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罵過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罵過。即便再大的風浪，老先生大多一笑置之，但還是有一件事曾讓他老人家耿耿於懷，至死都不能釋懷。
這件事就是發生在1926年的魯迅遭人誣陷，被眾多文化名人圍攻的"抄襲"事件。這個事件與1925年發生的"女師大風潮"事件是魯迅在北平期間捲入的兩場最大的筆墨戰爭，而主要對手則是曾留學英國，時任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的陳西瀅。
"女師大風潮"事件是指1925年發生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壓制學生運動，開除許廣平、劉和珍等6名學生，最後以驅逐校長楊蔭榆，強行解散女師大為結局的學生運動。
在這個運動中，魯迅堅決支持女師大學生，與沈尹默、錢玄同等7名教授聯名在《京報》上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更以一篇浩氣永存的《紀念劉和珍君》把楊蔭榆以專制的面目留在了歷史簿上。
楊蔭榆
陳西瀅與楊蔭榆同為無錫老鄉，原本與魯迅這些"浙東之氓"（陳西瀅原話）分屬不同地域派系，而且陳西瀅和楊蔭榆均屬留學英美的"西洋派"，大概也看不起留學日本的"東洋派"，陳西瀅站在楊蔭榆一邊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場論戰是難免的。不過接下來的"抄襲"事件則是一場惡戰。
"抄襲"事件的起因是因為一個女人，一個被徐志摩、沈從文譽為"中國的曼殊菲爾"的漂亮女人，她就是陳西瀅當時的女友凌叔華。
凌叔華
1925年凌叔華在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刊登小說，被人指出有抄襲契可夫小說的嫌疑。作為正在熱戀凌叔華的陳西瀅當然不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管了。
他在自己的《現代評論》上的"閒話"專欄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剽竊與抄襲》的文章，其中說："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開罪'思想界的權威'。"
陳西瀅與凌叔華
影射批評家們對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的"整大本的剽竊"視而不見，卻咬住凌叔華的模仿小事不放。
魯迅當時對那篇文章並未反應。幾天之後，陳西瀅在徐志摩的《晨報副刊》上又發表了《西瀅致志摩》一文，公開攻擊魯迅："他常常挖苦別人抄襲。。。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
要說這個凌叔華可也不簡單，也是民國文化圈裡一個舉足輕重的女子。她跟以徐志摩為首的新月派文人關係密切。她是徐志摩的粉紅知己，她還可以親密地直呼胡適為適之。泰戈爾訪華時也曾大讚：凌叔華的才氣，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
泰戈爾訪華，凌叔華作陪（右二）
凌叔華還是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學生、入門弟子，是在周作人的提攜下步入文壇的。其實連魯迅也是對凌叔華欣賞有加。曾在評價中對其大加讚賞。不過後來凌叔華轉拜陳西瀅為師，並發展成為情人，不僅再也不理睬她的啟蒙業師周作人了，而且還曾出文諷刺。
那篇指出凌叔華抄襲的文章是刊登在周作人任主編的《語絲》上。據說凌叔華曾請周作人撤下此文，被婉言拒絕。如此看來，陳西瀅轉而攻擊魯迅，一方面是為女朋友解圍，另外一方面也是為了報復。
面對陳西瀅對自己的人格和品德的攻擊，魯迅不得不做出反擊。他在1926年2月8日的《語絲》上發了《不是信》一文。
在文中，針對陳西瀅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指控做出了長篇的詳盡的反駁，其中道："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 區別在於是"參考"還是"剽竊。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共28篇約12萬字，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共六章，"小說"只是第六章的一部分，約為5000字。陳西瀅憑什麼指責魯迅"整大本的剽竊"？
並且還是沒有任何具體證據的指控。後來連陳西瀅自己都覺得理虧，改口稱是魯迅取其一部分作為"藍本"，很讓人懷疑他的真實用心。
那麼陳西瀅何以敢不顧自己的名譽，理直氣壯、指名道姓地公開指控當時已經是"思想界的權威"的魯迅剽竊呢？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小人：張鳳舉。
張鳳舉曾留學日本和法國，專攻日本及法國文學的研究和翻譯。回國後，在魯迅的引薦下結識北大校長蔡元培，並被聘為北大教授，同時兼職北京女師大。張鳳舉本極力討好魯迅，甚至寫過吹捧魯迅的長文《魯迅先生》，連魯迅本人看後也說"未免說得我太好些"。
當時，不知道什麼原因，兩人開始交惡、張鳳舉於是先是去對陳西瀅說魯迅抄襲，又去對周作人說陳西瀅的壞話，兩頭傳話、造謠生事。被揭穿之後，竟然去求周作人不要出揭他的名字，又跑去陳西瀅那裡提出同樣的央求。極盡小人之能事。
但是不管怎麼說，陳西瀅在沒有通讀鹽谷溫原著，沒有任何證據，沒有調查研究的情況下，僅憑小人的幾句讒言，為了討好女朋友洩私憤，使用"抄襲剽竊"、"男盜女娼"、"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此等惡毒的語言誣陷攻擊魯迅，實在有失學者尊嚴，也與他自詡的"正人君子"形象相去甚遠。
這場論戰前後持續了兩年之久，參與人數眾多，除了魯迅和陳西瀅之外，還有周作人、胡適、徐志摩、章士釗、顧頡剛、李四光、蘇雪林、凌叔華等重量級的文人捲入，一直到魯迅與許廣平離開北平前往上海，陳西瀅與凌叔華離開北平奔赴武漢才得以告終（幸虧那個時候沒有網絡）。論戰中，雙方都使用了尖酸刻薄的語言攻擊對手，鬧的轟轟烈烈，鬧的兩敗俱傷。
"抄襲"事件對魯迅的傷害極大。魯迅先生一生最痛恨抄襲之人，竟被人以此作為利劍刺傷，讓他很多年後，依然不能釋懷。
他在1935年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中寫到："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閒話》裡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裡去了。"
在這場論戰中，陳西瀅扮演了極其不光彩的角色，最後是灰頭土臉、自取其辱。胡適在1936年寫給蘇雪林的一封信中說："通伯（陳西瀅）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使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雖然胡適一直是魯迅痛罵的對象，但這個時候還是為魯迅說了一句公道話，可惜太晚了。這封信公開發表於1936年12月，而魯迅已於1936年10月19日與世長辭，沒能看到。
魯迅在他的遺囑裡寫到："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
看的出，魯迅不寬恕的人裡頭一定包括陳西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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