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詩經》的學習，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管理階層不僅僅是陶冶情操的作用，孔子曾經說過“不學詩，無以言”，所謂“無以言”不光是說不好話，而是根據無法在很多場合下去說話。《詩經》的學習其根本就是當時從政、外交的必要技能。《論語.子路篇》第五章記載了孔子對於《詩經》學習重要性的話，其原文是：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詩三百”，錢穆先生認為“《詩》實西周一代之歷史”，“其言治閨門之道者在〈二南〉。言農事富民之道在〈豳風〉。平天下，接諸侯，待群臣之道在〈大、小雅〉。〈頌〉乃政成治定後始作。而得失治亂之情，則〈變風〉、〈變雅〉悉之。故求通上下之情，制禮作樂以治國而安民者，其大綱要旨備於《詩》。誦此三百首，便當達於為政。”《詩經》的內容從齊家之道，到農事富民之道，從為臣之道，到政治得失評論，風土人情，無所不包。讀通了此三百首《詩經》，對於治國理政就應該可以得心應手了。
“專對”，一般認為意思就是出使到別國，能夠自己獨立應對，而不是事事都需要請示彙報。想想也知道，在當時條件下，靠請示彙報開展外事工作是不可能，所以“專對”的意思並不是獨立應對解決問題，而真的是靠《詩經》的內容去應對、溝通。春秋戰國時期雖然說禮崩樂壞，但並不是說所有的禮儀都不講究了，該講究的還是要講究的。
在當時的外事活動中，如果不能靈活運用《詩經》，可以說真的會寸步難行，真的是“不這詩，無以言”。因為在交流過程中，是決對不會用大白話表達自己的意思的，想表達自己的觀點必須是引用《詩經》的相關內容，以《左傳》記載的一次外交活動為例，鄭穆公與魯文公宴於棐，鄭國子家先賦《鴻雁》的首章，魯國大夫季文子答道“寡君未免於此”，也就是我們的國君也不免於此啊，然後賦《四月》一詩的首章。子家又賦《載馳》一詩的第四章，季文子再賦《采薇》的第四章，然後鄭穆公拜謝，魯文公回禮。如果對《詩經》不能掌握到位，對於此次外事活動看都看不懂，更別說應對自如了。反正我是看不懂的。這才是“不能專對”的真正含義。
本章的譯文是，孔子說：“誦讀了《詩經》三百首，把政事託付給他，卻不知道怎樣處理通達；委派他出使他國，不能獨立應對、溝通，即使讀再多的書，又有何用呢？”
朱熹在《論語集註》中註釋道“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詩所體現的是一個時代的風土人情，倫理貴賤，從中可以反映出政治管理之得失，其語言溫厚和平，長於借物抒情、借物詠志。能真正讀通《詩經》者，必然能於政事中長袖善舞，在外交中能言善辨。
對於學《詩》應該注意的事項，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中這樣註釋“孔門設教，主‘博學於文’，然學貴能用。學於《詩》，便須得《詩》之用，此即‘約之以禮’也。若學之不能用，僅求多學，雖多亦仍無用，決非孔門教人博學之意。學者於此不可不辨。”儒家傳道授教，其關鍵是學以致用，正如孔夫子說過的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必須在實踐的基礎上學習，在學習的基礎上踐行，才能讓知行合一，“博學於文”的目的是要通過“約之以禮”的形式，實現“天下歸仁”的目標。“好讀書，不求甚解”是玩物喪志，“學而時習之”才是儒家提倡的，才能“不亦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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