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辦外交，有一個他自己琢磨出來的獨得之秘，就是“痞子”外交。
李鴻章是合肥人，少小居家時，李鴻章對合肥市井中的痞子多有觀察，認為痞子們雖然上不了檯面，但他們處事方式有某些可取之處，這就是耍賴，煙燻鼠穴，聲東擊西，有時也能收奇效。
但他的老師曾國藩卻最煩李鴻章這一點。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發生，曾國藩在處置時卻相當吃力。他先是被崇厚所誤，對涉事的中國官員過於嚴厲，後來對法國人的交涉又太過軟弱，惹得天津百姓對他十分不諒，而朝中的清流抓住不放，對曾國藩大加伐撻。曾國藩當時“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想死的心都有了。
正巧兩江總督馬新貽出事了，於是朝廷順理成章地換人，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曾國藩回任兩江。
可曾國藩對這個學生卻不大放心，他問自己的學生，少荃，你打算怎麼辦這一番交涉?
李鴻章那時年輕，不覺得在老師面前還要偽裝一番，於是脫口就說，我辦的下來就辦，辦不下來我就給他打痞子腔。
曾國藩很氣惱，半天說不出話來，以至於李鴻章有些心虛了，不得不承認自己失之輕佻。曾國藩這才語重心長地說，少荃，依我看，與洋人打交道，只應守住一個誠字。
這件事給李鴻章印象深刻，以至於他晚年還多次提起此事。不過提歸提，李鴻章其實是馮婦依舊，我行我素。
其實，曾國藩這個人，很有點宋襄公的毛病，上來那股呆勁，誰都勸不動。這種倔強雖然顯得很高尚，但實在不太適應需要經常變通和妥協的外交工作，就像他在天津教案中的表現一樣，往往會小事變大、治絲愈棼。
（西方漫畫，與狼共舞的李鴻章）
當然，這裡面有個度，外交工作無小事，不能什麼都耍賴，還是要分個大小輕重。李鴻章在這方面拿捏得就挺好。
籤《煙臺條約》時，李鴻章就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他的痞子外交，一戰而成名。《煙臺條約》是李鴻章外交傑作，也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件令國人一吐鬱悶之氣的事。
《煙臺條約》起因是馬嘉裡事件。當時英國駐華翻譯官馬嘉裡進入雲南後，被當地土著給殺了，釀成了非常棘手的外交事件。英國公使威妥瑪是個難纏的角色，大鬧總理衙門，還把軍艦開到了煙臺。
那個時候是決不能與英國鬧翻的，原因不光是打不過人家，更逢日本在朝鮮挑事，清廷一定要避免兩線作戰。
可是朝中卻有幾個傻瓜，以醇親王奕譞為首的鷹派喊打喊殺，堅決主張與英國開戰。恭親王奕訢孤掌難鳴，只好把這個難題交給李鴻章。
李鴻章靈機一動，藉口請各國公使偕夫人到煙臺去避暑，“順便”邀請威妥瑪到煙臺談判。
到了煙臺，李鴻章日日盛宴，白天與威妥瑪談判，晚上請公使夫人們跳舞。尤其是刻意巴結那些夫人們，夫人們對李鴻章好感大增。
李鴻章白天與威妥瑪談完，晚上就借跳舞之際故意把談判內容洩露給各國公使夫人，讓她們再傳達給自己的丈夫。
漸漸地，公使夫人們起了憐憫之心，認為威妥瑪太過粗魯，沒有紳士風度，得理不饒人。夫人們幾乎是自發地充當了李鴻章的說客，群起而攻擊威妥瑪。
威妥瑪頂不住壓力了，沒辦法，照李鴻章的意思籤吧，否則犯了眾怒。事後，英國輿論評價說，《煙臺條約》既不實用又不明智，毫無意義，就像簽了一張廢紙。
而在李鴻章這邊，雖然《煙臺條約》也是個不平等條約，但代價十分有限，只花了點交際費用，讓英國人啞巴吃了黃連。
李鴻章辦的另一件經典的外交案例是蠶池口教堂搬遷。
蠶池口教堂俗稱北堂，原來是康熙年間皇帝特批給南懷仁的，允許他在皇宮附近籌建教堂，道光七年皇帝下令將之拆除。咸豐十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中法簽訂《中法北京條約》，規定清廷發還以前籍沒的教會財產，法國當時以羅馬教廷的代理人自居，北堂就此歸了法國。後來法國人就在中南海旁邊西安門附近的蠶池口建了一座高大而佔地廣闊的教堂，老百姓就稱呼它為蠶池口教堂。
1885年中法戰爭爆發，慈禧覺得法國人的教堂在中南海的邊上高高在上地俯瞰清廷，十分別扭，就動了將之挪走的念頭。這肯定是個難辦的差事，京中的總理衙門也沒轍，於是就順理成章交給了李鴻章。
李鴻章專門找到一個英國籍的法國傳教士敦約翰，作為李鴻章的特約代表前往巴黎和羅馬教廷交涉此事，並再三強調見到教皇之前不能讓法國知曉。
當時有個特殊背景，就是法國享有”保教權”，而這個權力別國沒有，羅馬教廷尤其眼紅此事。敦約翰先去了羅馬，受到教皇的接見，他暗示教皇，如果教廷能支持中國將教堂搬遷，中國和羅馬教廷之間可以互派使者，然後敦約翰才將此消息散佈出去。
法國當然堅決反對。各國本來就對法國單獨享有保教權而不滿，馬上對法國開始攻擊，明確表示支持教廷派駐北京的使臣。
法國莫名其妙成了眾矢之的，不得不將矛頭轉向教廷，針鋒相對地提出要停撥法國國內天主教教士50萬兆法郎的俸祿，並撕毀此前與教廷簽好的有關條約。這一下，教皇開始服軟了，不得不答應法國的要求，暫時不往北京派使臣，還是依舊讓法國充當代理人。
可在這個過程中，北堂的搬遷不知不覺成了既定事實，當事的法國沒有人察覺出來，教廷根本就無所謂。第二年九月，法國正式照會清廷，同意搬遷北堂，將之移到很遠的西什庫，這就是後來義和團久攻不下的那個西什庫教堂。
其實，李鴻章所謂的痞子氣不過是一個政治家處理外交問題的老到和圓滑，不能用晚清清流的觀點去衡量。清流喜歡務虛，食古而不化，以道德綁架為己任，他們如果當道，李鴻章就沒有活路了，也什麼事都辦不成。
曾國藩雖然骨子裡是經世派，主張實業和洋務，但他意識形態的範式介於清流和李鴻章之間，且常常搖擺不定，這也是曾國藩在外交和洋務上的成就遠遠不如李鴻章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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