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雍正，可以說是深諳“腹黑”之道，這一點在其處置年羹堯的過程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雍正對於年羹堯居功自傲、目無君主、貪汙腐敗、結黨營私的行為甚是不滿，並且已經是下定決心要懲治年羹堯，可是自始至終，雍正都將自己置於一個非常“被動”的局面。
他首先將包括原四川巡撫蔡珽在內的一批與年羹堯有著“舊仇”的官員予以了提拔，利用雙方矛盾開始蒐羅年羹堯的罪證。之後，他又藉著年羹堯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的“筆誤”大做文章，進而將年羹堯調離了西北，讓其遠離其政治影響力的中心。隨後，他又不斷的暗示官員們上疏彈劾年羹堯，特別他藉著年羹堯的舊部急於抽身其中、與年羹堯劃清界限的心態，鼓動其對年羹堯進行揭發檢舉，使得年羹堯陷入到眾叛親離的地步，營造一種“天怒人怨”輿論氛圍。
這樣一來，雍正等於是在迫於無奈，並且為的是平息朝中反對之聲的情況下，賜年羹堯以自盡，就此達成了自己的目的，而他也不會背上“殺功臣”的罵名。
《雍正王朝》中，雍正也面臨這同樣的情況。
年羹堯飛揚跋扈，引得了朝中眾臣們的一直不滿，而他擅自殺掉孫嘉誠，更是讓朝野上下一片譁然，對其的聲討之聲更是一浪高過了一浪，以至於雍正將年羹堯一擼到底都不能平息朝堂上對其的不滿與痛恨，非要雍正將年羹堯至於死地。
可是，面對這樣的情況，雍正一直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直到張廷玉向他進諫後，他終於下旨將年羹堯處死。
在這其中，有著雍正自己的考量，與此同時，還包含著雍正對於張廷玉的一種“補償”。而直到這個時候才勸諫雍正殺掉年羹堯，也體現著張廷玉處世之道與為官哲學。
雍正下旨處死張廷璐，讓雍正對於張廷玉深感愧疚。
在此前的“科場弊案”中，張廷玉的弟弟張廷璐作為正主考，擅自默許幾位考生夾帶，縱容舞弊，而在面對考題洩露這樣嚴重的考場事故，更是非但沒有及時有效的處理解決，甚至還為了保全自己的聲譽，極力干涉副主考李紱徹查此事。
這件事情的發生，讓雍正非常的憤怒。
一方面，雍正對於這次科舉考試是給予厚望的，他希望籍此為國家、為朝廷選拔優秀的人才，培養一批青年才俊充實國家的官僚隊伍，更重要的是，這些人都是被雍正視為“自己人”，將來要承載推行新政的重任的。可以說，張廷璐的行為險些讓雍正的全盤計劃毀於一旦。
另一方面，雍正剛剛登基，立足未穩，而朝臣們在八阿哥胤禩等人的暗中佈置與串聯下，紛紛上疏請奏要保全張廷璐以及同樣犯了大錯的諾敏，這無疑是公然與雍正進行叫板。如果雍正退讓，就意味著皇權威嚴的掃地，此後類似的事情將會層出不窮。所以為了維繫皇權統治的根基，樹立自己的威信，雍正也必須將這二人處死，以起到警示朝臣的作用。
然而，雍正卻遲遲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是因為他在等著張廷玉的表態。
張廷玉是康熙留給雍正的股肱之臣，也是上書房的首輔大臣，並且他本人對此前的康熙以及現在的雍正都是忠心耿耿，張廷玉的價值、作用以及影響力，雍正是非常的清楚，這個時候的雍正是絕對不能失去張廷玉的輔助和支持的。所以，只有當張廷玉主動上疏，請雍正處死張廷璐的時候，雍正才會做出最後的決定。
當然，除此之外，雍正也希望藉由張廷玉與張廷璐的特殊身份，以及張廷玉如此“大義滅親”的行為，穩定住朝堂輿論，堅定自己擅殺張廷璐和諾敏的決心，更要表明自己整飭吏治、推行新政的決心。而這不僅僅是做給那些保奏二人的官員們的看的，實際上更是做給八阿哥胤禩等自己的反對者們的看的。
可雍正心裡非常的清楚，張廷玉就算是在“大公無私”，他也是要揹負著“罵名”，以及還要承擔著失去親人的苦痛。所以對於這件事情，雍正也是一直記在心裡，除了對張廷玉在刑場上所進行的安慰外，還對其是信任有加，不斷進行提拔和封賞，為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來對張廷玉這份“大義滅親”的犧牲，來表示感謝與補償。
直諫雍正處死年羹堯，對於張廷玉來說，單憑擅殺孫嘉誠這一件事情，他都會這麼做。
對於張廷玉來說，年羹堯的過錯不僅僅是他的驕縱狂傲以及目無君主、目無法紀，擅殺孫嘉誠這件事，才是最讓張廷玉倍感心痛與惋惜。
張廷玉之於孫嘉誠，可謂是亦師亦友，而張廷玉對於孫嘉誠清正廉潔、敢於直諫的為官作風，也是頗為欣賞。儘管兩人在身份、地位、官階與職級上有著不小的差距，但是在交情上來說，絕對可以是堪稱“知己”般的存在。
在此之前，正是張廷玉夜訪孫嘉誠，帶來了雍正對其予以重用的消息，讓兩人正式建立了交集；後來，又是孫嘉誠代表著所有的御史大夫，請求張廷玉“大義滅親”，讓張廷玉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輿論包袱，找到了一個“臺階”。
而孫嘉誠跟隨年羹堯前往西北地區推行“火耗歸公”的新政，更是張廷玉接受了雍正的旨意和安排，親自進行了勸說。可如今，孫嘉誠客死西北、命喪年羹堯之手，張廷玉在痛心疾首的同時，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罪責，對於孫嘉誠充滿了愧疚與歉意。
與此同時，張廷玉的極度難過，不僅僅是因為他痛失了摯友，置於朝廷而言，則失去的是一位忠臣、能臣和諍臣。
孫嘉誠儘管在一些場合下，會不顧官場體統，以下犯上、口無遮攔，可雍正以及張廷玉都是非常清楚，孫嘉誠如此行事並不是為了表現自己，而是確實是為了國家的發展與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定，為的是整個王朝的社稷。因此雍正雖然是嘴上對他是屢次加以斥責，心中還是非常的欽佩與感激的。
特別是這次，孫嘉誠不顧個人的安危，放下他與年羹堯之間的矛盾，隻身前往西北推行“火耗歸公”，也正是他不畏強權、一心為公的精神品質的最好展現。
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年羹堯只為一己私怨以及個人的利益，就全然不顧國家大局，也不考慮孫嘉誠之於雍正的價值與意義，不經請示就將其擅殺掉，這無疑是雍正的重大損失，也是整個朝廷的重要損失。
於私，張廷玉是感念自己與孫嘉誠的私交，於公，是為了幫助雍正平民憤、正朝綱，張廷玉直諫雍正處死年羹堯是一種必然。
然而，可即便如此，張廷玉卻在此之前一直沒有對此發表任何的看法，而這便是張廷玉“精明”的為官之道的體現。
一來，張廷玉這樣做事為了維繫雍正的顏面。
在此之前，雍正因為沒有進行調研，就輕率的褒獎諾敏為“天下第一巡撫”，已經弄得是非常的尷尬。而這一次，年羹堯的表現也同樣的辜負了雍正對其的栽培與封賞，雍正再一次被狠狠“打臉”。
在這樣一個雍正感到極度為難與臉上無光的時刻，張廷玉不好再在雍正的“傷口”上撒鹽，甚至連孫嘉誠的去世後，在沒有得到雍正首肯的情況下，都不去拜祭孫嘉誠的靈堂，這些無疑都是在為雍正進行著考量。
二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表態將會有著重要的輿論導向作用。
張廷玉是上書房的首輔大臣，還是軍機大臣，如果說馬齊是滿洲官員的代表的話，那麼張廷玉毫無疑問就是漢族官員們的領袖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張廷玉的表態將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甚至會讓已經一片倒的朝堂輿論，變得愈發的不可收拾，而這也必然為雍正所反感。其原因在於不僅僅是這份輿論上的傾斜將會給雍正帶來巨大的壓力，更是讓張廷玉成為了“出頭鳥”，也會為雍正所記恨。
所以，作為官場的“老江湖”，即便是從明哲保身的角度出發，張廷玉也是不會犯這種原則性的錯誤的。
因此，一直到年羹堯被雍正貶謫為杭州守城門這樣的的從九門末吏之前，都一直沒有表達自己的觀點，只是因為他表態的“時機”還沒有到。
實際上，給予年羹堯最後一擊的機會，也是雍正留給張廷玉的。
此時的張廷玉和雍正，在對待年羹堯的問題上，可以說是達成了一種“默契”。
年羹堯自掘墳墓的行為已然讓其是無可救藥，如果說此前雍正尚且念及其功勳想著網開一面，可如今不僅是朝堂上的殺掉年羹堯輿論依然鋪天蓋地，就連年羹堯本人的行為，也很難讓雍正在想要將他留存於世。
所以，這個時候張廷玉直諫雍正，應該殺掉年羹堯了。
“皇上，各省的督撫都上摺子說話了，這件事是該做個了斷了。。。。。。雖然朝廷有議功一說，但功過相抵，他仍然死有餘辜。”
“年羹堯至今猶穿著黃馬褂昭示與城門之下，招搖於鬧市之中，是誠何心？無非炫耀平西北之功，示世人鳥盡弓藏之意。此人一日不去，皇上聖名就一日受到沾汙。”
可以說，這是張廷玉給了雍正最後的一個“臺階”，讓雍正不承擔“鳥盡弓藏”的罵名基礎上，進而能夠在輿論的壓力下以及在朝臣們的勸諫聲中，殺掉年羹堯，其中，也包括了他這位上書房首輔大臣兼軍機大臣的意見。
而對於雍正來說，他實際上也是在等著張廷玉的這份直諫。
首先，雍正為的是保全自己的顏面。
在此之前，在殺諾敏和張廷璐的時候，雍正就與百官們有過一次正面的較量，那一次是雍正頂住了朝臣的力保之聲，堅持己見，殺掉了這二人。這一次也是同樣的，朝臣們紛紛上疏彈劾，請求殺掉年羹堯，如果雍正真的聽取了朝臣們的意見，那麼雍正的皇權威嚴將受到損害。
更重要的是，如此一來會給世人留下的印象是雍正是被朝臣們“牽著鼻子走”的，這是雍正所斷然不能接受的，況且處於年羹堯的功勳以及他與年羹堯特殊的關係，最開始的雍正真的沒有想殺掉年羹堯。
其次，雍正這就是要給足了張廷玉面子，樹立張廷玉的威信。
朝臣們百般勸諫，雍正一直都是不予批准，唯獨張廷玉張廷玉的勸諫予以了同意，這無疑昭示了張廷玉在雍正心中的地位。
而這實際上也是做給朝臣們的看的，為的就是進一步拔高張廷玉的威信與影響力，畢竟張廷玉是雍正認定的忠臣良相，官員們以張廷玉“馬首是瞻”，跟隨其步伐，往後可以節省雍正很多的力氣，形成統一的意見和聲音，進而讓新政更加有效的推進實施。
再次，就是雍正表達對於張廷玉的器重與感念。
可以說，雍正對於張廷玉的這份重視與信任，也是在做給張廷玉來看的，表達的是自己對於張廷玉的認可，讓張廷玉能夠認識到他之於雍正的價值與意義，更好的輔佐和協助自己。
當然，這些也都是雍正對於張廷玉的一種“補償”。
在此之前張廷玉“大義滅親”，以大局為重，請奏處死了自己的親弟弟張廷璐，雍正也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在寬慰張廷玉的同時，給予其足夠的重視，從而以表明自己的態度。
對於張廷玉來說，他在整個過程中也表現出了自己的“老謀深算”的一面。一方面能夠繼續為雍正進行的全面的考量，在恰當的時候說恰當的話、做恰當的事，算是將他的那種“精明”發揮到了極致；另一方面，他又能恪守“君臣之道”，識大體、顧大局，既能自己“背鍋”，又能為雍正“找臺階”，算是成功的幫助雍正度過這次關乎朝堂威名與身後榮辱的輿論“危機”，可謂大功一件。
而在這一系列細節中所蘊含著的道理，也值得我們好好回顧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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