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兮福所致，福兮禍所依，紀念薄伽丘、牛頓與哪兩場大瘟疫
大瘟疫，紀念科學主義
瘟疫對人類的殺傷力，超過戰爭。
生命科學與遺傳學告訴我們，人類能活著並繁衍到現在，至少經歷過瀕臨滅絕的大瘟疫上千次，每一次都原始而慘烈。
到今天，留下來的痕跡，都凝結在人類的身體裡，尤其是大腸裡，無數瘟疫遺留下來的細菌在人類大腸裡活躍著，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
曾經，在科學無發展，文明不進步的歲月裡，人類靠著自己的免疫力，通過一次次大犧牲，大死亡，獲得身體與大自然的和解，贏得與大自然共存的機會，哪是人類卑微的，毫無還手之力的時代。
可人類不能一直被動，人類要“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在生產力的大發展下，到今天，遇到瘟疫，我們不再束手無策，首先想到的是求助於科學。
一步步走來不容易，其中決定性的兩次大進步，更是從瘟疫中來，甚至將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稱為“從瘟疫中來，到瘟疫中去”也不為過。
十二世紀初，哪是歐洲“中世紀黑暗”的末期，自然科學被宗教侵蝕1000多年，高度停滯，歐洲迎來史無前例的大瘟疫，黑死病導致歐洲2500多萬人死亡，人類束手無策，嚴格意義上說是神權統治下的歐洲束手無策。
歐洲人口減少1/3，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裡，人類來到思想大解放的前夜，瘟疫肆虐的歲月裡，逃避瘟疫到鄉下的薄伽丘，歷經五載思考，寫下《十日談》，《十日談》解構神權階層的腐朽與敗壞，“百姓苦神權階層久矣”，西方文明由此大覺醒，人類揮手作別中世紀，從自己親手束的繭裡爬出來，人類文明迎來自然科學復興的曙光。
這是第一次，大瘟疫帶來大覺醒。
300年後，故事發生在英格蘭島上。
倫敦大瘟疫導致8萬人死亡，哪是倫敦總人工的1/5，躲避倫敦大瘟疫回到鄉下的牛頓，思考兩年後，寫下近代文明基石的《自然哲學的數字原理》。
以此為基礎，人類對存在，對自然的研究進入新時代。
以牛頓為頂峰，一路開掛的英格蘭以科學推動憲政，狂飆突進，自然科學就是堅船利炮，300年時間裡，大英帝國將自然科學大發展下的文明硬生生的強買強賣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這是大瘟疫帶來大進步，自然科學大普世的第二個故事。
回顧悠悠歷史，不得不讓人，感嘆萬千。
中世紀1000年，人類作繭自縛，接下來的歲月裡，有偉大的薄伽丘與牛頓，人類從繭中幻化成蝴蝶。
必須得讚美，瘟疫帶來的寂靜之下，喧囂退去，是哲人的思考在萌芽，這孕育著人類飛躍的基石。
人類有過讓自己失望過，但人類從來不曾絕望過。
就是如此這般，做為萬物之靈，人類生生不息。
2020.01.28 於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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