑛的靈柩從重慶運回上海,於12月29日安葬於真茹鄉橫塘先人墳上。
張君勱在那時還寫了一篇《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以表思念:
曹植之賦曰:入空室而獨倚,對孤幃而切嘆。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此正我於役美洲,聞夫人與世長辭,傷心慘絕之感想也。自結縭以來,相處二十年,實為世界政潮洶湧之會,為民主反民主鬥爭之時期。我以渺渺之身,不自量力,每思所以左右之,困心衡慮之。乃變故疊起,夫人亦緣是出入艱難困頓之中,而憂傷憔悴以死矣……嗚呼!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何期古人之言,若預為我留此寫照耶?
心存著對王世瑛的思念,張君勱餘生並沒有再娶,而是孤單一人活著。
1958年,鄭振鐸因飛機失事而遇難,享年60歲。
在他未辭世前,王世瑛的墓前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新的鮮花出現。
而每次祭奠完,鄭振鐸也會到程俊英家向她叮囑道:“
此事不必與他人道呀,他們是不理解的”。1969年2月23日,張君勱逝世,享年82歲。
自此,這世上愛著王世瑛的兩個人都已不在。
終其一生,王世瑛都是被深愛著的那一方。
儘管她曾辜負過鄭振鐸的一片真情,但至少,時過經年,他們都有了屬於自己的幸福歸宿。
文 | 千拾
圖片參考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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