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橋
橋柱護墩
1965年冬，在回瀾橋原址上新建的公路橋
周書浩
巴保路，即元、明、清以來巴州至保寧府（府治閬中）之路，系米倉道從北至南延伸到巴州後分支的西向幹道。
“三橋”，指巴保路巴州至恩陽場之間行人先後經過的三座古橋：永安橋、回瀾橋、白玉橋。
巴州州治至保寧府府治閬中，由巴州州城西門始，第一站便是永安橋，接下來的走向地點為炮臺埡——棗兒塘——東興場（舊名“都興”）——回瀾橋——恩陽場（支線：東興場——燕飛山——白玉橋——恩陽場）——石硤子（佛圖關）——踏泥橋——貓兒鋪——柳林鋪——棋盤埡——花叢埡——金銀坎——尹家鋪，之後入儀隴縣境，最後至閬中。
從以上線路看，巴保路上遠遠不止三座橋。從巴州至保寧府之間，行人所經橋樑實際上多達十數座。本文擇巴州境內也就是巴州至恩陽場之間的永安橋、回瀾橋、白玉橋著筆，是出於對這三座橋歷史文化價值的考量，故對它們一一考述，旨在還原它們的歷史狀貌，釐清一些因年代久遠、似是而非的誤會。
永安橋
永安橋即柳津橋，位於巴州區原巴州鎮後壩村與迴風村交界處的柳津溪口，即今巴州區西城街道辦事處紅軍路公路大廈附近。
《（道光）巴州志》卷二《建置志（上）·津樑》：“柳津橋，在州西五里觀音巖，舊有折柳亭。”又“永安橋”條：“在州南五里。”
明人張楨《巴州永安橋記》：
蓋聞牧民之職莫大於興利而除害也。誠能利於民者興之，害於民者除之，則為政之道得矣。四川保寧之巴州，道出郭西行僅二里許，乃京師大路也。有溪一所，狹而陡峻，昔曾建板橋其上以通行者。嘗因其狹窄而小其規模，每遇夏潦，山水湍暴，多至傾圮。過者每洗足，由陸路以涉，因號為“洗腳溪”。正統甲子，夏署縣事幕賓、廣昌寧公淵明，架木為橋，上覆以屋，旁設橫棟，其利於往來者多矣。橋成，復觀音堂於東南之巖，以鎮壓山魈水怪之惑人者，名曰“永安橋”。
張楨文中的永安橋在“出郭西行僅二里許”，《（道光）巴州志》所載永安橋在“州南五里”。方位不同，各是一橋，取名“永安”，皆取祥瑞吉兆之意。
言及永安橋（柳津橋）離州城的距離，張楨文載“二里許”，志書載“五里”。古代測量技術不發達，道路里程大多靠目測估計，準確度自然就大打折扣。這“二里許”“五里”都是概數，差距並不太大，可等同視之。
志書所載的柳津橋並非我們今天看到的橫跨巴河南北的柳津橋。橫跨巴河的柳津橋因南端接近古柳津橋遺址，古柳津橋遺址填埋被公路取代後，橫跨巴河的新橋沿用了“柳津橋”這一古老名字，也算是對古橋的一種紀念吧。
從《巴州永安橋記》中我們得知，巴州城西的溪口（柳津溪口），自明代就建有木板橋供行人通行。此處是經米倉道前往保寧府、成都、利州（今廣元市利州區）、興元府（府治今漢中市南鄭區）及京城的大路。因橋面窄小，因陋就簡，夏日大雨後，山洪暴發，橋先後多次被大水沖毀。無橋時，行人只好涉水過溪，戲稱此地“洗腳溪”。到了明英宗正統九年夏天，也就是公元1444年夏天，代理巴縣〔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降巴州為巴縣，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復升巴縣為巴州〕知縣的幕賓、廣昌人寧淵明在此建廊橋一座，方便行人過往。廊橋建成後，又在橋東南的巖穴處建觀音堂（原觀音堂毀於“鄢藍之亂”），鎮壓山魈水怪，願景新建之橋不再被洪水沖毀、行人平安（古人認為，山洪暴發往往是山魈水怪在興風作浪）。
因永安橋東南巖穴建有觀音堂（廟），巖穴便被人們習慣稱為“觀音巖”。
《（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蹟》“折柳亭”條引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在州西門外，自昔入京師之路。巴州柳，風態絕殊，太守鄭淵愛之，因以名亭，取折柳贈行人之意。”又引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嘉佑五年，太守鄭淵賦‘折柳詩十絕’刻石，其自序見折柳亭下。”
折柳亭，在柳津橋與觀音巖鄰接處，舊名“柳津亭”，鄭淵知巴州（全稱“知軍州事”，即巴州行政長官），嘉佑五年（1060）改名“折柳亭”。
《（民國）巴中縣誌》第四編《志餘（上）·古蹟》“觀音崖”條：“在縣西五里柳津橋側百花池上。《志稿》〔即謝一鳴、文尚雅撰《巴州志稿》（又名《巴州志略》），寫本——引者注，下同〕雲：‘近折柳亭。明州守吳朝宗〔此說有誤。吳朝宗，號會海，建昌（今江西永修縣）人。《（道光）保寧府志·職官》載吳為巴州州判，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閬中籍進士陳宗虞《二關記》亦載吳為州判。吳在巴州任州判為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前後，當時巴州知州為潘良貴〕鑿。’乾隆壬辰三十七年，州守楊周冕鐫‘掛雲’二字於崖壁，故又呼為‘掛雲崖’。”
《（道光）巴州志》說鄭淵“折柳詩十絕”刻石“在今柳津橋之觀音巖”。嘉佑五年鄭淵知巴州作《折柳詩》十絕句刻於觀音岩石壁，今已不存。該志卷九《藝文志（下）·題名》“觀音巖”條：“‘掛雲’，乾隆壬辰楊周冕書。此刻在柳津橋路旁觀音巖寺中。”
楊周冕，進士出身，雲南人。清乾隆壬辰年（1772）以羅江縣（今德陽市羅江縣）知縣升巴州代理知州。工書法，好做擘窠大書。除了在觀音巖書“掛雲”二字，還在恩陽老場大石坎巖壁上題名“隋恩陽縣”。
觀音寺即觀音堂。因建公路，寺已毀；“掛雲”二字裸露於懸崖，建公路時，與觀音寺同毀。
地名變更中有一個重要現象即“雅化”，也就是由鄙野的稱呼轉化成文雅的叫法。明清以來，地名“雅化”是一種常見的文化現象。永安橋——一個普通而又毫無個性色彩的名字，按志書記載，州城之南亦有這個橋名。緣於靠近柳津亭（折柳亭），地方文人雅士便改名“柳津橋”。最遲，在乾隆年間就有“柳津橋”的叫法了，日後固定化。可以遙想，身為明英宗正統九年巴縣（後來的巴州）知縣幕賓的寧淵明建的廊橋（永安橋），沒有管多長時間也被洪水沖毀了。為了一勞永逸，州人又在柳津溪口原永安橋遺址上建了堅固的石拱橋方便行人。到了民國三十八年（1949），這座長約8米、寬約3米、高約6米的單孔石拱橋依然存在。單孔石拱橋拱頂有龍頭，下有龍尾，橋兩側建有石欄杆。
1959年，單孔石拱橋又加寬1.5米、加高1米，兩端各有0.5米的石欄杆，作了公路橋。車輛從巴中縣城西出，必經此橋。
巴中建地設市以來，隨著城市建設與改造步伐的加快，柳津橋被填埋，成為紅軍路的一部分。而它的名字早已被1978年12月在它前方右側不遠建成的橫跨巴河南北，長178米、高22米、寬9米，4孔跨徑各25米、兩孔跨徑各10米的新大橋取代。
陵谷變遷，“柳津橋”徹底換了一個地方。
回瀾橋
回瀾橋，跨鹿溪河，故又名鹿溪橋、古溪橋（“鹿”“古”乃一音之轉、當地人讀音之變），位於恩陽區登科街道辦事處古溪村境內。
瀾，大浪；回瀾，即大水退卻。寓意石橋壓倒洪水，固而安。當然，這也是人們的願景。
《（道光）巴州志》卷二《建置志（上）·津樑》：“回瀾橋即古溪橋，亦名鹿溪橋。在州西六十里，達保寧要路。高三丈、長八丈。知州李汝琬勸捐建造。有碑記。”
志書記載回瀾橋在巴州通往保寧府的要道上，距州城六十里，是巴州知州李汝琬倡導並捐資建造的一座古石橋。
查《（道光）巴州志》卷五《職官志·文職》得知，李汝琬，陝西咸寧（今西安市長安區）人。附生（明清“附學生”簡稱。明代在廩膳、增廣生定額之外所取的府、州、縣學生員，因附於廩膳、增廣生之後，故稱附學生員，簡稱“附生”。清代沿襲）。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任巴州知州。
清末歲貢生、民國初年巴中縣視學（督學）、民國十二年（1923）巴中縣知事馬傳芝聘請的《（民國）巴中縣誌》編修之一的鄔承章，曾於宣統三年（1911）作《回瀾橋記》，記述該橋建築宏偉、便利交通，並澄清此橋系民建，而非李汝琬建，糾正《（道光）巴州志》的誤載。
據鄔承章記載，他家就在回瀾橋附近，家與橋僅僅相距一里多路，離橋非常近。閒暇時，他曾與人在橋上憑欄眺望，只見“冠蓋絡繹，行旅多出其途”，便滋生了考證此橋建修經過的念頭。可是，當年修橋的人全都離世了，修橋的碑記也無法找到，心裡便有失望的感覺。一天偶然閱讀道光年間編修的《巴州志》，志書上記載該橋為前州主（即知州）李汝琬勸捐所修。鄔承章考察了附近村莊裡的多個古碑，也沒有發現類似記載。李汝琬建回瀾橋，《巴州志》成為孤證。
光緒三十年（1904）冬，鄔承章再次被巴州州署任用，管理州境內的學田（興辦教育置的田產）。一次因公出差到州南竹山寺（在今平昌縣響灘鎮竹山村境內），聽當地人介紹，寺裡有個叫馮映山、法名“海月”的嶽州（今湖南嶽陽）和尚，雲遊棲身於此，眾僧推他為方丈。凡有善舉，海月方丈無不熱心奔走、竭力經營。巴州的南泉寺(在州城西門外，今南泉寺街為當年建寺處)、朝陽寺（一說在今恩陽區柳林鎮境內，一說在今巴州區柳崗鄉境內，一說位於巴州區曾口鎮巴河之西臥牛山朝陽巖中，不知誰是誰非）等三十多所寺廟都是經他或修繕或重建。他還建了兩個地方的橋，回瀾橋便是其中之一。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在竹山寺，鄔承章終於見到了回瀾橋的建修者之一的海月方丈。經瞭解，海月方丈告訴了鄔承章建造回瀾橋的經過。原來，該橋屢修屢圮。乾隆三十七年（1772），巴州知州齊光祚〔漢軍鑲黃旗舉人。《（道光）巴州志》卷五《職官志·文職》載齊光祚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巴州知州；謝一鳴、文尚雅撰《巴州志略·秩官》載齊光祚乾隆四十一年（1776）任巴州知州。“三十七年”說、“三十九年”說、“四十一年”說，不知誰是誰非〕剛到任，便決定重修此橋。命海月與鄔承章祖鄔九明，鄉耆楊士奇、譚世彩三人督辦這項德政工程。鄔九明、楊士奇、譚世彩均是當時當地有名望的人。海月慷慨捐一千兩銀子，鄔承章祖鄔九明與同事亦捐巨資建橋。經過兩年時間施工，橋建成，花費了七千多兩銀子。
橋建成，當時無人記載此事。《巴州志》載此橋為李汝琬建，傳錄失實。對此，鄔承章在《回瀾橋記》文末有感而發：
何以發潛德之幽光乎？予竊怪世之秉筆者，偶有創建，獨歸美士大夫，而於鄉曲之善舉，則漠然置之。此倡義者，所以灰心也。雖海月寄身空門，無求名之一念。而吾輩有表彰善類之責。矧道路橋樑為近今自治之一端。吾川爭築鐵路，力杜外人覬覦。倘能如方外人毅力擔負，則路事可指日告成也，區區橋工云爾哉。
作者本意是稱揚建橋者功績、遠播其聲名，不意在文末借題發揮，由積德行善的修橋補路，聯繫到當時四川省提倡獨立自治，爭取川漢鐵路修築權，主旨由稱揚外在事功向表達內在自我轉化，借修橋話題論說政治理念，視野一變，境界隨之一開，不再囿於歌功頌德，文章便有了厚重感。
橋建成，秦蜀往來暢通無阻。建成的回瀾橋高五丈、長一百四十餘尺，為當時州西最浩大的工程。橋上建長廊，中有小樓置神像於其中，兩旁翼以石欄杆，密排如雁齒。規模之宏闊，可與成都歷史上的駟馬橋、萬里橋媲美。
廊橋俗稱“屋橋”，自宋代起便在各地流行。橋上建屋可減少雨水對橋樑的侵蝕，提高橋身抵禦衝擊的穩定性，方便行人避雨休憩，美化橋樑外部形態。一些地方，甚至有人將亭屋修整為酒館飯鋪，做起飲食生意。
鄔承章感慨，駟馬橋、萬里橋之所以揚名後世，多因文字而傳——司馬相如題橋，“駟馬”之跡遂顯；杜工部（杜甫）善詩，“萬里”之名愈著。唯獨回瀾橋籍籍無名，湮沒一百四十餘年。當初之所以不知創始者，原因在於清廷進軍金川平亂，戰事緊迫，建橋者“不暇載筆而勒諸石”並公諸於眾。
民國三十八年（1949），修築巴（中）儀（隴）公路，回瀾橋成了公路橋。
1965年夏，百年難遇的山洪沖垮回瀾橋。該年冬，巴中縣重建成長53.6米、寬7米、三孔跨徑各13米的石拱橋，通行至今。
白玉橋
白玉橋，在回瀾橋東南約一公里處，位於恩陽區登科街道辦事處白玉村境內的鹿溪河下游。
白玉橋，顧名思義乃玉石所造。然而並非如此。
劉春恆《白玉橋記》：“玉，重器也。白玉，尤玉之良者也。以橋名，志不朽也。”
玉為貴重之物。從成色、質地而言，白玉乃玉石中的精品。以“白玉”命橋名，寓意此橋堅不可摧、固而不毀——當然，這也是建橋者與作文者的願景。
劉春恆，清道光丁酉（1837）拔貢（由地方貢入國子監的生員之一種。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為逢“酉”一選，即十二年考一次。優選者以小京官用，次選以教諭用）。與名士徐有章（著《懷夢山館詩集》），道光戊戌（1838）科進士、兵部主事金玉麟（著《二瓦硯齋詩鈔》十卷，曾流寓巴州）交好，為道（光）鹹（豐）間巴州著名文人之一。
白玉橋始建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日後，或二十年，或十年，或五六年屢圮屢修。每次修橋都有記載，並且有碑碣可考查。不斷建橋的原因在於：歷次所建之橋設計不合理或過於簡易，抵禦不了兇猛的洪水衝擊。以前所建之橋，高不盈丈，闊不逾仞（一仞等於周尺八尺或七尺，周尺一尺約合二十三釐米），長不越五尋（一尋等於八尺）；加之橋兩端的石板搭在鬆軟的土岸上，中間只有四個橋孔排洩河水，一旦山洪暴發，溪水猛漲，橋兩端的土岸很容易被洪水浸泡鬆軟，失去承重能力，最終導致橋墩被大水衝擊移位或損毀，橋樑斷裂，橋面塌陷。正是“石力薄而水力厚”不敵山洪導致人們前功盡棄。
咸豐七年（1857）春，橋西端的橋墩又開始傾斜，行人鋌而走險，仍通行於這座“病橋”。當地鄉賢詹大觀、劉春彤認為舊橋不能如此廢棄，然而舊橋的設計必須改進，決定承首改造此橋。該年夏天開始募資鳩工，維修此橋。經過十一個月的施工，咸豐八年（1858）三月十六日此橋維修告竣。
與舊橋相比，新橋增高丈餘，增寬尺餘，橋長了一倍。橋的兩端直抵東西石壁，共有八個橋孔（劉春恆記為“下空十道以分水勢”）排洩河水。此次修橋，旨在加長、增寬、升高、多孔，目的是更大範圍疏導河水。開鑿了堅固碩大的條石堆砌橋墩，每個橋墩又加碼了護石防洪水衝擊，橋面由十餘塊厚重的石板拼接而成。新橋高高地橫跨於鹿溪河上，如長虹臥波，雄偉壯觀，建橋者也預計橋的使用年限會很長的。
新橋建成，劉春恆作《白玉橋記》。劉在文章結尾感慨：
凡人舉事，精神志慮必有以固持千百年之遙，而後物曲效能，足資捍衛，以垂久永。斯舉也，首事殫精淬慮，大眾奔走偕來，富輸其資，貧竭其力，歡欣鼓舞，以蕆厥事。所謂眾志成城，其庶幾乎。詎惟石工之足憑乎哉？雖然物之成虧，有數存焉。陵谷變遷何有乎斯橋？安知數十百年後，白玉不有時而玷乎。其玷也，其廢也。有其廢之，有其舉之，雖終古有盈無虧可也。自今以後，其勿以橋為石也，以為玉也，白玉也，寶之護之，又從而續加勤焉。庶有合古人命名之義。是所望於千萬世以後之來者。
《白玉橋記》一文，一是說明橋名“白玉”是其質優不會朽壞；二是總結了舊橋因設計缺陷而導致屢修屢圮的教訓；三是記述新橋為當地鄉賢組織居民集資出力，合理設計、精心施工，把橋建得既美觀又堅固，橋仍名“白玉”——以後，人們要像美玉那樣愛惜它保護它。文中地理變遷、橋樑興毀、建築原理、材料工費、規模尺寸乃至對修建者品格均作了全面細緻的書寫，為後人保留了豐富而珍貴的史料，對後人研究巴中地區明清社會史、交通史具有重要價值。
改建後的白玉橋，歷經了160餘年的洪水衝擊，至今橫亙在鹿溪河上供人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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