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的處女作《紅高粱》獲得了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的最高獎：金熊獎。這部電影改編自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是莫言比較得意的一部文學作品。莫言說拍完《紅高粱》後張藝謀曾經來找過他，讓他寫一部可以拍成電影的小說，於是他寫故事的時候故意加強了懸念，可是《白棉花》卻並沒有打動張藝謀，他反而覺得很難拍。那麼張藝謀是怎樣把文學性很強的《紅高粱》拍成電影的呢？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談意境，他認為“有造鏡，有寫鏡，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張藝謀拍紅高粱用的就是“造鏡”，他將人物故事適度變形，加上蒙太奇的組裝和造型音響配合，將他心中的幻境還原成熒幕上亦幻亦真的鏡像，通過“造鏡”刻畫出莫言全知視角下的人物獨立精神內核，特別是複雜性格之下的女性超前的反抗精神。
造鏡之顛轎：九兒命運的顛簸和反抗的伏筆
顛轎是張藝謀在這部片子裡的重點戲，身強力壯的轎伕抬著九兒去往十八里坡，嫁給那個麻風病人。漫漫黃土從轎伕的腳下飛揚而起，他們的腿勻稱而有力度的顛。九兒並不知道她要嫁的單扁郎是個命不久矣的麻風病人，轎伕們邊顛轎一邊幸災樂禍的跟九兒講單家的事。
九兒在轎裡的沉默和轎伕在轎外的嬉鬧產生出清晰的對比來。九兒難過的說不出話，但轎伕並不想放過她，“我爺爺”說“給我顛，就算點不出話來，還顛不出尿嗎？”他們開始使勁晃，九兒始終沒有說話，也忍住暈吐，從轎子裡撿起一把剪刀揣在了懷裡。
九兒對自己的前途一無所知，她的悲劇不是類似於《茶花女》等許多文學作品裡那種因失足而命運悲慘的女人。九兒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開始了她的悲慘人生，而這竟然是舊社會中國大部分女性甚至男性所遭遇的現實。你根本不知道對方是誰，是人是鬼，然後因父母之命，就要去跟對方結婚了。
兩步一退，三步一顛，搖搖晃晃的大紅轎子喻示著九兒顛肺流離的命運，樂隊吹起的嗩吶聲為她奏起了悲歌。看著粗野豪放，充滿生命的張力的轎伕，九兒放聲大哭。張藝謀用創造名俗的方式刻畫出莫言筆下的悲劇人物“我奶奶”，用九兒的悲和轎伕的喜、病歪的單扁郎和活力四射的轎伕反差出悲情感；折射出一個社會的群體悲劇，“我奶奶”又是多少人的奶奶呢？
九兒的那把剪刀，為她後來的反抗埋下了伏筆。
造鏡之高粱地、打汽車：九兒與命運抗爭的高潮
①一入高粱地:意念萌生
土匪來打劫，九兒被強迫進入高粱地，面對土匪的要挾，她不疾不徐，更不緊張，一隻眼睛盯著高粱地，一隻眼睛盯著“我爺爺”餘佔鰲。趁土匪不備，餘佔鰲打死了土匪，救了九兒。進了轎子的九兒，留一隻腳在轎外。他是故意留給餘佔鰲的，餘佔鰲用手輕捏著九兒的腳推了回去。
此時的九兒已經開始迷戀這個壯碩有力的少年。知前途黑暗的她，內心悲從中來，但她不怕，不怕單扁郎，不怕土匪。鎮定自若地望向餘佔鰲的眼神透露出她內心萌芽的反抗意識。
②二入高粱地:硬核反抗
九兒在單家手裡握著剪刀待了三天，等到她爹來接她，她說再也不來單家了，單家送九兒的爹一頭毛驢。因著一頭毛驢，她爹希望她回去，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還有家產。
三天新生活，如同一場大夢驚破，有人在一分鐘內成了偉大領袖，奶奶在三天中參透了人生禪機。她甚至抬起一隻胳膊，攬住了那人的脖子，以便他抱得更輕鬆一些。
九兒跟餘佔鰲在高粱地裡結合了，由遠及近，自下而上的鏡頭拍出高粱茁壯的野性，而這野性是九兒心裡如雜草般快速生長的反抗意念，這會兒它已經變成了切切實實的行動。
九兒出生在舊社會，但她不是舊社會的女性，她的心裡從來沒有什麼嫁雞隨雞，貞節牌坊。朱安為了魯迅守了一輩子活寡，九兒不會。如果說第一次進高粱地是九兒蠢蠢欲動的反抗意念，那麼第二次就是切切實實的行動。她開始一點點，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她的生命，她的愛情，她有著健康體魄的子孫後代，餘佔鰲在高粱地裡一路唱著的歌“妹妹你只管向前走”，這是他表白的心跡嗎，更是九兒最真實的想法，她撇開了一個時代的偏見，一路向前。
③打日本人的汽車:將鬥爭推向高潮
如果九兒只是具有新時代女性精神，抗爭婚姻、成就自我的女性，那她的形象就太過單薄，不是莫言心中的樣子。莫言的“我奶奶”，具有獨立的精神內核，更有巾幗不讓鬚眉的豪氣，是不管遇到什麼樣的磨難都不會低頭，有自我意識，更有大局意識的女性。
羅漢被日本人剝了皮示眾，被激怒的九兒回到十八里鋪就拿出一罈酒，告訴餘佔鰲和夥計們“是男人，明天就去把日本人的汽車打了，給羅漢大哥報仇。”餘佔鰲給每個碗裡倒滿酒，點著一碗，祭拜羅漢，剩下的人每人端起一碗酒，包括豆官。敬酒歌的壯行，是他們捨身取義的決心，因為釀酒本來就是他們一生的事業。
張藝謀用氣勢如虹但並不是直接喊口號的方式表達出他們抗日的決心，他的這種間接表達更能直擊人心。九兒死在了日本人的槍下，豆官的一聲娘，像號令一樣，喊聲結束九兒便倒下了。百里高粱地，火紅的高粱酒，九兒躺下的那一刻也沒有放棄她的鬥爭，每一株高粱都是她瘋長的反抗精神，高粱酒是她釀出來的生命汁液。
造鏡之滿天紅色和送別歌：昇華九兒的反抗精神
“我爺爺說，從那天以後，他的眼睛落下了病，看什麼都是紅的。”
影片的最後是要將一切吞噬的紅色，血紅的天空和斜陽下響起了豆管的歌“娘，娘你上西南，寬寬的大路，長長的寶船。”這是莫言張藝謀昇華電影主題的又一造鏡，豆官的送別歌為九兒的人生畫上了句號。
這算是輓歌亦是讚歌，沒有“我奶奶”的抗爭就不會有“我爹豆官”更不會有“我”，不會有《紅高粱》。莫言說《紅高粱》是他聽到的真實的故事，他把它寫下來，這是一部抗戰小說更是女性的讚歌。張藝謀通過造鏡將九兒的精神從細微末節昇華到至高點。他省略了餘佔鰲當了十年土匪再洗心革面成為抗日司令的故事，剪掉了九兒和羅漢的故事，重點突出九兒的成長和蛻變，有人說《紅高粱》醜化了中國人才將它推向世界，我覺得不是。
時隔多年再看《紅高粱》，不論是張藝謀還是莫言，他們合力刻畫的九兒，這種對抗時代、抵禦外敵、成就自我的精神，就算是當代也並不過時，現代女性也不一定做的比她好，她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卻遠遠超越了那個時代。
莫言筆下人物的複雜性
莫言筆下的人物都是複雜的，他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蘿蔔》裡的黑孩兒沉默寡言，可憐的他卻在打架的時候幫了小鐵匠，放棄了一直給與他溫暖的小石匠。《豐乳肥臀》裡的母親一直恪守封建思想要給小丈夫生個兒子，可是她的情人到處都是，好幾個女兒都是他跟不同男人的私生女。《紅高粱》裡的“我奶奶”——九兒，並沒有在失去丈夫之後去守住貞潔牌坊，她跟餘佔鰲生孩子甚至和羅漢在一起。
莫言曾說小說本來具有批判性的，如果想要看單純歌功頌德的作品，不如去看人民日報。他作品中人物的複雜性更能體現出時代和社會的問題，也能夠更好的表達出人物的精神內核，從而達到擊穿人心的效果。
人心本來就是複雜的，就像多年之後，
莫言覺得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他深愛著那個生他養他，同時也帶給他太多磨難的地方。那是他所有寫作素材的來源，也是他捱打捱餓的地方。莫言將這種複雜融入到他的作品中，因而他的筆下時而清麗柔美，時而粗俗不堪，所謂的暴力美學、語言狂歡，《紅高粱》就一度被認定為典型的野性美的作品。正是這種複雜體現出文學的高度，社會現實以及人性黑暗面和光輝點。有人認為莫言在黑中國人，這樣的人肯定是沒有好好去讀他的作品，也沒有理解他所謂的大悲憫。莫言心裡的大悲憫並不是因為災荒、戰爭而引起的悲劇，而是人因為自己內心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憫。
《紅高粱》多年之後還是莫言比較滿意的作品，它既是第一人稱同時又是全知視角的敘述視角在當時本身就是一種創新。
莫言的全知視角將九兒獨立又矛盾的精神內核呈現在讀者面前，他的這種敘述視角和顛覆中國傳統女性形象的女性塑造方式在當時都是創新。張藝謀通過“造境”讓這個敢想、敢幹的山東女人站在你面前。
時代會進步，物質條件會越來越好，可是有些困境是不會變的，人類的發展史是不斷的與自我和社會磨合抗爭的過程。他的這種女性，特別是群體的獨立精神內核是永遠不會過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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