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余者”，又叫“多余的人”或“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塑造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形象。最早的零余者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而零余者这一称谓的流行，主要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

在中国，“零余者”形象的典型是郁达夫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主人公形象。代表人物有《胃病》、《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的“W君”、“伊人”、“Y君”等。这些主人公大都是五四时期追求人性解放、追求真挚爱情和忠诚友情，却被社会、家庭、生活排挤的知识青年。

这些“零余者”,他们或是先进思想的传承者，或是旧制度的残存人，又或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局外人，他们都与当时的社会分道扬镳，处在社会潮流的对立面，他们有的拿起武器斗争，有的在旧思想旧观念的扼杀中连脚步也没迈开，也有的以独特的形式反抗，但他们的斗争也罢，反抗也好，由于自身软弱的性格和强大黑暗的社会的联合绞杀，他们的梦想都如昙花一现一般，归于尘埃。

一、“零余者”的形象特点

（一）“零余者”的软弱性和矛盾性

1.性格的软弱性

“零余者”们大都出身于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或是封建旧地主家庭，在异国他乡求学，社会上没有优越的地位，经济上穷困潦倒，精神上没有依靠，有前顿之食而无后顿之餐，生活上没有着落。因此，他们在遇到困境时心里发虚，不能据理力争，不能直起腰杆子为自己拼一下。这是造成他们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残酷的现实生活，没有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勇敢斗争的气魄，面对被欺压、轻视的局面只有忍气吞声，宁事息人。因此，这些人性格上都存在有无法摆脱的软弱性。

《沉沦》中的“他”下课后看见“同学说笑的说笑，聊天的聊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哪里作乐。”那“他”呢？他也渴望有人交谈，但自己又不敢主动与同学搭讪。接着，“他”在回旅馆的路上迎面碰到三个穿红裙的日本女生，原想与她们说上一句话，但他却没有那个胆量，只能匆匆跑回旅馆里进行自嘲自骂。再比如“他”心里非常喜爱旅馆主人的女儿，但当她来到他面前为他送饭或是铺展被褥时，却没有胆量把心中的浓情蜜意一吐为快。在偷看主人女儿洗澡之后，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总是害怕见着旅馆主人及其女儿，最后只能匆匆逃离旅馆，甚至在路上遇到农夫时也还是心有余悸。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人公性格的软弱，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2.性格的矛盾性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环境、文化传统、学校教育、社会生活下所表现出来的内在人格与外部言行相背离。

作品中的“零余者”既受到封建阶级意识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同时又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他们讨厌空虚、无聊的生活，但又无法摆脱这种生活，甚至沉迷于这种生活。

他们多为赴日的留学生，他们贫弱的祖国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们想救国于水火之中，想奋发图强，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或条件去改变社会现实，终日感叹着“祖国为什么你不够强大”。在这些思想相冲突下，形成了他们矛盾的性格特点。

譬如，《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有时想要改掉他那些懒惰、嗜酒的恶劣习惯，为此想到图书馆里读些书籍，可在不知不觉中竟走到酒馆和少妇打闹去了。在爱人静儿与他人定亲后，他一边给静儿买些小礼物，一边在心里想着向静儿复仇，同时心里还在哀悼自己。

（二）颓废、忧伤的气息

留学国外的青年们大多有思想、有见识、有文化，但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经济上不独立，身受压迫、备受歧视、处境孤独,生活的不如意与爱情的不顺心,使他们自怨自艾，缺少行动的信心和毅力。因此，他们常常感到凄苦悲凉，感叹自己是“一个生则于事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无情黑暗的现实使他们四处碰壁,他们消沉、颓废、哀怨、忧郁、愤激、不满，发泄出对凄苦的身世和志向泯灭的无奈感、碌碌无为的颓唐感和不知所措的失落感。这些人物身上更多充斥着颓废、感伤的气息。

譬如，《沉沦》中的“他”受到了世纪末的颓废情绪的严重影响,而“他”自身就有多愁善感、孤冷自卑、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得忧郁症愈加厉害。他渴望得到他人的同情和爱情，却又不能够实现,像山一样的苦闷压抑着他，最终导致“他”去妓院寻求解脱,但道德的沉沦,在他心里产生强烈的自责和悔恨,最终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银灰色的死》的Y君每天睡到钟表上的长短针重叠在X字上时，才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起来，起来之后胡乱洗漱一番就跑到外面晃荡去了，走到哪算哪，没有生活目标，没有激情，完全是在混日子，有时到酒家醉饮一场才半夜回家，有时甚至像乞丐一样栖息在公共场所。

（三）追求色欲

在五四文学的影响下，大多数五四青年心中交集着个人和时代的积郁，强烈地要求个性解放，以追求真挚的爱情和纯洁的友情。但他们身在异国他乡，备受歧视，不容于社会，不被其他人尊重，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自卑、软弱、狐疑、内向、感伤，忧郁的性格特点，甚至表现出变态的心理，常常表现出对色与欲的强烈追求。通过追求色欲和性欲，来宣泄他们不满的情绪和挥散他们内心性的苦闷和人生的苦闷。

同时又受到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束缚，受到良心的自我审判、向善的焦躁与贪恶的苦闷之间紧张冲突，内心时有冲动而尚思克制。这使他们常常陷入痛苦、空虚、茫然、无助之中，有时甚至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企图以此来摆脱内心的痛苦，但内心又一直在自责自己。

譬如，《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在图书馆读书时，耳朵里会响起小曲儿的歌声，鼻子里会有香烟醇酒、脂粉、油沸鱼肉的味道，眼里会飘出红脸笑靥的少妇来，可见Y君是多么渴求情欲。

《沉沦》中主人公在梅林的苇草旁听到一对恋人在约会时，他提心吊胆地屈身去听，一双尖着的耳朵一言半语也不愿遗漏，听得他上颚骨和下颚骨呷呷地发颤，连想逃去的双脚也不能够移动。再如《胃病》中的W君狂犬似的眼光望向对面楼上女子的裸体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一个“零余者”在精神迷茫无助时追求色欲的举动。

二、“零余者”产生的原因

（一）前奏：“感伤主义”的时代印记

五四文学带有感伤的精神标记，被新思潮唤醒的一代青年作家，常常有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感受，于是苦闷、彷徨、感伤。这在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的写作上早已体现，可以说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是“零余者”产生的前奏。问题小说有感伤的情怀，乡土小说诉说着乡愁，自叙传讲着“零余者”的故事。

1918-1920年间问题小说形成了一种创作风尚，问题小说借小说来研究问题，求人解决问题，作家们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生，发现社会现实的矛盾。问题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这就造成了问题明白了，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这要比不清楚问题所在更让人焦虑、彷徨。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人们无知愚昧的活着，谁也不比谁高明多少，谁也不比谁落后多少，反正有福大家一起享，有难大家一起扛，然而一旦有一个人醒过来，这个人在其他人眼里是不和大家一伙的，当然要排斥、诋毁他，这样才能显现出自己所居的位置是正统的，这样一来那些醒过来、明白了事情缘由的人自然变得孤独寂寞、感伤忧郁，

乡土小说是写实派作家本着“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写生养自己的乡村生活，他们大都是来自乡村、寓居大城市的都市浪子，在传统的宗法制度与现代文明碰撞下一步步失去生存位置而产生淡淡乡愁。他们带着对故乡的回忆与留恋，拿起手中笔记下他们为之思、为之优、为之愁的乡土气息。这里作者们对日益失去的乡村文化价值带有感伤的情绪，这种写作潮流无形之中就促进“零余者”的产生，如《沉沦》中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里的岛国里来！”和“那些十字架下的流人，离开他故乡海岸的时候，大约也是悲壮淋漓，同我一样。”表达了他对祖国、对故乡的思念而引发的悲壮、忧伤的愁绪。

（二） 内因：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

“零余者”的产生与这些人物的自身性格特点息息相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新世纪的序幕，西方先进的、文明的思想文化观念像涛涛洪水般涌入枯寂、死沉的中国，感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到过国外留学，接受过高等教育，受到了西方现代思潮的熏陶，他们大多温文尔雅、知识渊博，有着绅士风度，但因家庭和社会影响，他们性格上存在着软弱性和矛盾性。

他们或是来自封建官僚家庭，或是来自地主家庭，他们的父母在当时崇尚西方文明成风的环境下，出钱出力供子女进西学堂接受西方的文化。从这一点上看这些知识分子是从封建淤泥中升华到文明、自由的国度，但他的根却孕育在旧有的文化制度中，支撑他们成长的泥土还是愚昧、无知的旧社会，他们的父母没有被先进的文明洗礼，也不会理解子女的想法，更不会支持他们。

沐浴了西方先进文明的知识分子深感旧有的家庭文化和旧有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不人性、不道德，他们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但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根深蒂固使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是经济上的不独立使他们迟迟不能迈开斗争的步伐，不能离开封建这个温室环境。即使迈出了斗争的步伐，冲出封建家庭和封建环境，也举步维艰、如履薄冰直至理想夭折，这就像鱼儿离开了水，花儿离开了土地，变得奄奄一息。

知识分子不仅在经济上不独立，在思想上，他们也不够坚强，他们只是对西方文化中所描绘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向往，对于那美好画面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制度缺乏深刻的理解，在他们心理只有一时的感性冲动，没有详细缜密的计划，也没有遇到挫折后的对策，所以在无情的打击面前，他们的思想动摇了，信念模糊了，最后只能陷入彷徨的沼泽之中痛苦的挣扎。

另一方面，与整个社会相比，知识分子的力量很弱小，他们是整个社会的精英，是众多人中的凤毛麟角。周围的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还处在传统的封建礼制之中，他们不理解，也不接受知识分子观点，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有时甚至攻击、诋毁他们，在这样黑暗的环境中，即使有几点火光很快也会被消灭殆尽。知识分子经济和思想上的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的斗争的矛盾性，他们想要走出封建制度的堡垒，却又缺乏走出去的勇气，想要彻底与封建旧传统决裂，却又要依赖这样的环境。他们先进的文化理念与封建旧思想相冲突，他们岌岌可危的理想存在封建环境之中，这就造成了他们想要改变封建旧思想，却不能改变，也改变不了，因为那是他们的根，改变了他们将无处安身，也因为封建制度的根深蒂固，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撼动。例如《胃病》中的K医院办事效率低下，医务人员专业能力平平，还说“你可知道我们病院的规则同国家的法律一样，说礼拜六的午后和礼拜日不诊病。无论人要死要活，总是不诊病的，谁叫他不择个日子生病呢？”当时社会的黑暗与病态可见一斑。

（三） 外因：颓败的社会现实

颓败的社会现实是“零余者”产生的外在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揭开了乌云笼罩的中国，是中国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为中国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向前发展，也造就了一部分具备先进思想、拥有科学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但五四后的中国依然是黑云压城城欲催，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现实状况。旧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纲常仍然主宰者绝大部分人们的思想，民主自由、爱情自由等先进的观念是那些喝过“洋墨水”的人的专利，五四吹进来的新风潮和他们没半点关系，他们照旧过着原来的生活。在这样环境下，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旧有的制度，旧有的伦理纲常面前犹如蚍蜉撼大树、螳臂当车一样，这样的社会现实造成了知识分子愤世嫉俗、孤独压抑的性格。例如《倪焕之》中的倪焕之，他为教育事业注入新风，以新的的教育方式、教育观念来感化淘气的孩子，但在陆又三那里却成了向孩子讨好谄媚、虚情假意的手段，并且认为要通过敌视、阻碍倪焕之的行为来固守自己的阵地。不仅倪焕之一个人，其他教师也基本与他有相同的态度，茕茕孑立的焕之不能力挽狂澜，在无奈中沦为“零余者”。

总之，五四时期的中国旧社会，政治上军阀混战，时局动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社会一片衰败和沉寂。思想上，中国社会虽然接受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但这场革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解放人们的思想，社会上还充斥着封建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的余响。经济上，当时由于政府的管理不当，官员的结党营私，造成了中国经济上的衰败，许多出国留学的学生跟其他国家学生相比，经济上明显差得多，因此他们总是深感自卑。正是这些经济的贫困、政治的混乱、思想的保守使得醒过来的知识分子处处感到茕茕孑立时时觉得苦闷彷徨，更使得他们改变现状的行动成为了飞蛾扑火式的自杀或自戕。

三、“零余者”形象的现实意义

时代的差异，“零余者”所代表的意义是大相径庭的，但无一例外都是时代的表现。“零余者”形象的探究价值就在于这一形象对于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启发与教育意义。“零余者”追本溯源是特殊环境的结果，是那样一个特定的病态的历史、社会环境造就了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的多重心理。试问当今社会是否也存在这样的人呢？答案是无可置疑的。

例如当今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物欲横流，造成了人们价值观的沦陷，有些人的观念就是一切向“钱”看。在这样的病态价值观的指引下，人们极可能把精神追求抛之脑后，不再注重传统美德。人们的内心与精神一旦失去了正确的、优秀的价值导向，就会失去精神的归宿，自然变得孤寂、彷徨、失落、迷茫，最终变成“生命的空壳”，成为了当下时代的“零余者”。

纵观林林总总的“零余者”，都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复杂的心理导致了他们的零余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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