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 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漫談中國人的生存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

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漫談中國人的生存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

01

老子在《道德經》第80章中,總結性的為我們描述了一幅未來的“理想國”,他是這麼說的:

小邦寡民(未來是“小邦寡民”式的理想社會)。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人們再也不用百十人共享一個器皿),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人民珍惜自己的生命不用捨近求遠)。雖有舟輿無所乘之(家家雖然有舟有車但大多都是擺設);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雖然能看見盔甲兵器卻無陳列之處)。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人民從結繩的啟示中獲得更高智慧)。甘其食(品嚐著甘甜的佳餚),美其服(欣賞著美麗的服裝),安其居(享受於安居的生活),樂其俗(陶醉於快樂的民俗)。

鄰邦相望(鄰里之間相互觀望),雞犬之聲相聞(雞犬之聲相互聞聽),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孔子也曾三次問道於老子,但他的核心理想是“克己復禮”、“吾從周”。到了孟子就變成了“成仁取義”。到了西漢的董仲舒異化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直至南宋朱熹變態的弄出了“存天理、滅人慾”。

1840年,英法聯軍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終於敲開了清朝中國的大門,延續了近三千年的農業文明遭遇工商業文明的生硬挑戰。換言之,東方哲學體系也被西方的哲學體系自此逐漸、徹底取代。

別的不說,就說李鴻章吧,辦了三十年洋務,打造了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雖然,1894年黃海一戰全軍覆滅,可是,李鴻章個人早就“全盤西化”了。據說,他抽雪茄,喝洋酒,家裡的客廳裝修全是歐式的,連一張皮沙發都是從意大利進口的。

可170餘年過去了,無論是老子、孔子還是朱熹的理想均沒有實現。李鴻章就更不值一提了。甚而相反,從1916年的“新文化運動”至今,孔子還被“打倒”了無數次,“天地君親師”的教師在某些歷史時期,被視為“臭老九”。

然而,近些年來,“國學熱”、“大師熱”卻又屢見不鮮,而一邊又是明星當道,娛樂至死。冷眼旁觀,其實,還是三千年前的老子早就洞察了這一切,在《道德經》第12章中,他說:

五色令人目盲(貪圖美色令人看不清醜惡);五音令人耳聾(喜聞順音令人聽不到忠言);五味令人口爽(美味佳餚令人品不了疾苦);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馳騁田獵令人心狂意躁);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令人圖謀不軌)。是以聖人之治(因此聖人治理國家),為腹不為目(重視內在的充實而放棄表面的愉悅),

故去彼取此(所以知道如何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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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與得,這兩個字,幾乎可以說是中國人的生存哲學之核心。可是,三千年了,我們究竟舍掉了什麼?又得到了什麼?

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信息量巨大的時代,東西方激烈碰撞的時代,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小到每一個家庭,個體的人,其實,我們都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被捲入到一種時代變遷的“大漩渦”之中。只是,大部分人不自知罷了。

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就是,我們漸漸失去了“精神信仰”(非信仰,我們並沒有信仰),找不到存在感、幸福感,只有可憐的“獲得感”。甚而,就這麼一點獲得感也幾乎不保了。

網上總結2019年的關鍵詞就是四個字——我太難了!!貌似調侃,實為大部分中國人的心聲。為什麼會是這樣?我們究竟又該何去何從?

我想,我並不能給大家一個確切的答案。我也是芸芸眾生之一員,只是,作為一個冷靜的觀察者與寫作者,或許,我們可以從人文的角度,來解讀一二。

何謂“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我以為是,——中國從歷朝歷代延展至今,已經是接近到了一個歷史(進程)的臨界點了。但在這個節點上,我們似乎毫無辦法。猶如一個漁夫駕著一條破船,飄蕩在茫茫海上,既看不到岸邊,食物、淡水也都所剩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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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回望兩千多年的專制集權、皇帝坐天下的中國歷史,看似循環往復,一潭死水。

但是,歷次改朝換代,新的統治者莫不充分吸收和借鑑前朝的經驗和教訓,所以,中國每一次都得到了某種意義上的“中興”與“發展”,即使到了晚清,屈辱了一百年,我們終又重新站了起來,改革開放數十年,發展迅猛。

但是,到了“我太難了”的今天,就沒有人反思一下,難道我們還會有下一次“中興”嗎?我時常會思考這個終極問題。在拙文集《中國人的文化屬性》裡,我也曾提到這些疑問,並嘗試作答。

但是,“百無一用是書生”,我不能從“術”的層面給予一些具體的展開。今天,我依然是談“道”的層面。因為,道若不存,術也無從談起。反觀現在高度文明化、現代化、科技化的社會,也無論東方西方,其實,更多的依然是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已。

如果要系統的搞明白中國人的生存哲學與未來發展的期許,必要先徹底瞭解我們的“心路歷程”,也要了解西方,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找到一劑藥方,不管是能治病還是僅僅是延緩衰老。

首先,我想說明一點,

一切都是文化屬性的產物。包括技術(技藝,非科技)、制度、社會、文化(狹義上),乃至整個東方文明。

文化屬性也可以理解為生存結構,也就是說,一切都是基於生存之上的。中國人的生存結構也就是中國人的生存哲學(廣義上),也就是文化屬性。

生存結構決定了社會結構,社會結構決定了文化結構。而廣義上的文化(結構)實際上就是生存意識和行為的綜合與總和。詩詞歌賦之類只是狹義上的文化,或可稱之為文藝。至於,學歷什麼的,更與文化無關,不過是技術的一種等級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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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存結構是什麼?一句話,民以食為天

可以這麼說,直到改革開放以前,能吃飽肚子一直是中國人最大的生存問題。馮小剛拍過一部電影《一九四二》,講的是河南大饑荒餓死人的事兒,並非虛構。

1942年7月到1943年春,在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發生了河南大饑荒。這場大饑荒的範圍還包括河北、山西、山東、安徽。平息旱災之後,又遇蝗災,由於河南地處前線,有下級瞞報、政策失誤、交通堵塞等原因,導致河南111個縣中有96個縣受災,其中災情嚴重的有39個縣,受災總人數達1200萬人。大約150萬人死於飢餓和饑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約300萬人逃離河南。

我想,假如一個00後看這部電影的話,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餓死人這種事似乎離我們已經太遙遠了,簡直無從想象。但是,“居安思危”,這事兒其實一點也不稀奇。

吃飯問題,幾億人,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其實一直是個大問題。區別是,以前僅僅是吃飽了就行,現在是房子、車子、票子加肚子。

換言之,170年以來,在西方工商業文明逐步取代東方農業文明之後,我們卻越來越感覺“吃不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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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3300年前,自商代中期開始,中國就進入了農業文明的發端。2500年前,老子與孔子先後誕生,儒家與道家思想成為中國哲學的先驅。

但是,第一次統一中國,使之成為一個大一統國家的是秦始皇。而當時統治中國的哲學思想卻是法家的商鞅所創立的一整套制度和法令。

換言之,中國人的生存結構,或者說生存哲學,從公元前221年開始,也就是2200年前,就基本定型了。商鞅稱之為“法、術、勢”,後世稱之為“內聖外王”。

簡言之,就是基於農業文明基礎之上的靠天吃飯。這個“天”有兩層意思,一是氣象學意義上的自然條件,二是皇帝。

反觀西方,不要覺得西方工商業文明就多麼高大上。比方說民主制度,這並不是美國人發明的,同樣,早在3000年前,古希臘城邦就已經有了議會制。換言之,西方文明的發端——古希臘文明,與中國,與東方文明從此走上了同步開始,卻又截然相反的道路。

為什麼會是這樣?一句話,是自然選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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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原始社會是氏族部落(所謂堯、舜、禹時代),後來發展為氏族部落聯盟,進入所謂的奴隸制社會。商代就是由十個大的部落聯盟所組成的近似於邦聯制的國家(雛形),武王克商,殺了商紂王以後,到了成王繼位,周公旦執政之後,西周正式成為第一個封建制國家,天下奉周天子為“共主”,但依然是“小邦寡民”。

春秋時期,尚有170多個諸侯國。到了戰國中後期,只剩下了七個國家。也就是“戰國七雄”,最後,秦王嬴政一統華夏,稱“始皇帝”。但是,並不意味著歷史就此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僅僅15年後,大秦帝國就分崩離析。又經歷了四年的“楚漢之爭”,直至劉邦建國,到了漢武帝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才都進入到一個高度集權和相對穩定的國家狀態。

而中國人生存結構的主要特徵,也就在這一時期,逐步的建立健全了。漢武帝死後,國庫空虛,民不聊生,經過“昭宣之治”,也就是再度休養生息,老百姓得以重新吃飽了肚子,就這樣,才有了大漢四百年天下。

而實際上,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王朝,沒有一個國祚超過三百年的,除了兩漢。而西漢作為東方農業文明發端之後的第一個中國相對比較長命的王朝,也反向說明了,無論於國於民,生存都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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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也同樣要生存。西方工商業文明起始於古希臘,也可以說是環地中海文明,看看地圖就知道,基本上世界歷史上說的早期文明都是在環地中海沿線發生的。

區別在於,環地中海不適宜農耕,尤其是在幾千年前的自然條件下,古埃及文明主要始於尼羅河流域,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始於兩河流域,但是,不同於中國的黃河,歷經數萬年沖刷出的中原平原,非常適宜農耕。而是,當時的歐洲受墨西哥灣暖流的影響,到處都是高山密林。

所以,歐美的工商業文明拋棄了農耕,走上了環地中海,“在路上”的旅程。也因此,個人的冒險主義、英雄主義、個人權利、工商交流、契約精神乃至開放、擴張的西方文明精神,開始萌芽和發展。

而中國地大物博,相對封閉的地理和地緣環境與中原大地,以及自然條件,為我們天然劃定了一條發展道路——“重農抑商”的東方農業文明。

重農抑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結構)不可逆的選擇。因為,在古代,你如果重商抑農的話,所有人都得餓死。

從西周初期的“井田制”開始,我們的祖祖輩輩,就辛勤的耕作在一片片的黃土地上,可是,依然吃不飽飯。因為,伴隨著社會化和封建化進程的加劇,私有制不可逆轉的出現了。

最大的私有地主就是皇帝本人,乃至到唐宋發展成型的官僚體制,這就是中國社會結構的發展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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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一直到氏族部落聯盟時代,都可以稱之為“共產主義”,即真正的公有制。所謂“共和國”,我們也早在周厲王時期就有了,“共和”這個詞既不是現在才有,也不是西方的共和制。

實際上,一直到今天,西方的共和制和民主制,其實從狹義上來理解,都是總統制。而君主立憲國家,是首相制。究其統治與馭民之本質而言,與中國數千年來的皇帝集權制度,並無二致。只是,因為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的深層原因,我們一直沒有能夠突破自身的瓶頸。

而西方的制度,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在某種程度上,有一些先進性。但也是僅此而已。不論是東方的農業文明還是西方的工商業文明,都不是世界未來唯一的、正確的選擇。

上文已述,由於生存結構的不可逆轉和自然選擇,東西方走上了截然相反的發展道路。也因此,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也必然跟進和相悖。

由於農耕要求人們協作,而工商業則要求人們獨立;農耕要求社會要和諧為上,而工商業則要求社會進取;農耕要求文化的保守,而工商業則要求文化的開放。所以,東方哲學的關鍵詞就漸漸變成了仁、義、禮、智、信。西方哲學的關鍵詞就漸漸變成了自由、平等、民主、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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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結構,直至今天沒有本質改變,仍舊是——以家族親緣關係為信條和紐帶的人情社會。我們一直是保守論,西方則是進步論。不過,僅限於字面意思。

我並非在評價孰優孰劣,只是客觀的表述。而文化結構,則由如何吃飽飯變成了如何才能不長胖。看似也在“進步”,且進步非常。但在我看來,可能亦恰如老子所言,我們現在,不過是正在經歷三千年前的那段“戰國時代”的復刻版。

大歷史觀總認為,結束了“春秋戰國”,中國從此走向大一統的以農業文明為基準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和諧的“大國時代”,這是一種歷史進步。然而,歷史的輪迴往復又反覆的告訴我們,每一次都是吃不飽飯的農民揭竿而起,但他們並非革命,也僅是暴動而已。

每一個新上臺的皇帝,不過繼續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仁義道德”那一套,文化結構的逐步僵化和腐朽,尤其是對於個體的人的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壓迫,直接導致了東方文明的最終衰落。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

我以為,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決定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但是作為統治者,不論是劉邦、李世民、趙匡胤還是朱元璋,他們也無從選擇。不專制,管不了這個國家;太專制,又會顛覆這個國家。

全盤西化更無用,如今,可以說幾乎是什麼都西化了。就比方說上學吧,除了語文,哪一門課不是西方人發明的?再說生活當中,人人手裡拿的手機,馬路上跑的車,那一項核心技術不是西方的?

可以說,除了在技術(技藝,非科技)層面上,在高樓大廈上,在高鐵上,甚而在模模糊糊的感覺上,我們像是活在一個“大國盛世”之中。可一旦冷靜下來細思之,我們是既丟棄了傳統文化,又只是學了西方的一點皮毛。

其結果就是,滿世界都充斥著,——虛無感和孤獨感。別的不說,就比如幾億人的朋友圈都選擇了“僅三天可見”,這是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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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概而言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呀!抑或,這就是中國人的生存哲學之本質吧!求仁得仁,我們要的始終是生存,其結果也就只能是一直在生存這個層面掙扎。

究竟如何突破?如何面向未來做出選擇?也許,這不是一個無用的問題,恰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了。我想,應該是反其道而行之

當年,孔子想回到西周初期,老子更“反動”,想徹底回到原始社會。都是不現實的。我以為,在當前的環境和條件下,只有先重新定義文化結構,其次解構社會結構,最終,才能完成對生存結構的破解。

馮驥才先生曾說:我們的文化(現在)都被錢收買了,我們反過來又拿文化賣錢,這是多麼可怕的惡性循環!

我在拙文《文化藝術(產業)的“市場化”》中,也提出過一個觀點:真正的工商業文明的實質、商業核心價值觀(實際上,並不與東方式的“理想化”完全對立),我以為還是——以人為本。即人才的競爭和可持續性的商業(產品)效益產出。說到底,是人與人的創造力,以及“慢工出細活”。

而在未來,這個價值,尤其是在文化(產業)上,只會越來越凸顯。反觀傳統行業,也包括風頭正勁的互聯網產業,各種瓶頸亦越來越明顯,也是同理。

即使一些人還能“投機取巧”,“飲鴆止渴”,但是,在這個信息全球共享、機遇瞬息萬變、人才越來越獨立與稀缺、東西方碰撞劇烈的時代,你想方設法能賺到的,永遠也只是蛋糕的一小部分。

不如,重新做一塊蛋糕。而文化產業、新媒體行業,至少在目前看來,無疑是上佳領域之選。而在這個產業、行業裡面,若有志於實現真正之人生理想的讀者朋友們,亦可以交流一二。

以上,作為一些筆者個人的淺薄認知與發散思考,與大家僅作分享。如有更多交流、合作、洽談意向者歡迎私信聯繫。

張鋒 己亥冬至寫於啟東翠彧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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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鋒,1980年生,安徽合肥人。作家、獨立學者。筆名翠彧軒,自由撰稿人。代表作長篇小說《青棗樹之戀》,中短篇小說《紅芳珏》《張小軍復仇記》《白一梅》等。

另有待付梓雜文集、隨筆集、散文集以及專題文集《中國人的文化屬性》《“鋒說”三千年》《一隻貓的朝聖》等,逾二百萬字。一直致力於文化、歷史探索與文學復興,原創文學倡導者與踐行者。

從事新媒體寫作與自媒體運營三年,此前曾任職政府部門,酒店娛樂業高管、內訓師,知名培訓機構高級培訓師。

從事文學創作凡十一年來筆耕不輟,文風犀利,觀點獨到,思想深邃,受到廣大讀者和粉絲朋友們的厚愛。近期創作文稿主題內容主要集於曹雪芹研究與中國通史,新小說作品《丁香的茶山》也在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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