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胥吏對人說，官場就像一輛車子，我等吏人好比趕車的人，主官和屬官好比騾子，我們鞭子一揮，叫他們向左他們就向左，叫他們向右他們就向右。為什麼胥吏把官員視作騾子？為何胥吏敢如此蔑視官員？
古代官場，“縣官不如現管”
在古代官場，“縣官不如現管”。包括辦理文書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辦事人員在內的吏，是編制外的、數量幾倍甚至幾十倍於編制內官員的龐大群體。
表面上，他們地位卑賤有如奴僕，實際上卻是衙門實權的掌控者。他們越權、竊權、弄權、專權以至專政。朝廷內外、國家上下不可一日無吏，但吏又上欺官、下害民，成為國家一害。
以此之故，宋人葉適驚歎：官場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們的天下！清代顧炎武發出了這樣的感嘆：“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燾甚至說，本朝“與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獄吏之貴
高官勳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獄吏凌辱，所謂“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漢書》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漢初功臣周勃，先後任太尉、右丞相，封絳侯。其長子娶了漢文帝之女。當時的周勃，可以說尊貴無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摸透了漢文帝猜忌周勃的心理，誣告周勃要謀反，漢文帝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於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獄中，獄吏才不管你原來當過什麼官、權勢有多大，在監獄這方天地，他就是老大，一切由他說了算。獄吏讓周勃吃了一些苦頭，周勃領教了獄吏的厲害。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結獄吏，“賄以千金”。見錢眼開的獄吏在木簡的背面寫了五個字：“以公主為證。”並提示他：你的兒媳不是當今公主嗎？有現成的一條路，為何不走？
獄吏教的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通過薄昭請出了薄太后。在漢文帝上朝時，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將頭巾解下，擲向漢文帝，責問道：絳侯周勃在平呂祿、呂產之亂時，手握國璽，統率軍隊，此時不反，難道居住在一個小縣，倒要反嗎？漢文帝無話可說，只得答應釋放周勃。周勃被釋後，感慨道：“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
據清代劉體智《異辭錄》一書記載，曾任侍郎的張蔭桓坐牢時，獄吏並不因他曾是“副部級”官員而對他另眼看待。不但如此，還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萬多兩銀子。
張蔭桓很納悶：這獄吏的胃口怎麼這樣大？就問住在隔壁的犯人，一個姓葉的“軍門”（提督軍務總兵官，地方高級軍事長官）：你是不是也要交這麼多銀子？姓葉的人告訴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優惠”的，每天交6400兩銀子。獄吏說，本來要收8000兩，打八折，減至6400兩。二人嘆息不已，都說到了牢裡，才知獄吏有這麼尊貴。
古代貪官不少，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貪。吏比官富的現象，並非個別。明朝李清在《三垣筆記》一書中寫到，刑部一官員說：“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這位刑部官員，一定是見的多了，聽的多了，才會有這樣的感慨。
朱元璋為吏毆官而震怒
宋朝李心傳說：“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這種極不正常的官場現象，不獨發生於宋朝，它在中國古代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小吏不但對百姓專橫，對主官和屬官專橫也是常見的現象。
明朝洪武年間，發生過小吏在公堂公然毆打縣令等官員的案件，而且不止一起。此事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他在親自起草的《御製大誥》中，專列一章，談“吏毆官長”的問題：
“各處有司惟務奸貪，不問民瘼，政聲醜陋，愚民所恥，所以蘇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開化吏人徐文亮等渺視二縣官長鄧源、湯壽輕等，於廳毆打。罪雖吏當，官何人也？”
蘇州常熟縣小吏沈尚、衢州開化縣小吏徐文亮等人，毆打本縣縣令，肇事者都受到了懲處。但朱元璋認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夠的，還要問問，你們這些被打的官員，是怎麼當官的？你們難道沒有責任嗎？
從以上引用的《大誥》內容中可以看出，朱元璋沒有偏袒被打的官員們，他認為，這類事件事出有因。被打官員們不是清官，而是貪官；不是忠良，而是奸邪。他們被打，是咎由自取。各個衙門的官員精力都用於做壞事、撈錢，根本不關心百姓疾苦，以致名聲很壞，為老百姓所恥笑、怨恨，這樣的貪贓枉法官員，怎不招打？
當然，朱元璋是不允許吏毆官這種“犯上作亂”的事情發生的，他在整肅官員的同時，還整胥吏。《御製大誥》及《御製大誥續編》列有數章談整治吏人的問題。例如《御製大誥續編》第十四章規定：布政司、府、州、縣各衙門，今後必須將額定胥吏人數及姓名、職掌寫在榜文上，告之於民。
榜文寫明，本衙門差役幾名，姓甚名誰，當房掌文案吏員是誰，等等。在規定名額之外，不許濫用胥吏，不許“容留不明之人”。朱元璋還規定，榜上必須寫上這段話：“除榜上有名外，餘有假以衙門名色稱皂隸稱簿書者，諸人擒拿赴京。”超過額定人數，非法使用的胥吏，朝廷允許民眾將其扭送至京城，交有關衙門處置。
小吏視官員為騾子
胥吏在本衙門的官員面前，無不卑躬屈節、低三下四、唯唯諾諾，一副奴才的樣子。然而其內心，未必都買官員的賬。在背後，對官員表示不屑和鄙夷的，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雜談》一書中，談到了胥吏背後的狂言：江蘇陽湖（今江蘇常州）人惲世臨，是清代道光年間進士，曾先後任長沙知府、湖南巡撫。
中進士前，他偶爾去北京一家酒館喝酒，聽到一名胥吏對人說，官場就像一輛車子，我等吏人好比趕車的人，主官和屬官好比騾子，我們鞭子一揮，叫他們向左他們就向左，叫他們向右他們就向右。惲世臨聽了，心中暗暗“怪嘆”。
不久，惲世臨考中進士，由翰林改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文選司掌管官員的任命、調動，是“跑官”的人要跑的一個部門。文選司的官員都是有權有勢的所謂“熱官”，該司的胥吏們也架子大、貪慾大。他們曲解“選法”即選拔官員的法規，營私舞弊，敲詐勒索地方官員，因而暴富。
惲世臨是個精細之人，他時時記得酒店裡那名胥吏講的狂話，提醒自己不要被胥吏們當作被駕馭的、可悲可嘆的“騾子”，遇事都要仔細核查，嚴防胥吏們弄鬼。胥吏們想舞弊也沒有下手的機會，因而也就很難撈到油水。
惲世臨這位正六品的主事，斷了胥吏們的財路，他們“奸不得施，怨之入骨，倒書其名於壁”，只能把惲世臨的名字倒寫在牆上，以低劣的手段發洩心中的不滿，真是可笑。
為什麼胥吏把官員視作騾子？為何胥吏們敢於如此蔑視官員？一是因為胥吏們看透了官員，認為他們沒有處理政務、公務的實際本領；二是他們相信，官場由他們撐著，官離了吏，便玩不轉。連嘉慶帝都說：百官聽命於書吏。
上自宰相，下至縣令，都只會簽字畫押，不能實際處理政務、公務，都委權於胥吏，因而一日也離不開胥吏。如此一來，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員？
書吏弄權驚動皇上
衙門裡抄抄寫寫的書吏乍看似乎什麼權也沒有，其實並非如此。他們所抄寫的文件，都是機密，是機密就有人要打探，探聽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員。於是，不規矩的書吏便將他們抄寫的文件內容當作“資源”，奇貨可居，待價而沽，跟有關官員進行交易。
清代最高軍政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軍機處，就多次發生過抄寫人員洩密案。事為乾隆皇帝所知，於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二日上諭中提出嚴厲批評：“軍機處系機要重地，凡事俱應慎密，不容宣洩。今乃有在京直隸、江南、浙江等處提塘，串通軍機處寫字之人，將不發抄之事件抄寄該省督撫者。朕看此情節，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過以此博督撫之歡心，在督撫亦樂其不時私遞，得聞京師信息。”
乾隆上諭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總督、巡撫派駐京城的聯絡官。其職責是傳遞有關本省的文件，實際還兼有刺探朝廷動向的任務，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們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話說，就是“微末之人”，但他們神通廣大，無孔不入。各省總督、巡撫都視他們為親信，常依據他們提供的信息，判斷高層動態及政治風向。
直隸、江南、浙江等省總督、巡撫派駐京城的提塘，買通軍機處的書手，將不發至省級的機密文件，抄寄這些省的總督、巡撫。乾隆帝對有關總督、巡撫從輕處理，免於查究。但對洩密的書吏則嚴肅處置。
以上軍機處書吏為一己之私而洩密於地方官的一連串事件，在古代官場具有典型性。而為出賣情報而洩密的，又何止清代軍機處的書吏！
轉自：共產黨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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