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國的形成 [第7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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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11——巴鹽與三峽
資源也能拉昇一片土地的地緣潛力，就像波斯灣周邊那片荒蕪的沙漠，因為出產石油而不時牽動著世界神經一樣。當年的巴人也有一件資源武器——食鹽。在中國很多地方，食鹽都被稱之為“鹽巴”。鹽巴里的這個“巴”字指向的就是巴人。
鹽對於人類及國家財稅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鹽是從海水中提取的。海鹽的確是食鹽的重要來源，不過你有沒有想過，那些不沿海且與沿海地區沒有貿易關係的人類，又是怎樣獲取食鹽的呢？
實際上，食鹽除了海鹽以外還有岩鹽、池鹽井鹽等品種，這些品種大大豐富了食鹽的分佈範圍。然而這並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出產食鹽，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鹽與金屬一樣成為了重要的戰略物資。
所謂岩鹽就是古代海水或者鹹水湖乾涸之後，結晶成礦產生的礦鹽。而池鹽、井鹽、海鹽都是融於水中，需要通過日光曝曬或者熬煮蒸發水分後結晶成鹽。其中池鹽產自於天然鹹水湖，這種生成於內陸並被用來提煉食鹽的鹹水湖，在古代中國被稱之為“鹽池”。生成於山西運城地區的鹽池“解池”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鹽池，早在西周時期解池之鹽就已大規模開採。春秋時晉國之所以雄霸一方，甚至能夠從中分解出戰國七雄中魏、趙、韓三國，便有解池之功。
井鹽則是抽取深藏於地下的滷水煉製而成。四川中南部的自貢市，是中國最重要的井鹽出產地，早在東漢時期就已開採。甚至“自貢”這座城市，都是在1939年出於控制這一重要資源的需要而設置的（合“自流井”和“貢井”之名）。這種為了控制某一重要資源，而在行政上予以特別對待的情況，在之前的內容已是屢見不鮮。包括位於大小涼山之南的攀枝花市，亦是一座因鋼鐵而興的新興城市。
雖然資源型城市總難免遇到資源枯竭而面臨的轉型問題，但不管怎麼說能夠擁有某項特殊資源，都足以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改變自己的地緣政治地位。2000多年前巴人所控制的食鹽資源，在天然形態上屬於比較特別的“鹽泉”。這些富含鹽份的滷水即不像井鹽一樣需要鑽井開採，也不像一般的鹽池那樣靜處於地表，接受陽光和季風的洗禮，而是如山泉一般從山間縫隙不斷流出。
巴人所控制的鹽泉，位於武陵山區和長江一線。主要包括清江下游的“清江鹽泉”（長陽縣）；鬱水上游的“伏牛山鹽泉”；長江沿線的“塗井溪鹽泉”（忠縣）、“彭溪鹽泉”（彭水縣）、“寶源山鹽泉”（巫溪縣）。這些鹽泉中除了位於武陵山區東北部的清江鹽泉屬於湖北以外，其餘皆位於現在的重慶市境內。
不過在歷史記錄中，巴人最初的興起之地，卻是在清江鹽泉所處的湖北省長陽縣，然後再成長為足以和楚、蜀兩國對抗的地區大國。這意味著巴人很可能便是憑藉區域內的鹽泉脫穎而出，然後在追逐食鹽之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除了鹽以外，巴地還出產有丹砂等重要的礦產資源。丹砂又名硃砂，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價值。除加熱後可以析出水銀以外，還可當作紅色染料、用來入藥煉丹。東漢末年，劉漳曾在鬱水上游的重慶市黔江區建制“丹興縣”。再往前看，還有以丹砂開採而富甲一方，並曾被秦始皇親自表彰過的“巴寡婦清”。能夠擁有這一資源，無疑進一步加強了這片山地的價值。
不過相比區位來說，礦產資源總是不那麼可靠。除了自身資源可能枯竭以外，還會面臨其它地區的競爭。就像川中的自貢井鹽得以開採之後，巴鹽再想向西擴張市場就有些困難了。相比之下，區位價值會更為的恆定。以重慶的地緣價值來說，其西連蜀地、東通荊楚的地緣位置，並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減弱。就具體的地緣連接來說，涉及到兩個地理概念——三峽與巫山。
在中國有很多河流都會有“三峽”，比如嘉陵江三峽、黃河三峽。現在我們說的自然是“長江三峽”。只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實是沒有必須在它前面多餘標註“長江”，因為提到三峽大家自然想到的會是長江三峽。三峽由西向東包括：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三段峽谷。行政上西起重慶市奉節縣城東的“白帝城”，東至湖北省宜昌市北的“南津關”。中間還經過隸屬重慶的巫山縣和隸屬湖北的巴東市和秭歸市。
三段峽谷在排列時並非首尾相接，具體來說從奉節縣白帝縣到巫山縣大溪鄉的部分為瞿塘峽，總長僅8公里；巫山縣城至巴東市為巫峽，長度為46公里；秭歸縣香溪村至南津關的66公里為西津峽。包含未被具體納入這三段峽谷的部分，從白帝城到南津關被統稱為“三峽”的長江峽谷共計長190公里。
從三峽當下的行政歸屬可以看出，這條咽喉水道在地緣政治上為巴蜀和荊楚所共有，這實際也是歷史的常態。畢竟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說，任何一方完全控制三峽水道都將對另一方構成威脅。這一點在三國時代就得到了充分驗證。劉備在痛失關羽和荊州之後，東出三峽發動了三國三大戰役中的最後一戰——夷陵之戰（另兩戰為官渡之戰和赤壁之戰），戰敗之後兩國的分割線便定位於瞿塘峽東。
兩漢三國時的“夷陵”又名“西陵”，對應的即是現在的宜昌，其具體位置位於現在的宜昌市主城區“西陵區”。三峽中最東段的成員“西陵峽”亦因此而得名。宜昌在戰略上存在的最大意義，便是控守近在咫尺的南津關和西陵峽。需要說明的是，在三國時代還沒有“南津關”之稱，它在那場戰爭中有一個更能顯示其地理屬性的名字——峽口。傳說中正是因為劉備當年駐軍於峽口之南，後世方將這個三峽的東端出入口命名為“南津關”。
與“南津關”相比，距之190公里的白帝城，在歷史上可以算得上是赫赫有名。有李白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做宣傳，作為一名中國人想不知道它的存在都難。當然，對於三國迷來說，劉備的“白帝城託孤”才是這個三峽西大門聲名彰顯的開始。
當年由夷陵敗走的劉備並沒有退回江州或者成都，而是退守白帝城。因為他知道在兵敗如山倒的情況下，如果白帝城和三峽讓東吳控制的話，即便東吳沒有侵入蜀地的計劃，在接下來的議和談判中也會得到更多的籌碼。
那麼，白帝城、三峽、夷陵在位置上究竟有什麼特點，讓它們能夠在那場大戰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呢？先來看看三峽的位置特點。這段水流湍急的峽谷總共涉及四個地理單元，分別是：川東嶺谷、兩湖盆地、大巴山脈，以及武陵山區。這四大地理單元對長江的影響，通過水道的寬度便能看出來。在地勢相對平緩的川東嶺谷和非常平緩的江漢平原，長江水道寬度分別能夠超過500米和1000米，但在受大巴山脈和武陵山脈擠壓擠壓的三峽水道，三峽蓄水之前的江面很多隻有100多米寬。
古人並沒有能力去細究三峽南北兩岸的山體歸屬，往來於這段水道的文人墨客，為這段直接造就三峽的沿江山體，取了一個專屬名字——巫山。也就是說無論是“三峽”還是“巫山”，所指向的都是這段景色奇絕卻又無比重要的峽谷。現在問題來了，理論上這段將近200公里的長江水道，每個地方都有可能作為截斷水道的節點，為什麼白帝城會表現的特別突出。
說白帝城表現突出，並不僅僅因為劉備在最後的時刻選擇在此駐軍震懾東吳。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在解讀蜀道時我們曾經提到過法正對劉備說過的一句話——“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關頭的位置前面已經確定了，位於嘉陵江河谷與秦南谷地交匯處的陽平關鎮。雖然這個陽平關，並不是出現在三國曆史中的陽平關（陽安關），但以關城或關頭為名的它，的確提得起益州北大門的稱號。至於魚復則是兩漢依白帝城而設置的縣。
“魚復”之名最早指向的是在先秦存在於此的“魚復”國。當然，這種先秦小國實際都只是部落性質。它真正成為一個戰略節點，是在巴、楚兩國對三峽展開爭奪之時。當時的巴國為了防禦楚國進攻，在此構築關城並稱之為“江關”。如果以關城來認證這個節點，後世一般稱之為瞿塘關。至於白帝城之名，則是因西漢末年天下大亂之時，益州曾被自稱白帝的公孫述所割據。這個益州東大門屬性的節點，遂被公孫遜命名為“白帝城”。
公元222年，兵敗夷陵後退守白帝城的劉備將魚復縣更名為“永安縣”，這也是為什麼劉備的託孤之處被後世稱為“永安宮”。從永安一名的寓意，也可彰顯白帝城之於巴蜀安危的重要性。這些歷史都在告訴我們，白帝城所在的這個位置，天然就是巴蜀的門戶。視角抬高，你會發現以白帝城的位置來說，它所標定的是川東嶺谷的盡頭。此後的長江水道，將處在大巴山脈與武陵山脈的擠壓之下。這意味著白帝城正處在三峽的西端，更具體說是處在瞿塘峽的西端。
瞿塘峽是整個三峽中水道最窄處，白帝城所扼守的這個出入口被稱之為“夔門”，不管在行政上你把這個節點叫魚復、白帝城、瞿塘關還是奉節，它們存在的基礎都是“夔門”。作為整個三峽中最窄處，數百米寬的長江在夔門驟減至不到百米，長江水由兩岸峽壁間呼嘯而過的場景，讓每一個由此而過者心生心生感嘆。
不過三峽工程的修建讓整個地區的水位上升不少，使得時下景緻與當年會有些差異。在一條V字型峽谷中，水位上升意味著水面寬度增加，時下夔門江面已拓寬到了兩百餘米。除此之外白帝城所在的白帝山也變成了一座需要通過橋樑，與江岸相連的島嶼，控制這個水口的瞿塘關亦被淹沒於水下。
儘管如此，你在身臨其境時還是能夠感受到那種川東門戶的氣勢。如果感到遺憾，想要是想看夔門往日風光倒也不是很費事，打開錢包（如果你還有的話）找到一張10元人民幣，它背面印刷的就是夔門風光。
如果說三峽西端的夔門充當的是巴蜀門戶，那麼東端的“南津關”以及為控制這個門戶而建制的夷陵城，充當的就是荊楚門戶了。現名宜昌的古夷陵城，在地理上位於江漢平原與巫山間的過渡丘陵地帶。
三峽大壩前修築的長江最大水電工程“葛洲壩”，便是選址於宜昌之北。從地緣政治上看，倘或當年陸遜不能在這片丘陵地帶阻擊劉備成功，放蜀軍入江漢平原的話，那麼就算劉備不能拿下南郡和江夏郡，也很有可能進入荊南四郡與東吳隔江對峙，就像在赤壁之戰結束之初所形成的局面一樣。
圍繞三峽水道，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戰爭。1937年末，南京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次年大量人員、設備聚集於宜昌。這是由於三峽江面狹窄，由長江中下游航行至此的大型江輪需要在宜昌更換小型船隻再溯江而上。這場時間緊迫的大轉移行動，遂被稱之為“宜昌大撤退”。在戰略大轉移的同時，中國軍隊距南津關12公里處的“石牌”構築要塞，作為抵禦日軍西進的第一道防線。選擇“石牌”是因為這是長江西入西陵峽後的第一個轉折。
1943年，日軍對石牌要塞發動進攻，雙方共計20餘萬軍隊在此廝殺。最終憑藉有利地形和頑強的鬥志，中國軍隊取得了“石牌保衛戰”的勝利。從這個角度說，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選擇成都而是重慶，作為偏安時的都城，與劉備在夷陵兵敗後沒有退回成都而是親駐白帝城，都是為了直面來自長江中下游的威脅。
後來在三峽工程選址時，石牌也是大壩選址之一。整個選址過程歷經二十餘年，可供選擇的河段多達15個。最終結合地質、水文情況選定了東距石牌20公里處的三鬥坪鎮。而這些選址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均位於湖北或者說宜昌地區境內的“西陵峽”。這點倒並不難理解，想要截上游之水實現“高峽出平湖”的願望，自然要選擇三峽中更下游的峽谷來攔截江水。
雖然三峽大壩的選址是在宜昌，但在地緣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卻是重慶。這座川東重鎮，早已希望世人能夠正視自己不同於成都的地緣屬性。三峽工程所造就的移民安置問題，幫助重慶完成了這一願望。不太為人所知的是，在80年代討論這一新的省級行政區時，最早提出的方案是建制以宜昌為省會，向西延伸到涪陵的“三峽省”。後來落地的重慶市與這個初始方案相比，主要差別就在於以重慶置換了宜昌。
讓楚地屬性的宜昌去整合川東，在地緣上將面臨很多問題。現在的重慶市整體相當於從原來的四川省東部拆分出來，重慶在川東長久以來的地緣中心地位，使得這一行政重組要順暢的多。由於形成的四川-重慶-湖北並立的格局，本質是恢復先秦蜀-巴-楚三大板塊沿江而立的傳統地緣格局。從這個角度看，三峽工程的修建只是提供了一根導火索。
好了，通過這部分的解讀，重慶與三峽的前世今生已經呈現在大家面前。益州部分的地理解讀也至此告一段落。下一節，東漢十三州部的最後一個成員——交州將成為我們的關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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