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躬耕為什麼選擇南陽而不是襄陽的看法
在諸葛亮躬耕地問題的研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於1992年7月5日所作的一個“結論”頗有一些影響，並引起了較大的爭議。其中，該“結論”第二點說：“東漢末年，南陽宛（今南陽市區）一帶戰亂頻仍，中原士人避亂荊州（襄陽）。劉備三顧茅廬時，宛屬曹操的地盤。荊州是劉表治所。諸葛亮的叔父同劉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荊州（襄陽），而絕不可能住在宛縣（今南陽市區）。”
平心而論，僅憑東漢末年襄陽與宛縣一帶的形勢來斷定諸葛亮“絕不可能住在宛縣”躬耕無疑是非常牽強的，從當時形勢和史料記載來看，“結論”的這種推測是不成立的。況且，當時宛縣一帶並非就是“曹操的地盤”。為了釐清事實，本文僅就諸葛亮躬耕期間以及劉備“三顧茅廬”之時宛縣一帶的政治、軍事形勢做一分析，以使我們討論的問題能迴歸歷史真實。
第一，宛縣在黃巾起義之後至建安四年曹操北歸進行官渡之戰期間，是亂世，但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他躬耕的南陽之地也是“亂世”，這兩點是相同的。而襄陽此期間則相對穩定，“一片綠洲”。故幾十萬中原人士避亂江南，使原本耕地就少的荊襄地區人滿為患，加上北方的豪門仕族大量流入，人多地少是不可避免的矛盾。而此時失去叔父這個主要生活來源的年輕的諸葛亮兄弟，已經淪為地位“卑鄙”的一介“布衣”，生活的壓力已使他“不求聞達於諸侯”，在這種情況下，他要麼依靠其親朋的資助，繼續過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隱居生活（繼續遊學則年齡已過，經濟來源也是問題。做官則“時人莫許之”），要麼到北邊戰亂之後人少地多之處，自食其力，發憤圖強，盤桓待主。顯然，以諸葛亮這樣“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每自比於管仲、樂毅”的有為青年，肯定選擇的是後者。當然，這也是我的推測，但以其在《出師表》中關於躬耕生活和三顧茅廬的59字自述，這種判斷顯然不是毫無道理的。而“結論”在迴避“躬耕南陽”和“南陽、南郡以漢水南北為界”的前提下，斷言諸葛亮“絕不可能住在宛縣”的觀點顯然是過於武斷和草率了。
第二，既然諸葛亮要親自“躬耕於野”，就必然選擇適合耕種的地方，正所謂“民以食為天”，全家人的飢寒生計來不得半點含糊，決非水光山色與詩情畫意所能代替。所謂“隴畝”，雖泛指農田，但一般是指較大片的農田，山區裡那種分散零落的小塊土地是稱不上“隴畝”的。“襄陽說”往往強調襄陽隆中的景色優美，殊不知雲遮霧罩的美好山色恰恰證明諸葛亮不會在此躬耕。隆中這塊山中谷地當時應是一個狼虎橫行，人跡罕至，個人不易存活的原始山林。依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隆中現有的二十餘畝土地是絕對養活不了諸葛亮一家的。加上離群索居、交通閉塞，談何“洞悉天下大勢”？相比而言，南陽一帶的大片的沃野才適合農業耕種，才是諸葛亮這個比較熟知北方農耕方式的山東人所能選擇的最佳躬耕之地。
第三，南陽雖經東漢末年黃巾之亂和曹操與張繡的宛城之戰後有些破敗，但畢竟是東漢南都和帝鄉，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就講：東漢時南陽權貴雲集，文化發達，學風濃厚，是一個讀經誦史，增長才識的好地方。南陽既靠近劉表，又處在一種超脫的地位，諸葛亮在離南陽城七里，且靠近宛襄大道的臥龍崗耕讀，可以不受各方面的控制束縛，有利於廣泛吸收信息，靜觀天下大勢，更便於尋找知己的明主。試想，諸葛亮如不是在遠離劉表的南陽，不是處在一種超脫的地位，他能在“草廬對策”中向第一次見面的劉表的部下劉備提出：“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這樣近乎於謀反的建議嗎？
第四，“結論”將諸葛亮“絕不可能住在宛縣”的原因歸結為“南陽宛（今南陽市區）一帶戰亂頻仍，中原士人避亂荊州（襄陽）。劉備三顧茅廬時，宛屬曹操的地盤。”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建安四年（199年）以後，南陽絕對不是曹操的地盤。首先，曹操在打敗張繡後，並無意用兵南方，而是按照自己的戰略意圖，集中精力經營北方。據《三國志·杜襲傳》注引《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201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西鄂就在宛北三十餘里處，劉表攻打西鄂，沒有曹操軍隊來救援，也沒有南陽的地方軍隊來救援，南陽功曹柏孝長也躲在西鄂城中，從這也可看出，當時的南陽城（宛）在劉表手中是不言自明的。劉表攻打西鄂，可以看作是對南陽郡內不服從自己的地方豪強勢力的一種清理行為，也是對南陽郡的全面接管行為。西鄂攻下後，“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忠於曹操的杜襲逃到了曹操的領地內。隨後，“建安七年(202年）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河南葉縣)”（見《三國志·李典傳》），並在建安八年初(203年），“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見《三國志·先主傳》）。葉縣在荊州北邊和曹操佔據的兗州、豫州交界處，離宛有兩百餘里，博望也在宛東北五六十里，從這些記載也可看出，南陽郡治宛城的確應該在劉表的控制之下。曹操為了報復“博望之役”，於“建安八年(203年）八月，公徵劉表，軍西平”，西平在豫州境內，和宛城離得更遠了，證明當時的南陽郡已基本被劉表控制，曹操無法前進，才軍於西平的。在辛毗和荀攸的勸說下，曹操放棄了從西平進軍攻打南陽的計劃，因為權衡利弊，先掃平河北的袁紹殘餘勢力更為重要，拿曹操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見《三國志·武帝紀第一》注引《魏書》）。的確，從接下來的史實看，曹操對劉表的戰略就是“宜為後圖”，從建安八年（203年）“軍西平”並退軍後，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三國志－曹操傳》），在這五年間，在曹操以及他那些將軍謀士的傳記中，找不到任何進攻或治理南陽郡某地的史料。直到建安十三年，在基本平靖了北方後，才調兵南征，其兵鋒銳不可當，劉備、諸葛亮不得不從新野慌忙南撤。這樣，從建安四年張繡歸降後，曹操先是破袁紹，接攻打袁尚、袁譚，建安十二年又北征烏桓，一直到這年底，北方才告平定，其中雖一度攻打劉表，駐軍到西平便返斾而還，直到建安十三年八月，才騰出手來再次南征劉表。而從建安四年至十二年這八年時間裡，南陽權力真空，不然的話劉備就不會受劉表之命“屯兵新野”，距南陽最近的劉表，當時“從容自保，境內無事”，趁機問鼎南陽，自是在情理之中的，怎能說南陽一直是曹操的勢力範圍呢？另外，當時東漢皇帝還在，國家還沒有分裂，各軍閥勢力都是打著“匡扶漢室”的旗號進行征戰的，彼此的統治區域只是一個大致的範圍，而不像國界那樣壁壘森嚴。
另外，有網友寫道：有人曾因為《三國志·先主傳》中當曹操南下時有“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的記載，就認為當時劉備已被曹操逼退到樊城，南陽郡大部早已被曹操蠶食控制，這完全是選擇性失明。《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可見“先主屯樊”是因為探病和受託，而不是被曹操逼退的。“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三國志·劉備傳》注引《漢魏春秋》），曹操要南攻荊州賢愚盡知，如果宛城當時是在曹操手中，劉備何須“大驚駭”？正因為劉琮的不告而降，本在同盟手中可供屏障的宛城不戰而下，讓曹操得以輕鬆進駐，這才是劉備“大驚駭”的原因。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建安四年年十一月張繡率眾投降曹操後，劉表對南陽郡進行了接管，並對南陽境內不服從自己的地方勢力進行了清理，到建安八年（203年）時已基本收復了南陽全境，建安八年至建安十三年的五年時間裡，因為曹操對劉表“宜為後圖”的戰略，南陽郡在亂世中得到了難得的休養生息的機會。替劉表防守南陽的是劉備，劉備和劉表的關係比張繡和劉表的關係親密得多。
第五，“結論”過於強調劉表與諸葛玄的關係，認為他絕不會讓其故交的侄子去那樣動亂的地方。諸葛亮在其叔父病歿時才17歲，尚不到弱冠之年。劉表諸葛玄是舊交，理應照拂朋友之子，何況他當時手握節鉞，生殺予奪，皆可自專，安排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職，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劉表到底沒有伸出求援之手。劉表在東漢末年是以“八顧”之一著稱的，但他心胸褊狹，“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劉表只重用襄陽本地的蒯、蔡兩大家族的人，他不僅沒有重用諸葛亮，連當時已經很為社會所推崇的外來名士如禰衡、王粲、甘寧、徐庶、司馬徽、龐統等人都沒有委以重任。故史書稱他“好謀無決，有人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既然劉表不能知人善任，那麼流落在襄陽的學士們就不會死守在劉表身邊，他們所能做到的必然是疏遠與劉表的關係，散居到距襄陽較遠的一些地方，因畢集於襄陽，必然被劉表的陰影所遮蔽，無法尋到英明之主。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劉表請龐德公出山之事。史載，“（劉）表指（龐德公）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鹿門山雖然今天仍屬襄陽縣，但在漢水東岸，這和諸葛亮離開襄陽，北渡漢水到南陽郡有異曲同工之意。龐德公因要經常回襄陽祭祖墳而不能走得太遠，而諸葛亮兄弟因無牽無掛到較遠的宛縣一帶躬耕都在情理之中。故後世唐朝吳筠有詩曰“龐公棲鹿門，絕跡遠城市。超然風塵外，自得丘壑美。”李白亦有詩曰：“嘗聞龐德公，家住洞湖水。終身棲鹿門，不入襄陽市。”所以，依龐德公所作所為，諸葛亮遠離襄陽到南陽躬耕，盤桓待主就是順理成章之舉了。
第六，“結論”關於“劉備三顧茅廬時，宛屬曹操的地盤”的結論也與歷史記載不符。劉備三顧茅廬是建安十二年，《三國志·武帝紀第一》記載，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全年的行程為：“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秋七月，引軍出盧龍塞……八月，登白狼山……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九月，公引兵自柳成還……十一月至易水……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這清楚地表明該年全年曹操都在鄴以北的冀北、遼西作戰，而南陽此前是在劉表的控制之下，前文餘先生所引用的史料也證明了建安八年曹、劉的軍事分界線在宛縣以北的博望、葉縣一帶，宛縣不是“敵佔區”。至於建安十二年宛城是在誰的佔領之下，未見史書記載，但曹軍主力不在南陽則是明確的。劉備屯新野，距南陽不足百里，如曹軍駐南陽，雙方自博望之戰後的四五年間沒有再發生軍事衝突是不可思議的。
另外，《三國志·魏書一武帝紀第一》載“（建安）十二年春二月……（曹操）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今深入徵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此事《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第二》也記載：“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這些記載說明此時劉備認為曹操北征烏丸，許都空虛，正好可以抄襲曹操老窩，勸說劉表襲擊南陽北方200公里外曹操的老巢許都，可惜劉表胸無大志不同意，沒有采納。說明宛城以及南陽郡其他縣此時仍穩穩地掌握在劉表手中，最起碼當時曹操、劉備兩軍之間必然有一個距離相當大的軍事緩衝區。
另外，據史書記載，曹操取得東征烏桓的勝利後轉而南征荊州前，遣“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見《三國志·趙儼傳》）。《三國志·張遼傳》也載，“時荊州未定，復遣屯長社”。同書《樂進傳》載，“荊州未服，屯遣陽翟。”潁陰（今河南許昌縣）、陽翟（今河南禹州市）、長社（今河南長葛市）這三個地方都在南陽郡外，說明這些準備進攻劉表的將領都部署在許昌外圍，而南陽此時尚在劉表控制之下。另外，《三國志·荀彧傳》載，建安十三年，“太祖將伐劉表，問（荀）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這些記載表明，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發動征討劉表的戰爭前，宛、葉仍在劉表的手中，若南陽在曹操控制之下，他為何不屯兵宛、葉？如此，就不存在“直趨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的問題了。
是年秋七月，曹操南征劉表”。《三國志·曹洪傳》載：“曹洪……別徵劉表，破錶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這些記載更有力地證明了舞陽、陰、葉、堵陽、博望諸縣在建安十三年（208年）秋七月前屬劉表地盤，決不是曹佔區。這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事情。南陽郡外的舞陽尚被劉表所佔領、控制。葉縣、堵陽、博望也牢牢地在劉表手中，那麼劉備在建安十二年（207年）到宛城三顧草廬請諸葛亮出山有什麼不可能的？如果進一步探討，自葉縣至新野之間史書沒有記載是劉表的那位別將在駐防，那會不會就是駐防新野的劉備的前沿防區呢？如此，劉備到南陽城外臥龍崗三顧茅廬就更是順理成章之事了。南陽一帶成為曹佔區則是次年“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見《三國志·武帝紀第一》）此後的南陽，包括襄陽才都成了“曹佔區”矣。
第七，退一步講，即便宛城為曹軍所據，當時軍閥佔地也僅限於守城，盤查也僅限於城門，城郭之外，如不有意設伏，即便軍隊也是暢通無阻。這樣的記載很多。新野至宛城騎馬不足半日行程，加上地形平坦，路曠人稀，據《後漢書》載：南陽郡繁盛時37縣只有243萬餘人，平均每縣不到7萬人。魏晉之後，人口銳減，《宋書》載：南朝新野郡領縣五，只有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三人。南陽郡領縣八，僅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二人，每縣平均五千餘人，比現在的西北地區還少。劉等三人化裝成行商，在沒有現代圖像技術和曹操又沒有通緝他的情況下，不進宛城，僅到城外的七里的臥龍崗，有何不可能？
第八，再退一步講，就算到宛城有危險，求賢若渴的劉備難道就如“襄陽說”所推測的那樣“必不敢去”嗎？“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魏志·程昱傳》）。關羽在曹軍腹地尚能“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敢“單刀赴東吳”，《三國志》也記載其“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張飛長坂坡“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周瑜密疏孫權時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均見《三國志》）。且不說曹軍此時尚在河北、遼西，就算曹軍在城內，劉備三人就不敢到城外七里嗎？遠的不比，同期的孫堅亦是一位英雄，初平三年，“（孫）堅徵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見《三國志》）。孫堅在兩軍對壘時尚敢“單馬行峴山”，到敵人佔領的城外偵查地形，劉關張這樣的英雄在曹軍尚在河北時就不敢到宛城外的臥龍崗嗎？“必不敢去”這樣的推測對劉關張三人來講，簡直就是一個“笑話”。
第九，相反，如劉備三人當時南下到隆中，因“擅興法”的存在，其危險性反而比北上宛城大得多。秦漢期間皇帝和各地軍閥為牢固掌握將領和軍隊，把握戰機，以取得戰爭勝利，普遍實施一種著名的軍法“擅興法”。該法規定：駐防將官未經天子和上級主將的號令私自出兵,或者將官私自出界、離部，都要遭到軍法的嚴厲制裁。劉備來到荊州後，從軍隊到駐兵地乃至軍糧的供給，無一不是從劉表手中得到的，事實上已經成為劉表麾下的部將，自然處處受其節制。況且新野之地北有強敵曹操，南有“帶甲十餘萬”的劉表，而劉備自己勢單力薄，根本不敢輕舉妄動，“備時羈旅，客主勢殊”，只能老老實實地寄人籬下，駐在漢水北的新野為劉表防守荊州的北大門。而此時作為劉備的上司劉表，儘管對劉備是“以上賓之禮待之”，然而並不信任他，“表疑其心，陰御之”（均見《三國志》）看《三國志》，劉備的防區顯然在漢水北樊城至博望一帶，漢水南的襄陽、隆中則是劉表近臣蒯越、蔡瑁等人的防區，寄人籬下的劉備自然懂得違反“擅興法”的結果，故只能忠於職守，在劉表指定的駐軍範圍內活動，不敢越雷池一步。如建安七年，“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建安八年劉表“使(備)拒夏侯淳、于禁等於博望”，說明劉備的軍事行動是受劉表節制的，沒有劉表的邀請他絶不敢私自外出到他防區以外的軍事重地襄陽去的。試想，鮮衣怒馬的劉、關、張三人由新野到隆中，首先要渡過襄陽北邊水闊流急的漢水，戰亂年代的渡口，肯定有劉表關防和探報，此前，劉表的主要幕僚蒯越、蔡瑁欲借劉表宴請劉備之際欲殺之，而剛剛馬躍檀溪躲過一劫的劉備，再到襄陽城下倒真是需要三思而後行了。所以，劉備違背“擅興法”私自到襄陽近郊的隆中去三顧茅廬，在劉表的眼皮子底下和諸葛亮密謀取代劉表，奪取天下的“對策”，則是更為危險地舉動。所以，劉備到襄陽的危險要遠遠大於南陽。
從這一點來看，劉備三顧茅廬之地絕對不可能在襄陽隆中，而只有可能在新野以北的宛城郊外臥龍崗。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對諸葛亮躬耕地問題所作的所謂“結論”，根據是不充分的，對史料的判讀是有很大偏差的，僅憑個別人的觀點和意見就對南襄兩地爭辯了千餘年的一個學術問題做出一個武斷地“行政結論”，是極不嚴肅和不能令人信服的。
（原載2011年10月20日《經濟視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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